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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周文翰
安史之乱前后，杜甫创作了大量名作。本文将这些作品与安史之乱的进程、杜甫的遭遇结合起来，让人产生对盛唐历史更具象的触摸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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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宝十四载（755 年）十一月初，刚获得官职不到一个月的杜甫请了假，去奉先县接妻儿回长安。有了俸禄，全家就可以过安定的日子了。
沿途经过骊山，他望着山脚行宫中的灯火，知道皇帝正在华清宫中和杨贵妃逍遥，随行的权贵也都过着奢靡的生活。可是民间百姓在连年的征兵、租税、水旱灾害的逼压下不堪重负。
入唐以来，朝廷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
男子年满十八岁就可以获得官府分配的口分田八十亩、永业田二十亩。二十三岁至五十九岁的成年男子（成丁）每年需承担的赋役包括“租”“调”“役”“杂徭”四项。
粟二石（江南地区为稻三斛），称为“租”。
绢二丈、绵三两（根据地域不同也可交纳布两丈四尺、麻三斤），称为“调”。
丁男须为官府服劳役二十天，一般都是修建陵寝、宫殿、城郭、道路、水利工程，充当水陆运输使用的运丁、官府的衙役和门卫等，丁男可采取缴纳“庸”免去劳役，具体是每一天的劳役折合三尺绢或者三尺七寸五分的布；如果需要民众在必须承担的二十天劳役之外被征用服役，则多服劳役十五天就可以免缴“调”，多服劳役三十天就“租”“调”全免。
另外，十八岁至二十二岁的“中男”每年还要给官府服“杂徭”（又称“夫役”）十天，如果超过这个期限或者成年男丁被拉来服杂徭，也可以按照多出的天数免除“调”，在缺乏“中男”的情况下也会让成年男子服杂徭。
可是随着人口的增加，朝廷逐渐无法保证给成年男子授予足够的田地，比如京郊农民就无法分到一百亩田地，最多三四十亩而已，许多农民因为没有足够的田地，越来越难以负担上述赋役，许多人都从户籍所在地逃到其他地方当隐匿人口。
而宇文融、杨崇礼、杨慎矜、杨慎名、王、杨国忠等历任财政官员为了取悦皇帝，不断巧立名目聚敛钱财，那些没有逃亡、隐匿的民众负担越来越重。
唐初以来实行府兵制，朝廷在全国各地设立了六百三十三个折冲府，从人丁较多、家境较好的家庭中选拔成年男子当府兵。府兵会被编入兵籍名册，终身免除租、庸、调、杂徭等赋役，但需每年十月农闲时到折冲府所在地参加三个月军事训练，并轮番去宿卫京师、出征、镇守边要之地，期限一般不超过一年。府兵参加训练和出征需要自备资装（衣服、武器等）。
另外，朝廷也经常在发生战事时临时招募士兵，这种来源的士兵称为“募兵”，由官府供应路费、装备、粮草并赏赐钱物，也会免去其从军期间的租、庸、调、杂徭。
开元初年，府兵的数量多达六十八万，但是这些士兵战斗力低下，出征时难以取胜，而朝廷却要免除他们的赋役，并不划算。后来朝廷便主要靠招募职业化士兵（募兵）担负作战任务并长期镇守边境，形成了终身的职业兵群体，同时有意识地减少府兵的使用。
