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答辩”是一个围绕文史类新书展开对话的系列，每期邀请青年学者为中英文学界新出的文史研究著作撰写评论，并由原作者进行回应，旨在推动文史研究成果的交流与传播。
本期邀请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历史系孔思宇（Uluğ Kuzuoğlu）副教授与三位中国学者讨论其近著《现代性的编码：中国文字与全球信息时代》（Codes of Modernity: Chinese Scripts in the Global Information Age，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23）。本文是孔思宇副教授对三篇书评的回应。
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孔思宇（Uluğ Kuzuoğlu）
首先，我谨向三位认真阅读并深入评议本书的评论者致以最诚挚的感谢。他们富有洞见的评论，使我得以重新审视本书的贡献与不足，并进一步思考未来文字史研究可能走向何方。三篇评论各有侧重。本文将这些讨论归纳为三个更为宏观的议题：其一，效率的历史性；其二，文字方案与意识形态的纠葛；其三，电子计算机时代文字工程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前两个议题直接关系到本书的核心论证，第三个则是一种方法论上的思辨，从数字时代的视角进一步拓展这场讨论。
《现代性的编码》从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出发：为什么自十九世纪末以来，中国的改革者与革命者始终试图改变日常书写中使用的文字？
我并非第一个提出这一问题的人，也不会是最后一个。然而，在梳理既有文献时，我逐渐意识到主流史学解释的局限性。一方面，此类研究往往将民族语言改革视作根本动力，从而滑向了语言政治，遮蔽了文字政治本身的历史逻辑。另一方面，近年来另一类研究则将焦点对准西方东方主义，认为中国改革者推动文字改革，最终源于西方关于汉字的技术性误解。两种解释固然都揭示了文字改革史的重要侧面，但在我看来，它们都不足以充分说明文字改革何以在中国兴起。几乎所有关于语言改革的著作，最终都花费大量篇幅讨论文字的物质性。这恰恰说明，文字改革所涉及的问题，并非语言政治所能涵盖。更令我感到不安的是，将东方主义视为主要解释框架的叙事。在这种“大卫对抗歌利亚”的叙事中，半殖民地中国的文字仿佛始终在与西方帝国主义字母表对抗。《现代性的编码》正是在回应上述两种史学路径的基础上，尝试重新理解历史行动者围绕汉字的实践与斗争，并为中国乃至世界文字改革史提供另一种解释框架。
孔思宇著《现代性的编码：中国文字与全球信息时代》（Codes of Modernity: Chinese Scripts in the Global Information Age，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23）
在阅读晚清以来的文字改革方案时，我首先注意到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节省脑力”。这一提法最早见于1896年沈学等关于电报通信的论述。当时这位年轻的改革者已将电报通信问题与文字的物质性联系起来。此后，无论是陆费逵、钱玄同等重要人物，还是鲜为人知的中国心理学家，都不约而同地将文字改革视为“脑力”问题。随着史料范围不断扩展，我又发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俄罗斯和土耳其革命者也曾以几乎相同的语言，将拉丁化描述为实现科学劳动组织和适应机械化时代劳动优化的重要工具。继续向前追溯，我又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奥斯曼文献中发现了类似的论述。当时，奥斯曼改革者首次直面电报与工业印刷术所带来的挑战。他们认为，阿拉伯字母造成了精神上的混乱和浪费，因此必须加以改革。简言之，从伊斯坦布尔到北京，我所接触到的几乎每一位文字改革者，都将文字问题表述为一个关乎脑力劳动效率的问题。这一发现奠定了本书的核心论点：中国的文字改革，本质上是针对工业经济对人类脑力劳动所进行的结构性重塑而做出的历史回应。换言之，所谓汉字（乃至任何非拉丁文字）的“低效率”，并非一种超越历史的事实，而是工业时代特定技术环境与信息传递时间性共同塑造的历史判断。
刘美涵和李扬都对这一论点提出了质疑。李扬认为，我对历史行动者抱有过多同情，以至于“延续了他们的观念，认为字母化、简化文字改革是信息时代的大势所趋”。评论者认为，我过于重视改革者关于“效率”的论述，并误将汉字视为“低效”。换言之，在他们看来，中国文字所谓的“低效率”只是意识形态想象的产物，而我却未能进一步深入考察汉字书写自身所具有的效率优势。例如它能够在信息密度上超越拼音文字，或其在多语言环境中的适应能力。李扬的批评更为直接。她认为，本著虽然批判了启蒙主义叙事，却仍然沿用了以“效率”为中心的叙事框架，并将文字改革置于一个“典型的‘失败’故事”之中。刘美涵也提出了类似的问题：“字母化文字是全球信息时代的必然诉求与历史目的吗？”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区分“历史条件”与“历史目的”。后者意味着一种目的论；前者则强调历史行动始终受到特定结构性条件的制约，却并不预设唯一的历史结果，而是容纳不同的历史可能性。