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越秀区七万五转账无借条，法院认定借款成立引发申诉|举证|原告|广州|法院|流浪猫绊倒投喂者

2011年的一笔7.5万元转账，几年后却导致一套房产被拍卖。这起民间借贷纠纷的核心争议在于：仅有转账凭证、没有借条、没有利息约定、没有还款期限，能否认定借贷关系成立？

原告杨马瑞称是借款，被告杨进来称是合作投资款。法院判决支持了原告，认定借贷关系成立，被告的房产被拍卖抵债。但被告至今仍在申诉，并提交了多份证据试图证明自己的说法。记者梳理了这起案件的来龙去脉。

一、转账六年无催收，一纸诉状上法庭

2011年9月28日，杨马瑞向杨进来的银行账户存入75000元。转账凭条上没有注明用途，双方没有签订借据，也没有约定利息和还款时间。

据杨进来陈述，这笔钱并非借款，而是合作投资加油站的启动资金。2011年，杨进来、杨马瑞、陈勤三人计划合伙在阳西县沙扒镇建设加油站，挂靠在广州力源石油有限公司名下。杨马瑞出资100万元占19%股份，杨进来和陈勤以劳力、管理各占15%干股。当天，另一名投资人汪秋也向杨进来同一账户转账75000元，作为征地款项。

然而，在此后近六年时间里，杨马瑞从未向杨进来发出任何书面催款通知。直到2017年3月，杨马瑞才通过EMS向杨进来发出一份《催告函》，要求十天内归还借款。快递查询记录显示，该函件由“他人收”，并非杨进来本人签收。

2017年5月，杨马瑞向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杨进来归还借款本金及利息。

杨马瑞2017年3月发出的《催告函》及EMS快递查询记录，显示该函件由“他人收”，并非杨进来本人签收。

二、法律如何规定？仅有转账凭证能否认定借款？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者其他债务的，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

这里有几个关键点值得注意：

第一，转账凭证只能证明资金交付，不足以证明借贷合意。有法院明确指出，“转账凭证能够证明资金交付关系，不足以证明借贷合意，客观的证明责任始终由出借人承担，即原告对借贷合意与款项交付承担证明责任”。

第二，被告的举证责任只需达到“合理可能”程度。被告对其抗辩主张的证明无需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只需提供具有对抗对方证据、阻却对方事实形成的适当证据即可。

第三，被告提供相应证据后，举证责任再次转移至原告。如果被告举证的证据足以动摇民间借贷关系的推定，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

第四，仅有转账凭证的案件，法院应综合审查全案证据。司法实践中，此类“孤证”案件因案件隐蔽性强，当事人主观目的难以判断，导致难以认定借贷关系的真实性。法官应结合双方关系、款项流向、催款情况等因素综合判断。

三、原告的证据存在诸多疑点

在本案中，原告杨马瑞提供的核心证据仅有一份转账凭证和一份“他人收”的《催告函》。综合来看，存在以下疑点：

第一，原告没有任何书面借款合同、借据、欠条。没有约定借款利息，没有还款时间，没有短信、微信或电子邮件记录证明借款合意。

第二，如果是借款，不可能放任六年那么长时间不收利息。 2011年转账至2017年起诉，期间长达近六年，原告从未主张过利息，也未有任何书面催收记录，这与民间借贷的常理不符。

第三，原告仅凭转账凭证就主张借款关系，违背了“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诉讼基本原则。原告未能提供借条、借款合意聊天记录等任何证明借贷合意的核心证据，其主张缺乏扎实的实质证据支撑。原告声称“多次催讨（当面和电话）”，但未能提供任何通话记录、短信或微信聊天记录等客观证据。

有法院在类似案件中明确：“原告仅是对转账记录进行举证，对于转账记录形成的事实及原因未能进一步举证并作出合理说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四、被告的证据是否足以动摇借贷关系的推定？

阳西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公司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明确载明杨马瑞为投资人之一，出资19万元，占股19%。

被告杨进来提交了多份证据：

1. 阳西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公司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明确载明杨马瑞出资19万元，占股19%——这是一份具有公信力的行政公文；

