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答辩”是一个围绕文史类新书展开对话的系列，每期邀请青年学者为中英文学界新出的文史研究著作撰写评论，并由原作者进行回应，旨在推动文史研究成果的交流与传播。
本期邀请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历史系孔思宇（Uluğ Kuzuoğlu）副教授与三位中国学者讨论其近著《现代性的编码：中国文字与全球信息时代》（Codes of Modernity: Chinese Scripts in the Global Information Age，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23）。本文为评论文章之一。
孔思宇（Uluğ Kuzuoğlu）著《现代性的编码：中国文字与全球信息时代》（Codes of Modernity: Chinese Scripts in the Global Information Age，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23）
一
晚清以降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知识界关于文字改革的方案层出不穷，包括切音字、注音符号、汉字拉丁化、简化字、世界语、汉语拼音等等。改革主张者基于汉字繁难不易读写的共识，将文字改革与民族危机、国家统一、大众启蒙、阶级革命等议题结合。文字改革问题已受到海内外研究者的广泛关注，迄今已形成了两种代表性的研究趋势。其一是以王东杰、钟雨柔、陈怡君（Janet Y. Chen）等学者为代表的语文现代性研究。王东杰着眼于一体化的语言文字体制对民族国家的建构；钟雨柔将标举语音中心主义的“汉字革命”视作中国语言现代性的起源；陈怡君探究标准化口语如何在国家政治与个人日常习惯的冲突与协商中成形。这些研究从不同角度丰富了对中国文字改革问题的理解，不过在某种程度上也分享了“语言中心主义”的假设。王东杰从民族国家建构出发研究近代中国语言政治的内部博弈，文字往往被简化为国家统一语音、整合主权空间的被动载体；钟雨柔从德里达式文字学出发的文学现代性批判，关注声音的权力、文学的启蒙与认同的二律背反，却也将文字视为声音的附庸；陈怡君则侧重“语音”的标准化过程。近年来，受到科学技术史、物质文化史、媒介考古学等新兴方法影响，以石静远（JingTsu）、墨磊宁（Thomas Mullaney）为代表的学者将目光转向文字改革的技术史，考察汉字改革与西方在大众传播中建立的文化和物质霸权之间的博弈，开启了另一种颇具学术冲击力的视角。这些研究意在颠覆长期以来认为汉字“落后”并与现代性不兼容的东方主义偏见，论证了汉字技术化的“胜利”。
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历史系Uluğ Kuzuoğlu（孔思宇）副教授的新著Codes of Modernity：Chinese Scripts in the Global Information Age（2023），正是在回应上述两种研究趋势的基础上展开。作者不仅指出了“语言中心主义”的局限，更认为文字改革研究的技术史转向，容易陷入一种技术民族主义的浪漫叙事，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全球信息资本主义下的不平等。在本书中，作者凭借多语档案与跨国视角，将清季以来文字改革的历史，整合进一个由“字母劳动时间”（Alphabetical Labor Time）所形塑的全球信息资本主义扩张网络中，在既有研究基础上提出了“现代性的编码”（Codes of Modernity）这一全新概念。在他看来，文字改革本质是对信息传播与脑力劳动进行的一场“符号编码工程”。“编码”概念之所以极具冲击力与解构性，原因在于：其一，它将语言文字视为一种建构工程化社会的基础设施，在全球信息史中重估中国文字改革的历史意义；其二，它打破技术中立性的幻觉，探寻编码技术标准背后权力运作的逻辑和意识形态冲突。
