来源:滚动播报

(来源:上观新闻)

文/谢志超

原刊于《书城》2026年7月号

一九一九年七月,少年中国学会成员田汉在《少年中国》发表《平民诗人惠特曼的百年祭》,将沃尔特·惠特曼介绍至中国。自那以后,惠特曼和他的《草叶集》逐渐走入中国读者的视野。大部分读者不了解《草叶集》的创作历程,不知道其体量由一八五五版收录的十二首诗歌最终拓展至一八九一至一八九二版的近四百首诗歌。在近四十年创作与修订《草叶集》的时光里,惠特曼还出版了《战争备忘录》《典型的日子》《十一月的枝丫》《再见,我的幻想》四部散文集。同时,他还写下近四千封书信,其中三千封已被整理出版,涵盖他写给朋友、家人、读者、出版商、医护人员等的各类信笺,另有近一千封遗失或未被发现。一九六一至一九七七年,纽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沃尔特·惠特曼书信》(The Correspondence of Walt Whitman),共计六卷。如今,部分书信手稿和电子版可在惠特曼档案馆网站(Whitman Archive)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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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特曼〈书信〉选集》

[美]沃尔特·惠特曼 著

谢志超

上海三联书店

2026年版

二〇二六年四月,上海三联书店首次出版《惠特曼〈书信〉选集》(下文简称《书信》)中文译本。选择翻译这些书信,是本人从事惠特曼研究工作的一部分,旨在为同期的《草叶集》翻译与研究提供支持。与《草叶集》雄浑壮阔、气势磅礴的自由体诗歌语言不同,惠特曼的书信语言素朴直白、真诚坦率,呈现口语化、交谈式、略显粗粝的特征。《书信》翻译似乎比诗歌翻译简单。但是,《书信》中大量的破折号使用、语序颠倒、不完整信息叙述等,给翻译工作带来了一些困难。另外,面对不同的书写对象,惠特曼的措辞与语言风格亦有所差别。为了贴近不同书信的文风与语调,特定的书写语境研究是此次翻译的一项重要工作。他写给书商亚伯拉罕·保罗·里奇的信中,语言生动诙谐,略带嘲讽,透着调皮,吹拂着艾米莉·迪金森一贯不屑的“不雅”风:

我厌倦了在这里一点点消磨时光,把自己短暂生命中最美好的部分耗在这个熊窝里,这个被上帝遗弃的角落;周围全是乡巴佬、土包子、呆头汉,还有面色黝黑的粗鄙姑娘、丑陋肮脏的小屁孩——他们扯着嗓门尖叫,举止粗鲁不堪——以及满脑子装着无知偏见还自鸣得意的乡巴佬。(文中所有译文均由本文作者翻译,下文同)

《书信》里的许多话题见证了《草叶集》的萌芽与成长,契合惠特曼的创作主题。惠特曼在诗集中将草叶与树木的意象并置,体现微观与宏观、个体与整体、平凡与崇高的统一。他在书信中探索不同时期的创作心理与诗学理念,表达对亲情、友情、爱情的渴望与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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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叶集:沃尔特·惠

特曼诗全集》(修订版)

[美] 沃尔特·惠特曼 著

邹仲之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2年版

惠特曼对血缘关系的重视从他与家庭成员的通信中可见一斑。他与母亲路易莎·范·维尔索尔·惠特曼的关系最为亲密,留下了上百封书信。或许只有在母亲那里,他才能“以一种非同寻常的方式表达自己”,宣泄长期在外漂泊的压抑与焦虑。一八六三年十月六日,他在信中写道:“最亲爱的母亲,我多么希望我能回家一趟,哪怕只待一个星期。我非常希望见到你们所有人……母亲,我知道您一定有许多操心与烦忧的事,但您一定不要让任何事情折磨您。”表面上看,他牵挂家人,实则是他自身渴望回归家庭、寻得片刻歇息与温情的表达。他们之间的通信内容涉及家庭琐事、诗歌构思、作品出版、衣食住行等,有些絮絮叨叨,有些三言两语。路易莎是《草叶集》中的母亲原型:

母亲在家静静地把餐盘摆在餐桌上,

母亲说话温柔……整理她的帽子和大衣……她走过时身上和衣服上散发着健康的气息:

父亲结实、自负、强壮、易怒、缺乏公正,

自吹自擂,声音响亮语速快,毫不退让地讨价还价,老奸巨猾,

惠特曼同样牵挂家庭其他成员。他关注内战期间入伍的弟弟乔治·华盛顿·惠特曼,甚至去前线寻找他。他担心患有智力障碍的爱德华·惠特曼,总在信中询问他的近况,打算亲自照顾他的起居。“等我身体恢复,在这里买一幢房子,把祖母和埃迪接过来,你和加利福尼亚(按,“加利福尼亚”是惠特曼给侄女取的名字)一定要来。”这一愿望从未实现,毕竟以惠特曼的自理能力,能照顾好自己已经很好。他常与托马斯·杰斐逊·惠特曼分享自己的快乐:“我在波士顿度过了非常愉快的时光,遇见很多我喜欢的人,没见过这么好的人。他们各方面都很出色,非常友善,慷慨大方,心地善良,当然也很聪慧。”

惠特曼是一位依恋母亲的儿子、关照手足的兄弟,又是一位将爱情、父爱和情欲投射到陌生人身上的“情感流浪者”。他笔下的爱,既狭隘又宽阔,组诗《亚当的子孙》和《芦笛集》是他个人感情与生命哲思的核心表达。他认为身体之爱与精神之爱同等重要,由此衍生出生命之爱、民主之爱、宇宙之爱。

惠特曼与英国的安妮·吉尔克里斯特夫人曾有交往。后者从其好友威廉·迈克尔·罗塞蒂那里读到惠特曼的诗歌,与之取得联系。经过一段时间的深入交流,吉尔克里斯特带着三个孩子来到美国。用现代人的话来说,这属于网友线下见面或者粉丝见偶像行为。那时的惠特曼已中风偏瘫,渴望有人陪伴。他毫不犹豫地将母亲留下的戒指赠予吉尔克里斯特。没过多久,他开始忧郁,害怕改变现状,苦口婆心地劝对方离开,也劝退了自己的爱情。他在信中写道:“我最亲爱的朋友,我不赞同你漂洋过海来美国定居。我在这里经历了很多事情,可你对美国毫无概念……至于我在这里的文学处境,我被同行拒斥……”他们两人一直保持着联系。这种超越爱情的友情对一位孤独的老诗人而言,算是一种爱而不得的慰藉。他在写给友人的通信中表达自己的无奈:“人们说时间是最好的医生,能治愈我们身心的伤痛。我祈求命运,让它早日驱散我的郁结。”

评论家彼得·科维洛认为,内战期间,惠特曼出入医院照顾伤病员,“模糊了母亲、父亲、护士、爱人、知己、代笔者的常规角色”,构建了一种全新的家庭想象。他与年轻士兵刘易斯·K.布朗、托马斯·索亚等人的通信,流淌着微妙的情感,暗含对男性情谊的赞美。惠特曼幽怨地写道:“我最亲爱的战友,我得与你道别,愿上帝让你心中至少能对我生出一丝我对你的那般情意。哪怕只有四分之一,我也很满足。”他还写道:“我最亲爱的战友,即便我很想写一写内心感受,也无法在信里穷尽。我猜,或许我的信在你看来有些奇怪、不合常理,可既然我写的全是真心话,就不为此烦心了,正如之前我所言,我不指望你对我的爱和我对你的爱一样。”他甚至对年轻的电车售票员彼得·多伊尔诉衷肠:“想到你,知道你一切都好,知道我还会回来,我们还能再相聚,我就觉得特别好。如果不能想念你、期盼你,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惠特曼的这些情感经历为他歌颂男性之间深刻、温柔、忠诚的依恋与爱慕奠定了基础。