“字母化”当然不是信息时代的历史目的。事实上，文字改革从来不限于字母化。无论是汉字简体化，还是通过统计研究与心理学实验推动文字的科学化与合理化，都是文字改革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真正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如何提出一种崭新的解释框架，将字母化、简体化以及文字的科学化与合理化理解为同一历史过程的不同表现。本书的策略，是将文字问题重新嵌入全球信息时代的历史语境中。这一时代大潮不仅改变了人们认识、学习、书写、阅读与思考的历史条件，亦重新塑造了文字改革得以展开的物质条件。换言之，全球信息时代并未预先决定汉字的未来，而是创造了历史行动者争夺这一未来的物质条件。
“效率”之所以重要，并不在于它提供了衡量文字优劣的客观标准，而在于它成为改革者论证各种文字方案正当性的共同尺度。这也正是本书最容易被误解的一点：在我看来，“效率”从来都不只是一个技术问题。毕竟，如果效率仅仅是一个所有改革者都能够达成共识的技术问题，那么他们完全可以坐下来，共同寻找最适合中国的“最佳文字”。然而，他们之所以无法做到这一点，恰恰是因为效率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社会与政治问题。追求一种更高效率的技术，意味着必须面对一系列更为根本的社会与政治追问：谁将从中获益？谁掌握它的运行？它最终会催生怎样的社会？这些正是中国改革者在全球信息时代的结构性与技术性条件下不断追问的问题。
因此，在讨论“效率”时，我们必须格外审慎，以防滑向技术决定论的窠臼。正如刘美涵所指出的，若从信息论的视角审视，汉字的信息熵实际上高于拼音文字，因此被认为具有更高的信息密度与传递效率。这一观点最早由赵元任在梅西会议（Macy Conferences）期间提出。然而，问题恰恰在于这种论证本身：它将建立在香农（Claude Shannon）去身体化传播理论之上的一种技术性效率观自然化，并将其视为衡量效率的首要标准，从而遮蔽了书写实践所固有的社会、文化与政治维度。中国（乃至世界其他地区）的文字改革之所以如此复杂，正是因为对于何为“效率”从来无法仅凭一种普遍适用的技术标准达成共识。归根结底，效率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其次才是一个技术问题。
赵元任（前排右三）在1953年于普林斯顿举行的第十届梅西会议（控制论跨学科会议）上。他在会上发表了题为《语言的意义及其获取》的论文。
章太炎的个案恰好能够说明这一点。刘美涵与李扬都将章太炎视为反驳本书关于“效率”核心地位这一论点的例证。李扬指出，章太炎的现代性观念本身就是反“经济”的，因此，他参与创制注音字母，不应被纳入效率与生产力的宏大叙事之中。刘美涵也提出类似看法，认为“章太炎在设计注音字母的同时，主张复用写法更加繁杂、字形更加多样、音形义结合更加精准的古字”。章太炎确实是一位极为复杂的思想家，他对汉字的思考难以与其古文字学及哲学研究截然分开。然而，我认为，同样不能将他对汉字的思考与全球信息时代分离开来。他对于功能、便利与效率的抗拒，正是对全球资本主义所强加的功能、便利与效率逻辑的有力回应。他所设计的字母方案并非历史的偶然，而是针对世界语者废除汉字主张所作出的智识抵抗。换言之，章太炎并非超然于效率政治之外，而是深陷其中，并试图重新定义“效率”的政治与文化内涵。
为了更好地理解晚清学者所经历的困境，不妨暂且回到我们今天所处的人工智能时代。一方面，人工智能作为一种前所未有地提升知识生产效率的强大技术，正在深刻改变知识生产的方式；另一方面，我们却陷入了对教育未来的忧虑。当机器已经能够比学生，甚至比教师写的更好时，书写、阅读、教学、学习乃至思考本身，其意义又何在？当知识生产的实践正在经历根本性变革之际，知识分子又应扮演怎样的角色？谁将从人工智能的红利中获益？谁又将被边缘化？我们今天所经历的社会与文化变迁，并不仅仅源于技术本身的变革，而是植根于政治经济结构的深刻转型。正是这种转型，迫使我们重新思考知识生产的未来及其价值，因为书写、阅读、学习与思考赖以存在的历史条件，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本书所讨论的章太炎、谭嗣同、陆费逵等人，同样经历着那场深刻历史转型所带来的冲击。当时，传统学问所承载的价值正在迅速瓦解，他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何谓知识？在一个新的社会中，何种知识才具有价值？这里的关键词正是“价值”。全球信息政治经济的兴起，不仅动摇了围绕汉字与传统学问形成的价值体系——这正是李扬所谓的“文”——同时也建立起一套新的价值体系。汉字及其所承载的文化传统不得不回应这一变化。因此，关于身体、主体与伦理的讨论，从来都不是脱离政治经济而存在的；它们始终围绕着一个共同的问题：在新的政治经济秩序下，什么才构成价值？章太炎关于书写的伦理观与哲学，实际上都源于同一个问题：在全球信息与资本主义时代，什么才构成真正的价值？
现代文字改革的讨论，始终无法绕开劳动时间与效率的问题；而真正理解劳动时间，又必然要求我们同时关注技术与物质性，以及文化、政治与意识形态。技术上的“成功”与“失败”，也必须放在这一复杂的关系网络中加以理解。正因如此，我对于李扬将本书概括为一种“典型的‘失败’叙事”深感遗憾。恰恰相反，本书展现的是全球信息时代所开启的各种历史可能性、结构性限制及其内在矛盾。我希望读者能够理解中国文字改革者所经历的热情、挫折与绝望；也希望超越那种将文字改革简单地叙述为字母与汉字之间文明对抗的历史叙事；更希望说明，推动现代文字改革的根本动力，并非两种文字体系之间的竞争，而是知识生产与信息传播政治经济结构的深刻转型。这场转型的力量如此巨大，以至于世界上几乎所有书写系统——包括汉字——都不得不服从这一转型的逻辑。如果这也算是一种“欧洲中心主义”，那么，我也只能“认罪”了。