开元十一年（723 年），在张说的建议下，朝廷撤销了府兵轮番到京城宿卫的制度，改为招募强壮的职业兵丁长期充当禁军宿卫。开元二十五年（737 年），朝廷命令边境各道节度使确定本道所需兵力，招募自愿从军之人长期镇守边境，给愿意去的人分配田地、屋宅，允许其家眷将户籍迁到镇守的州郡。这些长期驻守边境的募兵从此成为职业化军人，官府每年会赏赐他们钱物并免除其赋役。
因此，朝廷近十多年很少征调府兵打仗。可是，杨国忠兼任节度使的剑南节度使府两次征伐南诏都遭遇惨败，人们畏惧去西南打仗，朝廷招募不到足够的募兵，杨国忠就命官府强征男丁充军，许多地方都出现了妻离子别的场景。
等杜甫骑马走到奉先县租下的小院，刚进门就听闻妻子在号啕——原来是刚几个月大的幼子因为饥饿早夭了，妻子正在伤心。
按照礼制，士人不能为丧婴哭泣，杜甫强忍着没有流眼泪，可自己作为父亲，无法让孩子吃饱饭，心中实在惭愧。妻子一个人带几个孩子，家里又如此穷困，虽然有婢女帮忙，妻子仍因缺衣少食而脸色憔悴、奶水不足。
因为祖父、父亲曾任五品官员，杜甫得以免去赋役，如今自己也当了从八品的右卫率府兵曹参军，却过着这样不堪的生活。推己及人，他联想到普通的黎民百姓和那些被强征到远方出征或戍守的士兵，又联想到在骊山逍遥的高官显贵，心中百感交集。
激动之下，他花费几日时间斟酌，撰写《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记述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困顿的生活让他接触到许多城市贫民、乡村农夫，亲眼见证了民众生活的疾苦，让他在自己不如意的情况下“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他指出皇帝和众多内宠外戚穿戴的丝帛来自寒门女子的税赋，官吏们“鞭挞其家，聚敛贡城阙”，可是贫民却连饭都吃不饱，发出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愤激之语。
杜甫有开创盛世之心
这是他目前为止写的最长的诗作，比从前诗人所写的五古都要长。他在愤怒、郁闷之下写出了自己四十多年怀才不遇的憋屈，写出了在长安见闻的人间世相，结合时事进行议论，犹如写文章一样，融感怀、纪行、描写、议论等为一体，由个人的艰辛联系到民众的不幸、国家的乱局，对未来充满了忧虑。他感觉到大唐已经到了危险的边缘，只是不知道在哪一处爆发而已。
他青年时期就立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抱负，觉得凭自己的才华很快就能位居要津，可以匡扶君主成为尧、舜那样的圣君，自己则成为稷、契那样的贤臣。但旅居长安十年，功名未成，百般曲折之后才当了个小官，微薄的俸禄只能勉强维持一家人温饱而已，那些大抱负差不多都消磨没了，只有内心的那一份善意的执着和对诗歌的沉迷依旧。
自己求仕的艰难、京城权贵的骄奢淫逸、平民百姓的困苦生活，让他对自己的理想能否实现，对皇帝和朝廷的举措都产生了深刻的怀疑，觉得自己是“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宏大的抱负与现实中自己的渺小是多么鲜明的对比，自己在这个浑浊的世界中显得可笑、可怜！当下，自己这样的人又能如何呢？唯一能做的，或许就是用文字记录下所见所闻、所思所感。
杜甫郁闷地在家中休息了几天，和妻子筹备搬家回长安。十一月中旬，他们正收拾各种细软、杂物，还没来得及动身时，就听到晴天霹雳般的消息：安禄山反叛了，打仗了。