本书作者拥有跨国的教育背景，先后在土耳其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取得学位，本书便是基于他的博士学位论文修改而成。作者能驾驭汉语、英语、俄语、土耳其语等多语种文献，使其研究逸出传统汉学的边界，在庞大的跨国知识网络中穿梭，烛照历史底层的复杂脉络。
二
本书在“编码”的新视野下进入文字改革运动，全书共七章，大致可分为字母文字如何成为汉字改革的隐性动力（第一、二章）、中美跨国心理科学网络中的“认知管理”问题（第三、四章）、欧亚地缘政治下拉丁化字母的体制化（第五、六、七章）三个部分。
本书的引言凸显了作者重写文字改革发生史的野心。既有研究多从启蒙民智、普及教育等角度探究文字改革的起点，作者则敏锐地抓住“脑”的概念史流变。根据晚清沈学、谭嗣同等清末文字改革支持者对“脑”的认识，大脑此时成为“电气化身体认知的中心”，“脑气筋”甚至可以对接电报技术。在作者看来，近代中国文字改革运动勃兴，本质上是对工业生产和现代通信技术的回应。文字在脑力劳动中扮演的角色，类似于工厂劳动中的机械。当晚清中国卷入全球信息时代与工业资本主义，书写“效率”便成为最核心的要素。信息与资本的“时间”成为评估标准，西方“字母劳动时间”为蓝本的效率模型，映照出汉字书写系统的“落后”。当然，书写效率与政治意识形态息息相关。作者接下来便从追求书写效率的全球同步性出发，探究跨国的政治意识形态冲突。
第一章“字母化劳动时间：晚清的文字、电报与大脑”在引言基础上，进一步厘清以“脑力”与“效率”为核心追求的汉字改革起点。作者在清末之际蔡锡勇发明速记术、王炳耀发明拼音文字、沈学测试不同字体的书写速率等个案之间建立关联。晚清国门洞开之际，汉字受到了电报、摩尔斯密码等通信基础设施的物质性排斥。改革者为减少汉字与字母之间的不匹配、节约脑力劳动和文书工作所需劳动时间，发明新文字以提高信息传输效率迫在眉睫。作者提出“字母化劳动时间”概念，旨在表明中国文字改革诞生于对西方工业化时间的焦虑中。
蔡锡勇《传音快字》的声母表
《传音快字》的简字示例
第二章“注音字母：文字与语言政治的诞生”指出，注音字母的诞生是全球信息时代下本土与跨国力量共同塑造的结果。传教士、中国知识分子、政府都参与了注音字母的创造与推广，围绕注音字母的争论成为语言政治的竞技场。作者论及1913年读音统一会中的观念分歧，涉及劳乃宣、王照、章太炎等人的注音字母提议背后不同的政治想象，与王东杰等人关于国语运动的研究有重合之处，不过作者在王著基础上，进一步肯定了传教士在注音字母具体推广上的贡献。
第三章“基本汉字：认知管理与大众识字”从字母时间转向讨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大众识字问题。学界以往围绕该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各类教育运动的社会政治史上，作者则别出心裁地将大众识字定义为一项“认知管理”工程，将其纳入心理科学的全球史视野。留美心理学家与教育家受美国泰勒制（Taylorism）行为主义心理学影响，将汉字视作可测量、可管理的“编码”，识字因此成为一种可依据科学方法加以优化的脑力劳动。无论心理学家陈鹤琴、廖世承对于“常用字”的词频统计，还是晏阳初的《平民千字课》，都是跨国智力测量运动中的构成部分。当然，在看似中立的科学测量统计背后，亦存在不同政治力量对“大众”的争夺。其中，洪深创造性地改造奥格登（Ogden）“基本英语”（Basic English）理念，发明《一千一百个基本汉字使用教学法》，代表了左翼知识分子为大众识字工程制定的激进方案。
《一千一百个基本汉字使用教学法》，洪深著，生活书店，1935年出版
