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看新闻,上海最近搞了一个网约车专项整治行动,九部门一起动手,力度很大。8月3日第一批处罚决定下来,罚款总额超过2500万,12家平台被约谈。

这其中有个事挺让人意外:滴滴是上海唯一没有拿到网约车平台经营许可的企业。

作为国内最大的网约车平台,滴滴不可能不知道上海市场有多重要,也不可能不想拿证。

但它就是至今拿不到。

我就此查了下相关政策:上海要求网约车驾驶员必须是本地户籍,车辆必须是本地号牌。

问题就出在这个“双本地”政策上。

先看几组数据。2025年末上海常住人口2485万,其中外来人口974万,占比四成。这些非户籍人口是这座城市运转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这些外来人口,大部分是来这里工作的,除了一部分日常出行公交地铁外,还有一部分会选择打车,再加上本地人口出行需求,其需求量可想而知。

再看网约车的情况,上海每天网约车实际完成订单在150万到200万单之间,占全市打车总量的八成以上。合规网约车大约7万辆,实际活跃车辆超过14万辆。

简单算一笔账,如果每个司机每天接16单,完成200万单需要超过12.5万名司机。

请问,上海户籍人口中有多少人愿意全职跑网约车,又有多少本地号牌车辆愿意投入这个市场,数据已经给出了答案。

合规供给跟不上实际需求,市场空缺自然会用其他方式填补。这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是一个简单的数学问题。

滴滴拿不到网约车运营许可,某种程度上就是这个数学问题的产物。

从经济学角度观察,这个问题的本质是供给管制与需求刚性之间的错配。

网约车市场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个特征是需求缺乏弹性,上海两千多万人口每天要出行通勤,要办事,打车需求是刚性的,不会因为政策收紧就消失。

第二个特征是供给具有高度开放性,谁有达到规定排放标准的车和驾照、愿意接单,客观上他就随时可以成为网约车司机,供给端是一个开放的市场,天然具有灵活调配的特点。

“双本地”政策试图用行政手段把供给锁定在一个封闭圈子里,规定只有本地户籍的人和本地号牌的车才能提供服务。该做法的后果是人为制造了供给短缺。合规运力只有7万辆,市场实际需要远大于这个数,缺口就由非合规运力来填补。

监管越严,缺口越大,非合规运力的价格就越高,进入这个灰色市场的动力就越强。

显然,最大的问题出在准入门槛的设计上。

户籍和车牌的限制,本质上是一种配额管理。

配额管理的经济学含义是,将一部分潜在供给者排除在市场之外,让剩下的供给者获得超额收益。

在网约车这个行业,配额收益表现为合规司机和车辆的“牌照溢价”。这种溢价不会消失,只会以另一种形式体现出来,比如乘客支付更高的价格,或者平台通过其他方式补偿合规运力。

但配额管理有一个致命缺陷,它无法区分谁是最适合提供服务的供给者。

一个在上海生活了十年的外地人,驾驶技术娴熟,路况熟悉,服务意识好,仅仅因为没有户籍就不能从事网约车工作。

另一个刚拿到驾照的本地人,对城市道路一无所知,却天然具备从业资格。

制度安排造成的人力资源错配,是实实在在的效率损失。

再看另一个角度。网约车市场有强烈的网络效应,乘客越多,司机越愿意接单;司机越多,乘客等待时间越短,使用意愿越强。

“双本地”政策等于在供给端强行打断这个循环,人为切断了大部分潜在司机的进入通道。

结果就是,合规平台无法提供足够的运力,乘客体验下降,转而使用其他不合规的渠道,整个市场的交易成本反而上升了。

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个政策的分配效应。谁是受益者,谁是受损者。

从表面看,限制外地司机进入,保护了本地司机的就业机会。但实际情况远非如此简单。

运力减少导致打车价格上升,这个成本最终由所有乘客承担。而网约车的主要用户是城市中产阶级和通勤人群,他们恰恰是城市经济中最活跃的群体。

用一个群体的出行成本上升,换取另一个群体的就业保护,这种政策代价是隐性的,却每天都在发生。

再看监管的执行困境。上海这次处罚力度不可谓不大,单次违规最高罚款10万元,首批处罚总额超过2500万。

但从经济学角度看,罚款是一种价格型工具,它提高了违规的成本。只要违规收益超过违规成本,企业和司机就会把罚款当作经营成本来计算。

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问题。合规运力的供给弹性几乎为零,本地户籍人口和本地号牌车辆的数量是固定的,短期内不会因为需求增加而增加。

非合规运力的供给弹性却极高,只要有需求,就会有供给。

供给弹性的巨大差异,导致每一次监管收紧,都只是暂时压低了非合规运力,但只要需求还在,非合规运力就会以更隐蔽的方式重新出现。

监管与市场的博弈,在供给弹性不对等的情况下,监管永远处于被动位置。

此外,过高门槛必然会出现政策食利群体。

就像当初出租车必须要本地户籍,导致出现了一部分本地人借此拿到出租车运营牌照,然后承包给外地司机运营,自己不用开一天车,就能坐享承包费。真正每天在路上跑十几小时的司机,反而是那些没有牌照资格的外地人。

政策设计的初衷是保护本地人就业,最后演变成少数本地人利用政策门槛获取租金,多数本地人并没有从中受益,外地司机承担了最辛苦的劳动却始终处于灰色地带。

需要指出的是,全国目前采取网约车运营“双本地”政策的,只有三个城市:上海、北京、天津。

同样是一线城市,广州和深圳早就放开了户籍限制。深圳的做法是持有有效居住证就可以申请网约车驾驶员证,车辆要求本地牌照和新能源。广州对户籍完全没有要求。

如此政策分化本身就说明问题,同样面对超大城市治理的挑战,不同城市选择了不同的路径,而越来越多的城市正在向更开放的方向调整。

上海的城市定位是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技创新中心和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海纳百川是上海的城市精神。一个对外来人口敞开怀抱的国际化都市,却在网约车这个最贴近民生的行业设置户籍门槛,其内在的矛盾值得认真思考。

近千万在上海工作生活的外来人口,其中相当一部分可能正驾驶着网约车穿行于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他们为上海市民的出行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服务,也因此获得了养家糊口的饭碗,却因为一张户籍证明,始终处于不合规的阴影之下。

因为过于严苛的“双本地”限制,这座城市正在失去一批熟悉每一条街巷、深夜里仍愿意接单的外地司机,他们用方向盘丈量过上海的每一个角落,比任何导航都清楚哪条小路不堵车,哪个写字楼深夜还有加班的人出来叫车。

正在失去的是众多外来人口对这座城市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他们缴纳社保、消费、租房、养育下一代,我更愿意叫他们新上海人,却在一份正当职业面前被一纸户籍挡在门外。

正在失去的,更是一座国际化都市应有的开放姿态和包容气度。深圳用居住证取代了户籍门槛,广州直接取消了限制,越来越多的城市在竞争中明白了同一个道理:人才和劳动力是用脚投票的,你用行政壁垒把人挡在门外,他们就去了别处。

作为一名籍贯上海、曾在这座城市工作生活多年的观察者,对上海始终抱有深厚的情感。这座城市的发展成就令人瞩目,但其未来的发展空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外来人口。

上海的发展靠的不是关起门来的保护,而是敞开大门的吸纳。户籍可以框定一个人的身份,却框不住一座城市对发展的渴望。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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