安禄山兼任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并被封为东平郡王，是皇帝最宠信的边镇大帅，甚至被杨贵妃收为养子。可是最近两年宫中、朝中皆知他与宰相杨国忠不和。这月九日，他在范阳誓师，以接到皇帝密诏诛杀奸臣杨国忠的名义反叛，大肆宣扬杨国忠与虢国夫人私通等罪状，发动自己的部下以及同罗、奚、契丹、室韦等部落士兵，叛军号称二十万人（实际约十五万），正浩浩荡荡南下，往洛阳杀去。
杜甫心情激动而忐忑，每日都外出打听叛军南下的消息。最初他和很多人一样，觉得叛军离自己很遥远，朝廷调集军马，很快就能平定叛军。他回想从前在长安等地听人议论东北边境之事，便模仿乐府诗《十五从军征》的思路，写了组诗《后出塞五首》。
组诗以乐府诗设计角色“代言”的手法，叙述一名志在封侯的勇士应募去范阳从军、见证军营的景象、议论开边之事、旁观主将的骄纵、叛乱发生后忠于君王的他偷偷逃回家乡五个场景，结尾这位军士回到故乡的所见却是“故里但空村”“穷老无儿孙”，无人可以倾诉悲伤。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皇帝重视开边，安禄山这样的边境主帅“献凯日继踵”，不断升官加爵。为了支持他开战，朝廷还要把从南方征收的稻米、绢帛转运到营州（今辽宁省朝阳市）、幽州等地，为此从山东半岛开辟海运路线输送粮食、布匹等，耗费巨大，即所谓“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
如此造作多年，结果是“主将位益崇，气骄凌上都”，还因为得到皇帝信任，“边人不敢议，议者死路衢”。谁应该为主将的骄横负责呢？他的表侄郑遵意、他当年得罪过的刘日政等人都是安禄山属下的官员，他们是真心从逆还是随波逐流，谁又能说得清？
杜甫和家人相聚了近一个月，思来想去，觉得叛军南下之时局势不明，决定先不把家人接回长安，而是自己一个人回长安观望形势。十二月初，他独自离开奉先，返回长安。
他一路上听到各种消息。最初朝廷和关中百姓对安禄山反叛并不特别担心，据说十一月十六日皇帝接见安西节度使封常清时，封常清请求到洛阳招兵买马，宣称很快就能诛杀安禄山。第二日皇帝就任命他为范阳、平卢节度使，当日他就赶赴洛阳，很快招募了六万市井子弟当兵，并派出一部分军力去驻守武牢（虎牢关，唐代为避讳改作武牢关，今河南省荥阳市汜水镇西北）。
十一月二十二日，皇帝下诏任命荣王李琬为兵马元帅，右金吾大将军高仙芝为副元帅，拿出内府钱帛让他们在长安招募士兵，很快就组建了有十一万士兵的“天武军”。十二月一日，高仙芝带领飞骑、天武军和刚集结到京城的边防军共五万人前去驻守陕州。
陕州是扼守长安与洛阳之间的官道崤函道的要地，西望潼关，南依崤山，北临黄河，敌人如果从洛阳西进，必然要经过狭长险峻的崤山谷地和此处。陕州还是漕运枢纽，此地建有三个大的转运仓——太原仓、集津仓和盐仓，储满了等待运往长安的粮食、绢帛。
皇帝的心思，大概是让封常清在洛阳抗击安禄山，形成第一道防线，高仙芝在陕州驻守，形成第二道防线，而驻守潼关的军队构成第三道防线，如此自己在长安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十二月七日，皇帝颁布《亲征安禄山诏》，命令朔方、河西、陇右除留下一些士兵守卫边境城堡之外，全部开赴行营，并命令各镇节度使亲自率领，限二十天内全部到齐，届时他要“亲总六师”巡幸洛阳，扫灭叛军。