第四章“汉字简化：挖掘、计数、视觉”承接第三章，探究简化字运动中的信息政治经济学。在注音字母推行困难之际，汉字简化成为替代性方案。简化字运动亦呈现出复调性特征：钱玄同、刘半农等人挖掘宋元以来的通俗文学与日用类书，提取出笔画较少的“俗字”；林语堂在《论语》杂志上发起俗字讨论，征集民间方案；更有不少留美学者受心理科学影响，试图用科学实验来定义“最优”的字体，涵盖了从笔画统计到汉字的格式塔（Gestalt）感知等多个方面。1930年代国共两党围绕汉字简化问题亦发生激烈冲突：国民党开展“新生活运动”，主张固守汉字“国粹”，取缔简化字；陈望道等左翼知识分子推动“手头字”运动，强调文字应服务于大众，并将其视为通向“拉丁化”的过渡性步骤。
自第五章“新东干文字：跨越欧亚大陆的拉丁化”起，作者将视野进一步扩展至欧亚大陆，勾连出汉字拉丁化运动鲜为人知的跨国谱系。以往研究多将文字改革的起源追溯到传教士或欧美东方学家，或把中国拉丁化字母视作瞿秋白的杰作。在作者看来，汉字拉丁化是欧亚大陆更大规模拉丁化浪潮的一部分，其影响源头可以追溯至19世纪60年代，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外高加索地区所开展的文字改革。当地的诸多突厥语系语言使用阿拉伯字母书写，而印刷与电报技术的扩张对当地书写系统构成了挑战，从而引发了改革者对文字效率的追求。其后，由苏联推动的文字改革继承了这一脉络。1926年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召开的全苏联首届突厥学大会决定将阿拉伯字母拉丁化，随后诞生的统一文字（UNTA）成为许多少数民族文字拉丁化改革的先驱。其中，19世纪由中国境内迁居到中亚，使用“小儿锦”（以阿拉伯字母拼写汉语的文字）的回族群体（苏联称“东干人”），也随之接受了拉丁化的“新东干文字”。作者通过史料钩沉和对比，指出1931年由中国共产党人和苏联语言学家共同制定的拉丁化新文字方案，很大程度上受到苏联民族文字改革的影响，其字母的最终版本是瞿秋白1930年方案与新东干文字间的折衷产物。
第六章“中国拉丁化字母：一种革命性的文字”接续第五章的问题意识，在1930年代中苏信息政治背景下继续考察拉丁化运动。苏联的文字改革强调保留民族语言的多样性，影响了中国拉丁化运动对于方言问题的处理。众所周知，中国拉丁化字母是与国民党的“注音符号”以及“国语罗马字”对峙的新文字方案。国罗将北京官话作为标准音而同方言脱节，被左翼视为政府与知识精英权力压迫的证据。1931年制定的拉丁化新文字采用了去标准音的方案，使拉丁化字母可以适用于多种方言。作者认为，左翼试图通过重组文字“编码”来重构社会权力，以此通达跨国的社会主义理想。吊诡的是，在拉丁化运动作为革命路线如火如荼之际，苏联远东地区的拉丁化运动却因物质技术匮乏而走向终结。随着政治局势的变化，所有苏联民族语言最终走向西里尔字母化。本章揭示出拉丁化运动作为一场“编码革命”的不可完成性：文字改革是政党意志、意识形态斗争和物质基础设施博弈的结果，从而为下一章埋下伏笔。
第七章“拼音帝国”旨在发掘汉语拼音建构背后的中央权力扩张问题。在纵向的历史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汉语拼音方案，接续了民国时期国家政权推广标准语言的逻辑。一方面，拼音是“穿上了拉丁化外衣的注音符号”，它作为汉字的“辅助工具”，巩固了汉字在凝聚一体化国家意志中的核心地位。另一方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将少数民族边疆地区纳入国家的通信工程网络，这在1949年后成为边疆语言治理的技术基础。在横向的区域维度，当拼音在汉族地区降级为辅助工具时，它却在民族边疆地区以牺牲民族文字为代价强力推行。
三
就学术史意义而言，本书是中国史“信息转向”的标志性产物。自20世纪40年代“信息论”与“控制论”兴起后，“信息史学”这门新兴学科应运而生。信息史最初主要研究信息的科学技术理论如何催生现代信息社会的全球条件，继而逐渐系统化地探究人类历史上的信息现象、信息活动，以及信息技术如何塑造人类社会。简言之，如果说传统史学关注“谁在何时做了什么”，那么信息史则将信息本身视为历史的主角，聚焦于人类历史上信息的定义、收集、分类、储存、编码、传播和管理，并探讨这些过程如何改变了历史的走向。
