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柯义就叫柯义
时间:2026.8.12
战争开始后的第三周,安置点来了一个很特别的人。
那天,我走进教会一楼大厅,一眼就看见靠近桌子的地铺上躺着一个男人。他侧着身子,背对着我们,整个人蜷在床垫上,看不见脸。
我问贝贝:“这个人是谁?”
贝贝摇摇头:“不知道,刚来的一个客人。”
后来我去问Nastia,才知道这个男人来自马里乌波尔。
那时候的我,对马里乌波尔其实并不了解。我只知道,那是乌克兰东南部亚速海沿岸的一座城市。战争以前,那里有海滩,有港口,也有无数普通人的生活。战争开始以后,这座城市很快成为最残酷的战场之一。
后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知道了马里乌波尔。亚速钢铁厂、围城、地下掩体、撤离的人群……这些词一次又一次出现在新闻里。
但那时候,对我来说,“马里乌波尔”还不是新闻里的那些画面。它只是眼前这个男人的家乡。
而这个刚刚失去家园的男人,就这样躺在我们一楼大厅的床垫上。
一天。两天。三天。……整整七天。
他真的就这样躺了七天,很少说话,也很少主动和别人交流。
后来回想起来,我才慢慢意识到,那七天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他的父母在那里。他的家在那里。他的房子在那里。他过去几十年生活里拥有的一切,几乎都在那里。可是他人在利沃夫。一千多公里之外的故乡正在经历战争,而他什么也做不了。
我不知道那七天里,他究竟想过什么。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埋怨自己的命运,埋怨战争,甚至埋怨上帝。
他躺在那里时,手里经常拿着一本《圣经》。那是一本很大的乌克兰语《圣经》,黑色封面,是教会特意放在那里给有需要的人阅读的。有时候,我会看见他一个人安静地读。
我不知道那些经文究竟给了他什么。但我常常想,也许当一个人的城市、房子、生活,甚至未来都突然变得不确定的时候,那本黑色封面的《圣经》,曾经成为他唯一能够抓住的东西。至少让他在那些最难熬的日子里,还有一个地方可以喘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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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后来给他取了一个外号:光头哥。
这个名字是我、贝贝还有旭一起叫起来的。因为他剃着光头,个子不矮,平时又不太说话,看起来很有气场。第一次见他的时候,我甚至有一点不敢靠近。贝贝也有点怕他,我们最多只是过去简单问候几句。
那时候我还以为他最多四十岁,后来才知道,他已经五十多岁了。
我们私下开玩笑,说他看起来有点像以前听说过的东欧”光头党”。说他们在街头横冲直撞,谁都敢招惹。可是战争真正到来的时候,我忽然觉得,那些所谓的凶狠和厉害,都显得微不足道。一个人在街头再凶,也凶不过一枚炮弹。在真正的战争面前,人其实非常渺小。
”光头哥”真正的名字叫Serg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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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天以后,Sergei终于从那张床垫上起来了。他开始愿意跟别人讲话,也开始帮忙做一些事情。整个人像是慢慢活了过来。
我不知道那七天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他最后想明白了什么。后来我才知道,在来到安置点的那一天,他刚刚把自己的前妻和孩子送到了波兰边境。
从利沃夫开车到波兰边境并不远,大约一个小时。战争刚开始的时候,每天都有无数女人和孩子沿着这条路离开乌克兰。男人把妻子送走。父亲把孩子送走。然后转身回来。很多人甚至不知道,这一次告别以后,下一次见面会是什么时候。
Sergei也是其中一个。
房东Roman后来告诉我,Sergei把前妻和孩子送到边境以后,没有跟着他们离开乌克兰。他回到利沃夫,直接去了征兵机构。他想参军。他想去保卫自己的国家。
他原本以为自己很快就会进入部队,结果并没有。战争最初阶段,报名参军的人很多。Sergei已经五十多岁,也没有作为普通步兵立刻进入前线。但是他会开车,也会修汽车。这些看起来普通的技能,在战争中同样重要。于是,他继续等待。这一等,就一直等到了四月底、五月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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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入伍的那段时间里,Sergei偶尔会去其他城市。但只要回到利沃夫,他基本都会回我们的安置点休息
大约半个月以后,有一天,我又在安置点里看到一个女人带着三个孩子。我问志愿者Angela:“他们是谁?”
