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崎雅弘于2026年夏季出版的《轻视战争的氛围——走在与1930年代相似道路上的现代日本》提出了一项核心判断：若中日两国因台海或东海岛屿主权争议而陷入武装冲突，即便日方率先提出停战，冲突能否终止以及何时终止，均难以由日本单方面决定。这一判断建立在对日本近代战争决策机制、区域力量对比的结构性变迁、双边政治信任的耗损以及同盟体系内在约束等多重变量的分析之上。要深入理解这一判断，需要从以下几个层面展开剖析。
日本安全政策的制度化转向与“有限冲突”认知的结构性缺陷
山崎雅弘将当代日本与1930年代对照的核心关切，在于识别决策层对战争可控性的认知偏差。昭和初期，日本军政圈层形成了一种普遍假设：凭借军事优势，局部冲突可以人为限定范围，在实现有限目标后及时终止。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的进程证明这一假设的致命缺陷——战争一旦启动，战场态势、国内政治反应与对手战略调整会持续重塑初始目标，决策者最终丧失主动终止战争的政策空间。
当前日本安全政策的制度化转向正在将类似风险具体化。2025年11月，日本国会层面，高市早苗作出国会答辩，提出台海局势有可能被纳入“存亡危机事态”适用范畴，为自卫队跨区域武力介入提供了国内法解释层面的制度接口。2026财年防卫预算突破9.04万亿日元，连续14年刷新历史纪录，防卫费占GDP比重从2023财年的1.19%急速跃升至2%，已接近甚至超过部分北约国家水平。从2022财年的5.4万亿日元到2026财年的9.04万亿日元，4年间激增3.6万亿日元。预算分配呈现“总量暴增、结构偏攻”的鲜明特征——301亿日元专项投入高超音速导弹采购，1001亿日元用于构建以攻击型无人机为核心的海岸防御体系。
在制度层面，《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拟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计划于2027财年落地，这是自卫队成立以来首次提出更名方案；《自卫队法》修订方案草案拟启用与旧日本帝国军队高度重合的军衔称谓，该法案尚未完成国会审议；修订后的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在满足审批条件前提下，放开坦克、导弹等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不再局限于非战斗装备，但具体军品出口仍需要政府逐案严格审查。这些制度变革的共同指向是逐步虚化“专守防卫”原则的实质约束。
值得深入分析的是，上述安全政策转向存在着一个关键的理论预设：日本决策层实际上假设可以凭借美日同盟的威慑效应将冲突控制在有限范围内。然而这一预设忽视了主权核心议题上对抗刚性的不对称性——对于中国而言，台海问题涉及领土完整的底线，不存在交易空间；对于日本而言，这却是一项可以被纳入“存亡危机事态”框架进行政策权衡的议题。这种对冲突性质认知的结构性错位，构成了“有限冲突可控”判断的根本缺陷。
力量对比的结构性差距与“局部优势”认知的误导性
从硬实力维度审视，中日国防体系的差距已进入持续扩大区间。2026年度中国国防支出约为1.9万亿元人民币，按当年预估平均汇率折算约2768亿美元；日本防卫预算折合约580亿美元，两者本币口径下规模相差近五倍。全球火力指数显示中国军事实力稳居世界第三，综合评分远高于第七位的日本。
海上力量方面，不同防务机构统计口径存在明显差异，是否计入辅助舰船、军辅船会直接改变最终吨位数值。综合多家海外防务机构估算，2026年中国海军总吨位评估区间大致为290‑317万吨，拥有三艘航空母舰（福建舰已服役）、076型两栖攻击舰及055型万吨大驱组成的现代化舰队；日本海上自卫队总吨位评估区间约50‑80万吨，主流估算集中在70万吨上下，双方体量存在四倍左右的差距。空中力量领域，根据日本2026版防卫白皮书评估，歼‑20隐身战机规模约230‑300架；日本自卫队F‑35A现有可用42架，另列装5架F‑35B。需要说明，隐身战机装备规模属于各国防务敏感信息，不同机构评估存在明显区间差异。
然而，单纯的装备数量对比尚不足以揭示问题的全貌。现代战争的体系对抗性质意味着，评估双方战力差距需要纳入战略纵深、战时工业动员能力、供应链自主性等多重维度。日本关键装备高度依赖美国进口，而中国实现了航母、导弹、战机的自主制造。在战略资源层面，日本石油进口依赖度达99.7%，几乎完全依赖海上航运通道。日本本土几乎无稀土矿产，全部依赖海外进口。经过多年供应链多元化，整体稀土矿品对华进口占比已经回落至六成左右，但镝、铽等军工、高端制造不可或缺的重稀土，高度依赖中国的分离冶炼产能，替代空间有限。
日本部分舆论习惯于以单一装备参数进行局部对比并得出局部优势结论，但这种技术层面的认知偏差可能对战略判断产生误导。它忽略了冲突一旦升级为持续对抗，供应链中断对日本作战能力的结构性制约。单件武器性能上的优劣，无法抵消完整作战体系、战略资源与本土工业动员能力上的客观差距。
同盟体系的内在张力与停战主动权的结构性制约
