镕基曾在记者招待会上承诺:“为什么不能实行科教兴国?因为政府太庞大,把财政都吃掉了,吃饭财政。”“本届政府决心精简机构,减掉一半人。”当他认真兑现政治承诺时,才发现利益相关者推托的反弹力有多大,连他这样擅长“杀鸡儆猴”的总理都无能为力。普林斯顿的留学生胡学华给朱镕基写过一封信,信中指出令其疲惫并深感无力的症结所在:“您的疲惫其实是一种制度的疲惫。也就是说,在中国本来应该通过制度来解决的问题,积累了太长时间,现在都堆在领导者个人的肩上。”

2000年,任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泪光和着灯光,给特殊的倾诉对象——朱镕基写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信。尽管在很多混迹官场多年、深谙周旋之道的人看来,一个小小的乡党委书记明显是自不量力;但我们无法否认,在任何时代的任何角落,任何人都有权利为他们自己所在的群体或所关注的群体殚精竭虑。事实上,政治级别与千里迢迢的距离,并不妨碍他与朱镕基有着相同的鞠躬尽瘁的对象。朱镕基曾大声疾呼“农民负担太重”,然而不管是动之以情还是晓之以理,这一问题都没能得到更好的解决,直到他卸任,“农民负担太重”依然为心头之痛。

2002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即将离任的朱镕基提出他的担忧:“劳动力过剩始终是中国一个最大的问题,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进展缓慢,农民收入增加缓慢,农村的就业问题亟待解决”,“房地产业里面的弊端大得不得了,里面的门道可多了……现在房地产有点热,不敢说过热,不能再这么干下去了”,“现在,我们的消费率同世界平均水平比较起来还是低的”,领导干部“花钱花得太多了”……《朱镕基谈话实录》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与前期的铁面、强势甚至冷峻相比,2002年的朱镕基越来越展现出其温情的一面,关注农民收入、社会保障与再就业等,甚至大胆用了“弱势群体”一词,从宏观经济政策的高度注解民生,其民生情怀展现无遗。不过,如同历史学家黄仁宇的感慨:“全世界最伟大的领导人也只能在它的运动曲线上施加短期的影响力。”时间也会玩鞭长莫及的游戏,这注定朱镕基的民生情怀会留下一些悲情印记。

有些问题则如同顽疾依然存在,政府为之左右为难。政治体制改革面临重重障碍、房地产市场利益犬牙交错直压民生幸福指数、贫富分化加剧、国有企业垄断墙高高竖起……

政治体制改革是最大的难点。与经济体制相比,政治体制更为错综复杂,任何变革都不会让所有人受益,总有一些人的利益受损。相对而言,经济体制改革损害的经济利益更容易找到替代品加以补偿;而政治体制变革所触犯的利益,则很难找到相应补偿方式。到底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平衡各方的政治利益,政府左右为难。

贫富分化加剧是当前民众关注的热点。改革开放初期,政策对资本的倾斜性,形成了以资本而非劳动作为分配参考的示范性收入分配秩序。而资本的滚雪球效应,会加大各阶层的收入差距。同时,现代化的社会动员会激发人们对财富分配不平等的觉醒意识,并增加不满情绪。如何切好财富蛋糕,不仅是对政府良心的考验,更是对其执政能力的挑战。

作为一个大国的执政者,朱镕基沿袭着前人设定的原则框架,又有着拓荒者的胆识和勇气。他的措施既有对改革根系的坚持,也有新的变迁,并分化出枝干。这些枝干又长出新的枝叶,结出果实,最终挥洒出一道任谁都无法再临摹的特别风景。

本文摘自《共识:中国在改革中前行》,罗晓、于一 著,东方出版社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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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右派”生涯

1958年4月,在国家计委工作的朱镕基被打成“右派”,并由国家计委党组报请中央国家机关委员会开除党籍。从此,右派的帽子,朱镕基一戴就是20年。

作为五十五万分之一的右派分子,朱镕基被下放至农场劳动。所幸的是,朱镕基在农场只劳动了很短时间,就被调入国家计委所属的一所中专学校担任普通教员。1962年,因其“思想改造好”被宣布“摘帽”,并上调国家计委机关国民经济综合局工作。由于朱镕基尚属“内控人物”,他没有被委任任何行政职务。

“文革”中期,朱镕基再次被下放至“五七”干校。从1970年到1975年的5年间,他所做的无非是养猪放羊,除草收割。

时至1975年,随着邓小平的二次复出,中国社会表现出微弱而缓慢的复苏气息。朱镕基回京后,又被安排至石油工业部管道局下属单位———电力通讯工程公司。朱镕基担任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科级。

1978年4月4日,中共中央转发《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文件说,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条件已经成熟。此时,朱镕基上调至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担任研究室主任。

是年9月,朱镕基终于彻底去掉了他20年的政治冤屈,并恢复了党籍。据载,正式为朱镕基平反的那一天,中国社科院组织部门的一位负责人,郑重其事地向朱镕基展示从他档案里抽出来的“右派分子”材料和开除党籍的处分决定,然后付之一炬。朱镕基“一言不发地看着那一张张记载着他‘反党罪行’的字纸,在火中迅速化为灰烬”。

1998年,在出任国务院总理的新闻发布会上,当一位美国记者问起那段“右派”岁月时,一向敢言和畅言的朱镕基表情深沉,他说:这一段经历对我的教育是很深刻的,但也是很不愉快的,因此我不想再提这件事情。

对于朱镕基个人而言,或许那段经历注定是不愉快的,却恰恰因其大落继而大起的政坛传奇,成为表明中国改革开放魄力和勇气的重要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