近十年来，“信息史学”在海外中国文学研究领域激起不小涟漪。其中，Literary Information in China: A History（Jack W. Chen, Anatoly Detwyler, Christopher M. B. Nugent, and Xiao Liu, ed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21).这一论文集重新审视中国的文学传统，考察中国文学作品如何被转化为可存储、可处理和可传输的信息，并分析了支撑这些活动的物质、知识和社会实践体系。信息并非是于数字时代才出现、被西方垄断的现象，中国的信息管理自古有独特的传统。晚清以来，中国传统信息生态与西方现代信息技术发生剧烈碰撞与融合，以信息视角来研究文学嬗变别开生面。比如Anatoly Detwyler深入探讨茅盾、沈从文等现代作家如何认识并回应信息的概念和体制（2025）。本书作者与墨磊宁、石静远等学者都受“信息转向”影响，关注汉字与现代技术碰撞的问题。不过，就本书反映出的“信息转向”而言，可发现“信息”作为新兴研究视角，在打开边界的同时，也具有一定局限性。
Literary Information in China: A History
其一，如果信息的主要特征之一是流动性和传播性，那么本书值得追问的是，文字作为信息是如何被感知的？如何下沉至基层社会？传播过程中发生了何种变化？换句话说，知识精英能否垄断文字的信息技术史的叙事？虽然本书作者有效地提出“现代性的编码”这一视角，并出色地完成了对文字改革的信息政治经济学分析，证明文字从来不是中立的工具，但并未触及微观层面信息接受与信息交互问题。因此，本书总体上仍是一部“不见接受者的信息史”，对自下而上的图景关注不足。
本书在第三章“基本汉字：认知管理与大众识字”中论及心理学家通过眼动实验等手段优化阅读效率。据笔者研究，心理学家在基层社会开展认知实验和管理时，其实遭遇了不少挫折。譬如彼时留美心理学家皆倡导“默读”法，但当他们深入河北定县农村后发现，农民习惯于听觉主导的认知模式，即便学会了识字，也往往只能一字一顿地朗读，难以形成“默读”习惯。也就是说，视觉主导的印刷文化难以撼动民间长久以来的“听觉—触觉”认知模式。此外，本书第三章还高度评价了陈鹤琴等人的字频统计与智力测验，将其视作管理民众认知能力的先进工具，但这种“为精确而精确”的科学实验往往距离日常生活十分遥远。民众面对实验场景的畏难情绪，往往是无法量化的，但恰恰这些情感要素才是阅读能否真正发生的关键。笔者的研究发现，针对这一困境，定县的心理学家们调整了对实验开展过程的预期，通过与农民深度社交，将认知测量融入进他们的日常生活。实验由此超出主客分离的理性化制度，容纳了双方丰富的个人体验和情感世界。这种联系起实验双方的情感劳动，是本书强调“认知管理”的宏大叙事中所忽略的。定县平民教育运动的历史经验质疑了精英阶层对科学的垄断和对信息的控制，心理学家推广的阅读测验，成为与底层受众在文化惯习、情感经验以及知识权力上展开双向重塑的过程。
其二，作者将文字改革视作工业效率逻辑下的现代化产物，但代价是将“文”的传统简化为信息的政治经济学。正如他在评论墨磊宁的研究时所警示的，这种对技术的聚焦有时会演变成一种新的“物神化”，从而掩盖了文字在编码化过程中流失的精神本原。实际上，汉字书写系统的激进改换并不意味着“文”的传统断裂，二者之间的张力值得进一步讨论。汉字书写系统乃维系文教与伦理的核心，依托汉字书写而形成的“文”的传统从未断绝，“彣彰”“属文”“人文”是现代知识分子安身立命所在。诚如作者所言，清季以来的一部分知识分子确实将文字视作社会信息治理工程的一部分，但是改革者在将汉字“编码化”的过程中，究竟如何处理传统之“文”呢？