她告诉我:“那是Sergei的前妻。”
我当时有些意外。原来Sergei和她早已经离婚了。战争开始以后,他把前妻和孩子送到了波兰边境。后来因为一些原因,他们又回到了利沃夫。于是,这个已经分开的家庭,又住进了同一个安置点。
最开始,他们仍然分开住。Sergei继续睡在一楼大厅,他的前妻和孩子住在安置点另外的房间。他们已经不是夫妻了。至少那个时候不是。
可是很奇妙的是,随着时间过去,他们之间的关系开始慢慢发生变化。他们开始一起照顾孩子,一起吃饭,一起面对战争里的各种事情。后来,他们复合了。在教会里,我们也为他们送上了祝福。
我一直记得这件事情。因为战争带来的绝大多数事情都是分离。丈夫和妻子分开。父母和孩子分开。朋友和朋友分开。一个人和自己的城市分开。甚至一个人和过去的自己分开。可是Sergei一家,却在这样一个所有人都不断被迫分开的时代里,重新走到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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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慢慢注意到了孩子们的变化。
Sergei有两个孩子,一个大约十二岁,一个十岁,另外还有一个是他前妻的孩子。刚来到安置点的时候,他们经历了逃亡、搬家和家庭变化,多少都有些拘谨。可是后来,随着父母的关系慢慢缓和,我发现几个孩子也越来越开朗了。他们开始愿意和别人说话,愿意和安置点里的其他孩子一起玩,也有了更多笑容。
那让我第一次非常具体地意识到:父母之间的关系,其实会无声地落在孩子身上。大人之间的一次争吵、一次和解、一次拥抱,对孩子来说,可能都是他们理解这个世界是否安全的一部分。战争已经让他们失去了太多安全感。至少在那个小小的安置点里,他们重新拥有了一点家的感觉。
只是这样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因为Sergei一直在等军队的通知。终于,四月底的时候他收到军队的消息,去参军了。
战争让这个家庭重新找到了彼此,却又很快让他们再次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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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当中,我们其实很少能够像和平年代那样,从容地做出选择。很多时候,我们只是被突然发生的一切推着往前走。没有人问你准备好了没有,也没有人给你足够的时间思考。战争来了,你就必须开始适应战争;家没有了,就要寻找新的住处;亲人要离开,就只能送他们离开。原来的生活被打碎以后,每个人都不得不重新寻找自己的位置。
Sergei也是这样。
他终于如愿进入了军队。可真正的军队生活,并没有他最初想象得那么好。后来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他偶尔也会跟我抱怨部队里的生活。
他说自己开的车太旧了,车况不好,经常出问题,需要不停地修。有时候刚刚修好一个地方,另外一个地方又坏了。
他也跟我说过自己的战友牺牲了。有时候,他甚至会抱怨自己打靶打不中。
“年纪大了,眼睛不行了。”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一点也不像我们想象中的电影英雄。他已经五十多岁了。视力不如年轻人,体力也不如年轻人。他不是一个优秀的射手,也不是什么传奇人物。
但是他会开车。会修车。所以他就开车、修车。
战争并不是每个人都必须拿着枪冲在最前面。有人开车,有人修车,有人运送物资,有人做饭,有人救治伤员。每个人都在用自己还能做的事情,支撑着另外一些人。
Sergei也只是找到了自己能够做的那一部分,然后一直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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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时间,俄罗斯不断袭击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很多地方停电。发电机突然变成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东西,价格也越来越贵。
我当时不断在网络上呼吁,希望中国朋友和海外华人能够继续帮助乌克兰。后来,美国的一所华人教会响应了我们的呼吁,捐出了一台发电机。最后,我们把这台发电机送到了Sergei所在的部队。
2023年的复活节,Sergei专门录了一段视频。他站在部队里,对着镜头介绍自己的情况,也向帮助他们的人表达感谢。后来,我们在教会里播放了那段视频。