但是，叛军的锋锐超出众人的设想。十二月二日，叛军从灵昌渡口（今河南滑县境内）渡过黄河后，数日间连陷陈留、荥阳（今河南省郑州市）两城。安禄山听说皇帝把在长安的安庆宗处死了，就命部下在陈留诛杀了投降的近万官军，血流成河。
十二月七日，叛军的骑兵击败驻守武牢的封常清部下，之后数日又在葵园、上东门内两次打败官军。这些新招募的士兵多是市井百姓，完全不是久经战阵的边境军士的对手。十二月十二日叛军就攻占了洛阳，河南尹达奚珣投降，而东都留守李憕、留台御史中丞卢奕、采访判官蒋清三人不愿屈服，被安禄山斩首。
杜甫回到长安，城中已人心浮躁，洛阳的陷落让许多人感到不安，听说叛军在洛阳杀掠了数日，杜甫忧心如焚，不知道二姑的儿女是否逃出了洛阳，在南陆浑庄的几个弟弟是否安全。
年底各种传言纷纷扬扬。据说封常清带着残部逃到了陕州，常与老上司高仙芝商讨军务。陕州等地风声鹤唳，官吏、老百姓纷纷逃离州城。封常清之前在皇帝面前说过一番豪言壮语，如今战败而还，心中忐忑，不知道皇帝要如何处置自己，三次派遣使者进京呈递奏章，皇帝却不予接见。
封常清忧惧之下，自己骑着马前去长安，要当面上奏皇帝和请罪。他到渭南时接到敕命，皇帝免去他的官爵，让他以白衣身份在高仙芝军中效力。
在封常清的劝说下，高仙芝决定放弃陕州，退保潼关。他们把陕州太原仓的钱、绢分给将士，剩余的焚毁一空，然后就狼狈地退守潼关，陕州也落入敌手。
皇帝听闻洛阳、陕州失陷，也是心惊肉跳。他原来宣称月底就要率军亲征，打算留太子在京城监国。可他毕竟年过古稀，哪里还有精力骑马打仗，思来想去，于十二月十六日颁布了一道《命皇太子监国仍亲总师徒东讨诏》，宣布由太子李亨监国并于本月二十三日率领军队去征讨叛军，不再提及自己什么时候亲征了。
第二天，在高仙芝军中监军的宦官边令诚到长安向皇帝奏报时，指责封常清夸大叛贼的力量动摇军心，劝说高仙芝放弃陕州，而高仙芝没有收到命令就放弃陕州以西数百里土地，而且有盗取皇帝赏赐给士兵的钱粮之类罪行。皇帝大怒，十二月十八日派边令诚带着敕书到军中处斩高仙芝、封常清。
封常清死前托边令诚交了一份表章给皇帝，这是他上个月就打算亲自呈送的。在表章中，他承认在洛阳接连战败时因为“臣所将之兵，皆是乌合之徒，素未训习”云云。
皇帝命正在京城养病的河西节度使哥舒翰接任兵马副元帅，等河西、陇右、方士兵抵达后带兵前去镇守潼关。哥舒翰建立幕府，立即召高适帮办军务。用人之际，朝廷也很大方，给高适授官左拾遗，很快转任监察御史。
皇太子监国和领军出征的诏书发布后，宰相杨国忠大为担忧。
他从前在御史台数次办理牵涉太子的大案，心知太子如果掌握军权乃至操控朝政会更换宰相乃至处置自己。而且，安禄山是以讨伐杨国忠的名义发动叛乱的，百姓、士兵也经常诅咒杨国忠，觉得是他激起了这场大祸乱。杨国忠知道，一旦自己失去权位，说不定立即就会被砍头。
他急忙去找杨贵妃，劝皇帝不要让太子监国和领军出征。如今的皇帝也是六神无主，听了杨家兄妹的话，就又留太子继续待在宫中，仅改任哥舒翰为太子兵马先锋元帅，带领汇集到京城的十万边兵前去潼关。
那里已经有高仙芝、封常清的数万部下，于是朝廷宣扬有二十万士兵驻守潼关。听说哥舒翰有中风的疾病，也不知他是否有精力谋划军事。
长安百姓都期盼着官军能打败叛军。从潼关到长安有近三百里，沿途每三十里设有一座烽火台，每到天黑时分，各个烽火台的守卫就会接连点燃烽火，向长安汇报军情。长安人向东眺望三十里外的烽火台，见到一堆堆燃烧的焰火，就知道那是所谓的“平安火”，说明潼关平安无事。