汉字不仅是传输信息的“编码”，更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上勾连人的“存在”，是具象世界与精神世界的连接桥梁。可惜作者未能在追求效率的科学模型下引入这一维度，进一步讨论技术冲击之下人的心灵图景。其实本书第六章“中国拉丁化字母：一种革命性的文字”中提到一个颇值得玩味的细节：拉丁化运动的领袖人物萧三在晚年坦陈，虽然拉丁字母提高了书写效率，但当他用拉丁字母进行文学创作时，却感到了巨大的痛苦和失败。由此可见，拉丁字母无法取代汉字所承载的审美理想与文化追求，机械的信息管理与人的精神世界之间存在裂隙。这也解释了作者所言：尽管众多知识精英从效率出发倡导文字改革，但这场革命仍旧是未完成甚至不可完成的。进步的改革者一方面追求文字革命，另一方面对机械的效率管理逻辑又保持着距离与怀疑，这种挣扎或许构成了文字改革推行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三，尽管本书充分讨论了汉字改革“信息史”的断裂、失败与不平等结构，但它呈现的仍然是一种以西方现代性为标准的、启蒙历史的叙述结构，以同质化的资本主义全球时间框架先在地排除了启蒙现代性的“他者”。作者反对以往研究中“汉字最终适应西方技术”的英雄叙事，在他看来，近现代中国汉字的编码化是一个典型的“失败”故事。作者最终证明了那些未能推行的文字方案，不应被简单地视作在技术上具有缺陷，而是改革者对抗历史中结构性压迫（比如全球资本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的产物。但值得商榷的是，纵览作者所总结的文字改革“失败”原因，比如打字机、印刷技术等现代物质基础设施推广不充分、政党政治斗争、单一民族国家权力的扩张等，这些依据无疑重复了“现代”和“效率”的标准。
遗憾的是，作者较少触及书写效率之外，关于精神和伦理的深层维度。比如，作者在引言和第一章都讨论了“脑”的概念史流变，但他更多关注的是大脑作为信息处理机制的效率问题，而未探讨这种“效率”逻辑与中国人心性观念、修身传统的张力。比如，本书提到的文字改革者章太炎精通古文字学，他为何倡导汉字革命？本书在全球信息时代与工业资本主义的扩张背景中考察这一现象，但有趣的是，章太炎恰恰在1903年批判“经济”为中心的革命，肯定政治为中心的革命，与本书以“效率”为核心的立论前提产生错位。章太炎认为，革命之所以格外倚赖语言文字，其重要原因便在于“声音”可以构建新的革命主体、召唤新的革命道德。章太炎“以‘文’为手段的革命”（林少阳，2018）虽不能代表所有“废除汉字”主张者，却凸显了文字改革者与传统之“文”的联系。有趣的是，作者在引言和首章中奠定了围绕着“脑”的信息技术史框架，而中国学者王东杰则借用宋儒张载与朱熹所言，将其国语运动的研究专著命名为“声入心通”（《声入心通：国语运动与现代中国》，2019）。或许，文字改革从来不仅是一场信息技术革命，也是一场改革者重构身体、伦理与现代主体的心灵革命。“心”和“脑”的视角各有所长，期待它们在未来能进一步交汇。
王东杰，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4月，580页，88.00元
最后，杜赞奇提出的“复线的历史”（Bifurcated History）或许能帮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这些新旧之际的文字改革实践。在他看来，历史不是一条单向流动的直线，而是充满分叉和多种可能性的网络。史学的任务，便是去搜寻那些被日后的线性启蒙历史所排斥、收编和抹杀的异质性话语和事件。那么，就文字改革问题而言，究竟如何超越将文字视为效率工具的现代性迷思，回到信息与身体、伦理乃至存在等要素未曾分裂的整体状态，探究文字改革的发端与走向？这或许是值得我们继续深思的问题。
李扬（四川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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