惠特曼的书信记录了他与很多作家的交流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影响。一八八二年一月十八日,英国唯美主义作家奥斯卡·王尔德拜访惠特曼,说自己的母亲拥有一八五五版《草叶集》,还说自己在牛津上学时,常和朋友分享其中的一些诗歌。惠特曼沉浸在王尔德的崇拜与夸赞里,说他是一位“高大、优雅、帅气的年轻人”。王尔德在一八八二年三月一日的信中写道:“我务必再见您一面,在这广袤的美洲大陆,没有谁能让我如此敬爱与尊崇。”有趣的是,王尔德于一八九五至一八九七年间在狱中创作了书信集《自深深处》,回顾他与同性恋人艾尔弗雷德·道格拉斯勋爵的情感历程。这部作品与《书信》有异曲同工之处。英国的威廉·F.钱宁、阿尔弗雷德·丁尼生、约翰·阿丁顿·西蒙兹、理查德·莫里斯·巴克等一直与惠特曼互通书信。丁尼生对男性情谊的描写,可能影响了惠特曼的诗歌创作。西蒙兹对惠特曼诗歌中的男性情谊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巴克认为惠特曼的诗歌是超越性体验的最佳表达,并成为惠特曼最忠诚的朋友、最早的传记作者以及文学执行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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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深深处》

[爱尔兰] 奥斯卡·王尔德 著

朱纯深 译

译林出版社

2022年版

这里必须提及惠特曼与超验主义的共鸣。一八五五年七月二十一日,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收到惠特曼赠送的《草叶集》之后,特意写信给他:

我并非没有察觉到《草叶集》这一非凡礼物所蕴含的价值。我发觉它是美国迄今为止贡献的最具非凡才华与智慧的作品。阅读它时,我感到非常愉悦,正如强大的力量令我们愉快。它满足了我对这看似贫瘠、吝啬的特性所提出的要求,仿佛过多的雕琢或过多的情感流露让我们的西部才智变得臃肿而狭隘。我为你拥有这自由而勇敢的思想感到高兴,我从中获得极大的愉悦……我祝贺你开启伟大的职业生涯,能拥有如此开端,此前定在某处经历了漫长的积淀。

惠特曼的小心思突然上线,他直接将回信写成公开信,与爱默生的来信一起收录至一八五六年版《草叶集》,这令爱默生颇有微词。惠特曼想去华盛顿工作,于一八六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写信给爱默生:“我希望您能以随信附上的信笺格式为我写点什么,那样我可以递交上去,开始大人物对我的面试。”次年一月十二日,爱默生度假归来,在回信中吐槽华盛顿这座城市官僚气息太重,毫无魅力,建议惠特曼“从事新闻行业或许比在政府部门任职更合适”。口是心非的爱默生早在两天前已正式致信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威廉·H.苏厄德,向他推荐惠特曼,评价他“是一位极具原创天赋的人,个性鲜明,兼具强大的能力与可贵品格:一个自立自强、胸怀宽广的人,深受朋友们的爱戴;在其思想、品味和行事上,全然秉持爱国之心与仁爱之德”。爱默生对惠特曼立足美国文坛以及他后来从事各项工作起了良师益友的作用。

《草叶集》展现了惠特曼对超验主义的“自立、自然、超灵”等观点的吸收与改造,将崇高的精神追求平民化、身体化,将美国文艺复兴推至巅峰。爱默生从惠特曼身上看到了美国文学摆脱对欧洲母体文学的依附、确立本土文学的模样,这是他毕生的夙愿。

惠特曼的书信,不仅详细记录了《草叶集》各版次的构思、修改、出版困境与营销策略,还见证了他从记者到诗人的转型。他在书信中阐述的民主理想、身体美学、个体与国家的关系,影响了埃兹拉·庞德、T. S. 艾略特、巴勃罗·聂鲁达等现代诗人。

惠特曼在《草叶集》中歌唱自我,承认“树叶来自树木,或者树木来自大地,它们更来自你”。你是他或者她,你是草叶,而“我在户外为自己读这些草叶,用树木、星星、河流验证它们”。这种闭环的书写模式让他笔下的草叶与树木相融无间,与城市相融无间。惠特曼没有体验亨利·戴维·梭罗笔下的林间生活,但他走入了城市丛林。他笔下的城市与树林并非割裂的存在,高楼与树木、街道与小草拥有同等价值。他构建复调诗学,赞美自己是城市的诗人,是自然的诗人,实现个体、自然、宇宙的统一。惠特曼在诗歌、散文、书信的世界里,带着小草的生命力在林间探索,感受雾霭晨昏。草木成林,林间有信,延绵无尽,写下爱的颂歌。因为“爱是创世的龙骨,/无限是田野里坚挺或萎垂的树叶”,“除却爱,别无其他主题——交融、包容、遍布万物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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