如今除了与军队有关的衙门，其他各个官署都比往常松懈，杜甫这样的闲官本来就没有什么公务，整日待在家中，无聊时常去找亲友闲聊。
如今军费紧张，皇帝停止给京官发放月俸，官员们只能靠职田、禄米维生。府、县官员稍好一些，还能得到一半月俸。
天宝十五载（至德元载，756 年）正月初一，在京九品以上文武官员按照惯例朝贺。这是杜甫第一次参加元日的大朝会。他拂晓时就起来穿好朝服，骑马到宫门外等候入宫。入宫后，见宫殿前站满仪仗队，烛火通明，众官员按品阶列队等候。
首先，高级官员入殿，皇帝戴着衮冕临轩，百官、朝集使以及皇亲国戚一同跪拜皇帝。接着，一位王公出列跪贺：“元正首祚，景福惟新，伏惟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证道孝德皇帝陛下与天同休！”众官员再次参拜皇帝。
最后，侍中上前承受诏书，面向群官宣制：“履新之庆，与公等同之。”官员们再次朝拜皇帝，中书令上奏地方的贺表，门下侍郎奏祥瑞吉兆，户部尚书奏诸州的贡献之物，礼部尚书奏诸蕃的贡献，等等。
像杜甫这样的低级官员无法入殿参加仪式，只是在殿前广场上按照礼仪官员的提示依次行跪拜礼。
元日放假七天，杜甫去了几个亲友家中贺年，见到长辈要右膝下跪拜贺，说些“元正启祚，万物惟新，伏惟丈人尊体万福”之类的吉祥话。各家都准备了美味的膳食招待亲友，大家闲聊起来，都担忧河北、河南、潼关等处的战事，也有人大大咧咧，觉得朝廷必然能打败安禄山，不必担心。
听说元日那天安禄山在洛阳耆老、僧道的劝进下登基，自称“雄武皇帝”，国号“大燕”，定都洛阳，任命达奚珣为代理宰相。大家谈起这件事，同声谴责叛臣贼子。
杜甫认识了住处附近的崔戢、李封两人，经常应邀到他们两家饮酒。这年春天的京城和往年不一样，没有贵族、高官大张旗鼓地去春游踏青，也没有了歌舞管弦之声，最多是三五好友相约纵马曲江，出出闷气而已。
入夏后，天气越来越热，各种传言不断：
一会儿听说官军在嘉山（今河北省保定市曲阳县）取得大胜，迫使叛军将领史思明退守博陵（今河北省保定市定州市）；
一会儿听说叛军进攻河南道诸郡县，或许是想断绝江汉漕运路线和攻占江淮地区，让关中失去物资供应，好在真源（今河南省周口市鹿邑县）令张巡、颍川（今河南省禹州市）太守兼防御使薛愿、南阳节度使鲁炅等人阻止了敌人南下的势头；
一会儿听说镇守潼关的哥舒翰与杨国忠不和，他的几个部将劝他杀掉杨国忠，用杨国忠的人头说服安禄山的军队返回；
一会儿听说杨国忠为了拥兵自保，请皇帝允准剑南军将李福德等人征召三千少年在禁苑训练，让杨国忠亲近的将领杜乾运带上万士兵驻扎灞上，名义上是防备叛军，实际上是以防哥舒翰挥军西进，六月初，哥舒翰借故召杜乾运到潼关议事，找了个借口就处死了他，让杨国忠大为恐惧；
一会儿听说皇帝怀疑哥舒翰拥兵自重，固守潼关而不敢主动出击，一再派宦官催促哥舒翰带兵出潼关与叛军对战，来来回回几次，估计哥舒翰再不听从命令，要遭遇封、高二人的下场。
京城中人心惶惶，许多人都筹谋离开京城。同僚程录事向长官请假回家乡，他和杜甫比较友好，特地带着鱼、酒来和杜甫告别。
两人边吃边聊，说了些知心的话，不外乎“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之类的古训。杜甫很受感动，写诗赠别时提醒同僚一路小心，遇到事情莫要像猎鹰一样听到主人的呼喝就立即扑向禽鸟，如今这样的乱世要三思而后行，莫要轻举妄动。
程录事的举动启发了杜甫，他担忧家人的安危，便也请假去奉先县探望家人。一路上所见都是兵荒马乱的情形，让他忧心不已。