2. 乌石头自然村出具的《证明》，详细列明了征地开支清单；

3. 林凤的《情况说明》及顺丰快递凭证，证明2013年5月曾将公司设立材料寄给杨马瑞签名盖章；

4. 汪秋的转账记录及证明，证实其同日向同一账户转账75000元系“共同集资征地的投资款”；

5. 陈勤的《证明》，确认三人合伙挂靠广州力源石油有限公司建加油站的事实；

6. 中国农业银行《预留印鉴卡》，注明“杨马瑞、梁鹏程、陈勤、杨进来，提供身份证原件办理‘预留印鉴卡’”，该文件显示杨马瑞提供了身份证原件参与开设公司验资账户。

中国农业银行《预留印鉴卡》注明“杨马瑞、梁鹏程、陈勤、杨进来，提供身份证原件办理‘预留印鉴卡’”，证明杨马瑞参与了公司验资账户的开立。

法院认为，除《开立单位银行结算账户申请书》外，其余证据均无杨马瑞的亲笔签名，而该申请书上的“杨马瑞”签名经鉴定并非本人所写，因此不足以证明投资关系。

这里存在几个问题：

第一，在合伙投资关系中，是否所有文件都需要每一方亲笔签名？一份行政公文书证——《公司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已经明确记载了杨马瑞的出资额和持股比例。以“无亲笔签名”为由否定该项证据的证明力，证据采信标准是否过于严苛？

第二，郑法官对上述关键证据未予充分采信、未进行实质性质证认证，尤其是对《公司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这一行政公文书证的证明力未给予应有重视。

第三，关于涉嫌“伪造证据”及“虚假诉讼”的关键证据调取问题。杨进来曾申请向阳西县农业银行调取开设“股东账户”的原始申请文件及身份证明文件，以查明杨马瑞亲自开设股东账户的行为性质——是正常的公司经营行为，还是为虚构债权债务关系而进行的个人操作。该证据能直接证明杨马瑞对投资项目的参与程度。原审法官拒绝申请人调取该证据的申请，是导致事实认定错误的根本原因之一。而中国农业银行《预留印鉴卡》明确注明“杨马瑞……提供身份证原件办理‘预留印鉴卡’”，这一证据本身就证明了杨马瑞确实亲自参与了公司验资账户的开立，与其事后声称“完全不知晓投资项目”的陈述自相矛盾。

五、程序上的疑点

第一，一审期间，杨进来的委托代理律师未充分履行代理职责，导致杨进来未能及时提交征地开支清单、汪秋转账记录等关键证据。一审判决后，杨进来本人未提起上诉，错过了常规救济途径。

第二，《催告函》的送达存在明显瑕疵。快递查询记录显示为“他人收”，并非杨进来本人签收。一份连本人都没有收到的“催告函”，能否产生催讨的法律效果？

第三，判决书及执行拍卖信息未依法上网公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生效裁判文书应当在互联网公布。本案判决生效后，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无法查询到该判决书。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若干问题的规定》，网络司法拍卖应当在互联网拍卖平台上向社会全程公开，接受社会监督。本案涉案房产拍卖信息未在法院公开的拍卖平台公示，公众无法通过正规渠道查询到该次拍卖的公告及竞价记录，这一程序问题同样值得关注。

六、执行情况

根据越秀区法院2023年10月9日向杨进来发送的执行告知短信，该案执行情况如下：

“关于你与申请执行人杨马瑞民间借贷纠纷一案（2018）粤0104执16561号，在执行过程中，本院依法拍卖你名下房产得款260200元，扣除执行费1415元、拍卖辅助费2500元及抵押债权60905.79元后，发放给申请执行人100981.5元，本案已全部执行完毕。本院曾通知你尚有执行余款96355.65元可退还给你，因你一直未能提交领款材料，故暂由本院代管。”

一套房产被拍卖得款26万余元，而本案争议的本金仅为75000元。

关于拍卖价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若干问题的规定》，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有四种方式：当事人议价、定向询价、网络询价、委托评估。不同方法得出的参考价可能存在差异。同时，第一次拍卖起拍价不得低于参考价的70%，若流拍后第二次拍卖，起拍价可在前次基础上再降不超过20%。因此，法拍房成交价可能低于同地段正常市场价。

然而，同地段房产市场价值约在40万元以上，而本案房产拍卖成交价仅为260200元，两者之间存在较大差距。此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若干问题的规定》，拍卖公告应当同时在网络司法拍卖平台发布，接受社会监督。涉案房产的拍卖信息未在公开的司法拍卖平台公示，公众无法通过正规渠道查询到该次拍卖的公告及竞价记录，这与其他司法拍卖的公开惯例不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