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7月3日，上海破获了一起伪造人民币案件，李星宇等人被抓，到了1949年12月1日上午，包括李星宇在内的伪造人民币案犯，在上海江湾市立第一公墓被执行枪决。
李星宇早年曾任“辽、吉、察边区第三路军”司令，还担任过“忠义救国军”第八支队司令。
1948年6月，他来到上海，很快与国民党保密局取得联系，上海解放前夕，他又被安排担任上海潜伏匪特第二挺进纵队司令。
单看这段履历，就能看出问题，李星宇不是为了赚几张假钞的钱，临时找块铜版干起造假生意的人，他有过军事和情报活动经历，来到上海后，也一直没有离开那套地下活动网络。
我觉得，只有把这个背景弄明白，才能理解1949年那场假人民币案为什么会被如此重视。
那一年的上海，最敏感的东西之一就是钱，1949年5月27日，上海宣告解放，经历长期通货膨胀以后，旧有货币信用已经非常脆弱。
金圆券价值大幅下跌，银元、黄金、美元仍然在市场上流通，新的货币秩序需要一点点建立起来。
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在5月30日成立，金圆券收兑工作也随之展开，上海全市设置了369个收兑点，按照1元人民币兑换10万元金圆券的比价进行收兑，到6月5日，全市已经收兑金圆券35.9万多亿元。
这些数字看起来很枯燥，放到普通人身上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一个上海市民拿着旧钞去买米，商店究竟认不认，工人领到工资以后，手里的钱能不能买东西，商贩收到人民币以后，敢不敢继续拿出去进货，这些都是摆在眼前的生活问题。
所以我觉得，1949年上海的货币问题，说到底不是纸币长什么样，而是老百姓敢不敢相信它。
6月10日，上海对银元投机活动采取行动，抓捕银元投机人员200余人，查获黄金3000多两、银元近4万枚、人民币1000多万元，还有美元和一批物资，此后银元价格回落，人民币在市场上的接受程度逐步提高。
钱的信用才刚刚开始稳定，另一种麻烦已经冒出来了，假人民币。
1949年6月中旬，淮海路、四川路一些商店发现，有人拿着大量崭新人民币购买紧缺商品，更显眼的是，这些钱里出现了连号现象。
6月16日，侦察人员在淮海路发现两名可疑人员携带大量崭新连号人民币抢购紧缺商品，顺着这批假币继续查，很快找到了背后的印制窝点。
现场搜出了2台印制机器、4套制版铜印、16枚假币号码，还有已经印好的假人民币和中州币上千万元，并查获枪支和子弹，沿着这一条线，又有20余名涉案人员相继被查。
在我看来，老百姓看到的可能只是一张假钞，办案人员往后面一查，却能看到印刷机、铜版、纸张、销售人员和负责兑换黄金、银元的人。
这已经不是一个人在屋里偷偷刻张假票那么简单，而是一条有人制版、有人印刷、有人流通的链条。
这起案件继续往下查，又扯出了李星宇，军法处在审理前一桩假币案时，从涉案人员的供述中发现，有人曾经四处打听印刷方面的事情。
侦察人员沿着这条线继续调查，到了1949年7月3日，以李星宇、蔡伯钧、丁兆成为首的另一桩伪造人民币案件被破获，梁秉衡、吴东海、戴梵德、沈勤生等涉案人员也被捕。
这一天，算是李星宇人生里一道很清楚的分界线，此前他还在暗处活动；从7月3日起，他已经成了案犯。
调查结果显示，早在1949年6月初，在李星宇主持下，这伙人便开始组织人员准备印制假人民币。
到了6月中旬，吴东海已经购得3套印制假币的铜版和10令印币纸。
案子被查破以后，又在李星宇家中搜出3套假人民币铜版，在另一名涉案人员家中找到2台印刷机，梁秉衡家中也搜出了印币纸等证据。
我觉得，看到这里，其实已经不需要再给李星宇的故事添多少传奇色彩了。
3套铜版、10令纸、2台印刷机，这些东西不会自己跑进家里，它们摆在那里，比任何“谍影重重”的描述都有说服力。
1949年6月，他主持筹划印制假人民，6月中旬，印钞需要的铜版和纸张已经买到手，7月3日，这条线被查破，他本人被捕。
从准备人员，到弄铜版，再到寻找纸张和印刷设备，这中间每一步都需要选择。
在我看来，一个人的结局往往不是到了刑场那一天才出现的，很多时候，真正把人推到结局面前的，是此前做下的一连串决定。
到了1949年12月1日，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在上海江湾市立第一公墓，对包括李星宇在内的6名伪造人民币案犯执行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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