我至今还记得那个场景。大家坐在下面,看着屏幕里的Sergei。那个曾经在一楼大厅的床垫上躺了整整七天、几乎不愿意跟任何人讲话的男人,现在穿着军装,站在镜头前,很开心地向大家讲述自己在部队里的生活。他讲的是乌克兰语(他出生的地方是讲俄语)表达并不算特别流畅,有时候说得磕磕绊绊。大家听着听着就笑了。不是嘲笑。而是一种只有熟悉的人之间才会有的、非常亲切的笑。因为大家都认识他,知道这个男人是怎么来到这里的,也知道他经历过什么。看见他还活着,还能站在那里笑,还能跟大家开玩笑,本身就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
现在回想起来,那个场景依然让我觉得很温暖。战争里能够让人真正开心的事情,其实并不多。很多时候,我们所谓的幸福已经变得非常简单:一个离开的人还能发来消息。一个去了前线的人还活着。视频里的那张脸还是熟悉的样子。他还能笑。还能抱怨。还能告诉你:“我很好。”
这些就已经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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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一直和Sergei保持着联系。这些年过去了,他仍然在前线。
军队里的生活没有把他变成一个电影里的英雄,因为他有自己的工作需要完成,并不是每天都需要去上战场,他还是会继续去开那辆旧卡车。坏了,就继续修。能做多少,就做多少。
我反而越来越喜欢这样的Sergei。因为这才是我真正认识的光头哥,真实又朴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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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一天,我能够再次回到乌克兰,如果那时候这本书也已经出版,我很想亲手送给Sergei一本。然后翻到这一篇,告诉他:“光头哥,你看,这篇是写你的。”
我不知道他看到以后会是什么反应。也许他会笑。也许会说我写得不对。也许还会抱怨:“为什么把这些事情都写进去了?”
但我还是想让他看到。因为在我的记忆里,他是战争中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乌克兰男人。他不完美。会软弱。会抱怨。也有自己做不到的事情。他甚至曾经在一张床垫上躺了整整七天,什么都不想做。可是他的普通和朴素里面,又有一些很难被战争摧毁的东西。倔强。骄傲。还有责任感。
我想,真正支撑一个国家走过战争的,可能并不只是那些后来被写进新闻、被授予勋章的人。还有无数个Sergei。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他们原本只是司机、修理工、工人、父亲、丈夫。战争突然来了,原来的生活被打乱,他们就在一片混乱中重新寻找属于自己的位置。然后告诉自己:那我就在这里做一点事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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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我自己也经历过很多困境。我抱怨过。迷茫过。也曾经不知道自己接下来应该去哪里。
所以后来再想起Sergei,我越来越能够理解当年那个在床垫上躺了七天的男人。人当然会倒下。战争、失去、恐惧,甚至生活本身,都可能让一个人有那么一段时间,什么也不想做。
真正重要的,也许不是一个人有没有倒下过。而是在还能站起来的时候,愿不愿意再站起来。然后看看自己的手里还剩下什么。
Sergei会开车,会修车。那他就去开车,去修车。我会画画,会写东西,也认识一些愿意帮助乌克兰的人。那我就去做我能够做的事情。
我们都只是普通人。我们改变不了战争什么时候开始,也决定不了战争什么时候结束。甚至很多时候,我们连自己明天会在哪里都决定不了。
但是在这样混乱的世界里,一个人仍然可以努力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不需要多么伟大,也不一定非要成为英雄。只要在自己还能做一点事情的时候,把自己能够做的那一点事情,认真地做下去。
也许这已经是一个普通人在战争中,能够给出的最真实的回答。
而如果很多年以后,有人问我,在那场战争里,我遇见过什么样的人,我想我仍然会记得光头哥。记得那个来自马里乌波尔的男人。记得教会一楼大厅里的那张床垫。记得他手里那本黑色封面的《圣经》。也记得七天以后,他终于从那张床垫上站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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