到了奉先县，听闻叛军可能逼近，他急忙让妻子收拾东西，匆匆往北前去投奔任白水县尉的舅舅崔顼。白水县在同州西部，是陕北偏僻山谷中的小县城，距离潼关四百多里，他觉得那里应该比较安全。
在白水县这位舅舅的宅院安顿下来后，他碰见了也来这里避难的重表侄王砯一家。
没过几天，就听说六月初哥舒翰带着近二十万大军出了潼关，与叛军在灵宝西原野战，官军惨败，六月九日潼关陷落。附近蒲州、华州、同州、商州的官员、军队纷纷逃亡。长安人心惶惶，很多官员都逃走了。白水县城中也是一派慌乱，很多人都拖家带口向北逃亡。
一日早上，杜甫、王砯带着家人随着逃难的人流向北走，刚出县城不久杜甫就和家人失散了，坐骑也被抢走，他只能徒步赶路，越走越慢。好在王砯发现杜甫掉队，掉转马头来找他，走了十里路才发现他。王砯把自己的马让给杜甫骑，自己一手握刀，一手牵着缰绳向前走，好不容易才让杜甫追上家人。
走了两天后，在深夜时分，杜甫一家经过白水东北六十里处的彭衙。月亮照着周围的山岭，杜甫抱着女儿，她饿得直咬父亲的手指。长子宗文已稍稍懂事，他也饿得难受，请求父亲给自己几颗路上摘的酸苦的李子充饥。杜甫害怕女儿的哭喊声引来老虎、狼之类的野兽，用手掩着女儿的小嘴巴，但这反倒让女儿的哭声更响亮了。
因为刚下过雷雨，道路泥泞，湿滑难行，他们一家只能深一脚浅一脚地缓缓前行。他们穿着过于单薄的衣服，沿途只能摘些野果充饥，晚上用树枝搭建简易的棚子暂住。
到彭衙北边的同家洼后，杜甫到以前认识的孙宰家求助，得到了热情的招待。杜甫叫醒已经睡着的孩子们，让他们吃了一顿饱饭，用热水洗了脚。
听说，七十二岁的皇帝于六月十三日早晨仓皇逃出长安，第二日逃到马嵬坡时，随行的龙武军士兵喧哗不已，都怪杨国忠激发了安禄山叛乱，让大家遭罪。士兵们诛杀了杨国忠和他的亲属，又迫使皇帝命人缢杀了杨贵妃。皇帝随后逃往蜀地，太子却留了下来，也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
听说六月十九日叛军占领了长安，杜甫既庆幸自己提前跑出来了，又担忧那些留在城里的故旧，也不知道他们会遭遇什么磨难。
杜甫一家在孙家停留了一天，然后继续向北行进，经过华原县，于七月中旬抵达了三川县（今陕西省延安市富县南部）。这里是华池水、黑源水、洛水三条河流汇合的地方，由于连日下雷雨，洪水滔滔地冲击着河岸，杜甫不由得担忧河流沿岸的百姓，不知道他们今年的收成如何。
他连日奔波，心中惊慌不安，见到洪水肆虐，犹如这乱世的危险局势，便创作了《三川观水涨二十韵》一诗。在诗中，他极力形容洪水的声势和自己在奔逃途中的见闻，祈祷神灵可怜可怜百姓，让洪水早点消退，让大家有条活路。
他心中郁闷烦恼，因此这首长诗看似前后衔接并不十分顺畅，但全然是用古雅的字句组合起来，极力渲染洪水的形状和声势。诗中字句多化用《海赋》《江赋》等《文选》中收录的赋，以多重的“比”与“赋”的铺排方法写出。在长诗中以如此笔力写洪水，也算是个创举。
写诗让他略略从艰难的局面中解脱出来，在典故、字句、篇章中钻研，得到些温暖和安慰。
本文节选自《向海寻鲸：杜甫传》，已获出版社授权独家首发。该书对唐代职官制度、社会观念考证精详，将这些成果全部融入对杜甫生平的叙述之中，让读者能够更深层次地理解杜甫和唐朝，非常精彩，大司马强烈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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