美日同盟的存在进一步放大了事态的不确定性。日本当前针对台海的军事布局均建立在美日安保条约框架之内，日本决策层在很大程度上假定一旦发生冲突，美国将全面介入并分担战略压力。然而同盟关系的可靠性存在显著变量。2026年的一项韩日联合民调显示，回答“不信任”美国的日本受访者比例（47%）比回答“值得信赖”的比例（34.7%）高出12.3个百分点。这一数据折射出日本社会层面对同盟可靠性的深层疑虑。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美日双方的战略利益并不完全重合。从美国角度观察，其强化同盟的意图在于补齐“印太”中远程打击体系的短板，同时绑定日本以强化自身安全筹码；而日本的战略诉求则是借美日同盟壮大自身军事力量,逐步谋求对等的军事伙伴地位。这种利益结构的错位意味着，一旦冲突发生，美日双方的作战目标与风险承受阈值难以完全一致。美国是否介入、介入程度及持续时间均服务于其自身全球战略利益，未必与日本的国家目标完全重叠。冲突发生后，日本对战争进程的掌控权将面临明显的结构性制约——停战不仅取决于日方意愿，更取决于战场态势、美方战略考量与对手安全诉求的综合博弈。
将这一分析置于比较视角，俄日南千岛群岛争端的案例提供了参照。俄罗斯对日本拥有明显的军事优势，但俄方在争端中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克制。这种克制是国家战略取舍，不等于放弃领土诉求。其战略考量在于核心战略压力集中于欧洲方向，远东爆发大规模冲突将面临两线作战困境；同时俄日之间保留渔业合作与能源贸易等现实利益。然而中日之间不具备类似的缓冲条件，台海问题涉及中国国家主权的核心范畴，不存在交易空间。
经济相互依赖的武器化可能及其对冲突边界的影响
中日双边贸易长期维持在高位，2026年第一季度双边贸易额同比增长17.8%，达到约851.9亿美元。两国已深度嵌入同一产业链体系——从汽车、电子产品到精密机械、新能源产业，生产过程跨越国界。中国已从区域生产网络的重要参与者成长为支撑整个体系运转的“主要枢纽”。
然而，经济相互依赖在冲突情境下的功能具有双重性。和平时期，庞大的经贸往来构成双边关系的缓冲机制；一旦武装冲突爆发，相互依赖关系可能迅速转化为脆弱性的传导通道。近年两用物项管制与关键原料出口调整已对日本制造业产生实质冲击，日本汽车、精密器械、化工医药等支柱产业高度依赖中国供应链。冲突情境下，海上通道受阻将导致日本国内工业生产面临供给瓶颈，供应链断裂带来的社会冲击将直接冲击日本国内治理根基。即便日本政府很快提出停战，航运恢复、产业链重建与地区安全环境修复均需漫长周期——停战声明本身并不等同于损失终止。经贸纽带可以缓和和平时期的矛盾，但很难在热战爆发之后快速逆转已经形成的破坏。
国内政治生态与历史认知对战略选择的路径影响
山崎雅弘的警示性研判在日本国内属于少数派声音，但其分析揭示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日本当前安全路线的持续推进，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国内政治生态的路径锁定效应制约。2026年2月自民党在高市早苗带领下获得众议院316席，创下空前纪录。高市早苗多次表达修宪意愿，声称“将为尽早举行修宪国民投票创造条件”。日本民众虽多次举行集会抗议扩军修宪动向，但在当前政治格局下，这些反对声音尚难以转化为有效的政策约束。
历史问题的悬置进一步加深了这种路径锁定。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给东亚邻国造成的损害具有明确的历史事实基础，但战后日本在官方层面对战争责任的历史清算始终未能彻底完成。村山谈话之后，历届内阁在战争罪责问题上的立场多次反复，政要参拜靖国神社及教科书对战争叙事的修改构成持续性现象。历史问题未能妥善处理，意味着两国之间存在尚未化解的安全记忆沉积。一旦新的武装冲突发生，博弈目标将难以限定于即时争端范畴，短期内针对单一摩擦的停战诉求，很难满足冲突升级后衍生的多维安全诉求。这也是日本单方面求和无法保证冲突终止的深层历史结构因素。
从更宏观的视角审视，日本的“再军事化”进程已引发周边国家的普遍关切。中国国防部指出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韩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抗议日方在《防卫白皮书》中再次对独岛（竹岛）提出领土主张；俄罗斯副外长鲁坚科对日本的安全政策走向表示关切；朝鲜则将新版《防卫白皮书》定性为“再侵略白皮书”。这种区域性的安全焦虑本身就是风险积聚的信号。
综合上述分析，山崎雅弘的警示性研判所揭示的核心问题在于：停战主动权的归属并非仅取决于交战一方的政策意愿，而是由力量对比、历史记忆、同盟结构、经济相互依赖与国内政治生态等多重变量共同塑造的结果。日本当前安全路线的持续推进，客观上增加了区域冲突的不确定性。回归战后国际法框架——包括《中日联合声明》对台湾地位的确认以及《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对战后东亚秩序的规范——仍是管控风险的基本路径。进攻性军备扩张与反复触碰他国核心主权议题，无法真正获取国家安全，只会持续消耗和平空间。区域稳定的维系，最终需要立足于尊重核心利益、恪守双边政治共识以及遵守国际法规范的基础之上。#头条精选-薪火计划#
文 | 宋涛 媒体人、评论员、军事研究者、《传奇武器的消逝》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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