但我的理解有所不同。我既认真对待十九世纪以来全球资本主义所展现出的前所未有的同质化力量，也认真对待人们面对这种同质化所展开的顺应、抵抗与协商。中国层出不穷的文字方案，正反映了人们面对这一历史过程时所作出的各种回应。从这个角度来看，文字方案并非单纯的技术设计，而是带有鲜明意识形态色彩的历史产物，其目的在于重塑生活与知识生产的物质条件。当然，与所有技术一样，文字方案也可能跨越不同的意识形态立场，被赋予新的政治意义。同一种文字方案，也可能在不同历史语境中承担与其最初设计者设想截然不同的功能。例如，章太炎最初提出的字母方案，原本旨在使古代篆书重新进入现代日常生活，在古典、经学与现代性之间建立一座桥梁。然而，当这一方案后来演变为注音字母之后，它成为国民党国家建构的重要工具；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又将其用于社会主义群众识字运动。刘美涵指出，“语言文字方案与政治方向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耦合关系”，这一点确实值得重视。然而，这种跨越意识形态的流转，并不能掩盖文字方案在最初设计时所承载的特定政治目标。文字改革史因此才充满开放性、偶然性与内在矛盾。正是对这些矛盾，以及所谓“成功”与“失败”的考察，使我们能够重新理解现代化与同质化过程中存在的各种历史可能性及其局限。
这种全球性的同质化进程从未终止，而是在不断加速。数字时代书写政治的研究，应首先从考察这一同质化过程的历史条件及其运行逻辑开始。王瀚关于“汉字圈”与字体的讨论尤其重要。本书之所以止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并非因为文字问题已经终结，而是因为使文字改革成为一个重要历史问题的基础设施、政治经济与制度条件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可以说，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随着全球计算机基础设施的逐步建立，文字改革已不再是中国所面临的一个生存性问题。然而，文字工程并未终结，它所要解决的问题发生了变化。随着文字越来越通过计算机与二进制编码得以实现，其物质形态也发生了根本变化。文字问题的重心也随之转移：繁体、简体或拼音化已不再是核心议题，输入、输出、字形生成、存储容量，以及字体技术逐渐成为新的关注焦点。然而，这些新的技术争论背后，仍然是全球信息政治经济，只是它已采取了另一种意识形态形式。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逐渐形成的新政治经济，与苹果、微软、IBM、Adobe等美国科技公司密不可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些企业共同建构了一套全球信息基础设施，将世界各种书写系统“成功”抽象为二进制代码。这种前所未有的同质化，不仅为美国企业进入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信息市场创造了条件，也改变了文字工程所面对的问题。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汉字圈”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CJK（后来扩展为CJKV）这一源自硅谷的分类方式，正是这种抽象化与同质化过程的产物。其目标在于建构一个统一、标准化的“汉字圈”，使中国、日本和韩国之间的文字能够实现无缝交换，从而使美国软件企业能够较为容易地将软件移植到不同国家和地区。然而，CJK同样产生了自身的矛盾。既然不同国家采用不同的字体，是否真的可能存在一个统一的“汉字圈”？究竟应由哪个国家的字体成为标准？又由谁来决定这一标准？这种矛盾不仅存在于字体层面，也存在于生成文字与字体的算法层面。事实上，在这一时期，围绕各种书写系统的“字体工程”，构成了苹果、微软与Adobe之间竞争的重要战场。我想强调的是，文字工程的政治已经从文字本身的物质性，转向生成文字的算法与计算方法。问题不再是中国应当采用何种文字，而是谁拥有支撑中国文字运行的软件、算法与平台。
始于十九世纪的那段历史，至今仍以另一种形式延续着。和本书所讨论的中国改革者一样，我们同样在追问：在TikTok时代，究竟什么才构成真正的价值？和他们一样，我们也在努力重新理解阅读、书写、思考，乃至存在本身的意义。和他们一样，我们每天都被效率与优化的逻辑所包围，也不断面对企业与政府描绘的技术未来。归根结底，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正是一个世纪前中国改革者所面对的那个根本问题：在一个信息与资本主义不断扩张的时代，我们究竟应当如何顺应或抵抗同质化与抽象化的力量？
孔思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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