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女子卸完10吨水泥，老板非要留她吃饭，她闷声干掉5碗面条|工棚|水泥|筷子|米饭|花生仁|面条

甘肃女子卸完10吨水泥，老板非要留她吃饭，她闷声干掉5碗面条

水泥灰从车厢里倾泻下来的时候，我站在车尾，戴着那副已经磨得只剩一半滤片的口罩。灰尘灌进鼻腔里，跟鼻腔里本来的湿润一碰就结成了泥，我吸了一下鼻子，喉咙里发出一种粗粝的声响。司机在驾驶室里冲我喊"姑娘接住了"，我拽了一把车厢底部的挡板，一袋水泥从滑槽上落下来，我侧身接了一下，一百斤的东西砸在肩膀上，膝盖弯了一下又撑住了。

这是我今天卸的第七吨了。早上六点半到的工地，到现在快十一点了，太阳升到头顶，晒在裸露的小臂上像有一层薄薄的火在烤。我把那袋水泥扛到货堆上码好，一袋一袋地码，每放一袋我都用手拍一下表面，水泥灰扑起来在日光里腾成一团灰雾。灰雾散开之后我转身回去，继续接下一袋。

工地上的男人们都在看我。我一个女人在水泥车后面跟司机配合着卸货，车厢里的水泥顺着传送带往下滑，一袋接一袋没有停。他们有的在砌墙，有的在扎钢筋，手里的活没停但眼光时不时地飘过来，隔着灰土和噪音，那些目光像碎屑一样落在我身上，不重，但能感觉到。做这行五年了，早就习惯了。去年在青海一个工地上还有人专门跑过来问我"你是不是走错地方了"，我说"没有"，他说"那你能行吗"，我说"行不行你看了再说"。那天我卸了十二吨。

第九吨的时候我喘得厉害了，站在水泥垛旁边歇了几秒，用手背擦了一下额头。手套上全是灰，擦过去的时候一层灰粘在汗湿的皮肤上，干了的和没干的混在一起，整个人像刚从泥浆里捞出来。司机探出头递了一瓶水给我，我接过来拧开灌了几口，水是温的，带着塑料瓶受热之后的味，但能喝。灌完之后我把空瓶扔在车斗里，转身继续接最后几袋。

十吨卸完的时候快十二点了。我蹲在水泥垛旁边的阴凉处把口罩摘了，口罩内侧已经被汗水浸透黏在脸上，揭下来的时候带了一层灰白色的皮屑。我拿袖子擦了擦脸，袖子上一层灰，擦完了脸上还是灰的。我靠在背后的砖堆上喘气，两条胳膊像灌了铅一样沉在身侧，手指攥不拢，只能半张着搁在膝盖上。水泥灰的气味沾满了全身，头发、衣服、鞋、指甲缝里全是。

一个穿蓝衣服的男人从工棚那边走过来。他在我面前站定，低头看着蹲在地上的我，手里拿着一只搪瓷缸，搪瓷缸的边沿磕掉了一块漆。我抬头看了他一眼，是个五十来岁的男人，脸膛黑红，下颌有没刮干净的胡茬。

"卸完了？"

"卸完了。"

"行。"他把搪瓷缸放在旁边的砖堆上，从兜里掏出一卷钱，数了七张一百的递给我，"工钱。十吨，加中午管一顿饭。"

我接了钱，没有数，攥在手心里。水泥灰沾在纸币的表面上，几张纸票彼此摩擦发出微细的沙沙声。我站起来的时候膝盖响了一下，腿弯处的肌肉在站直的过程中打着颤。我把钱叠好塞进裤兜最深处，拍了拍兜盖。

"饭我就不吃了。赶车。"

"别赶。"他挡了一下我往门口走的方向，站在我面前，"吃了再走。就一顿饭，吃完我送你到路口。"

我停住了。太阳晒着他肩膀，他背后的工棚里传出锅碗碰撞的声音和炒菜的滋啦声。有人端着碗从棚子里走出来蹲在门口吃，碗里的面条冒着热气，白汽在正午的阳光下细碎地升着。

"走吧。"他往前走了一步，侧了一下头示意我跟上。

我跟着他走进了工棚。里面比外面凉快一些，几盏灯泡在顶棚上吊着，光线发黄。桌子是工地上那种长条木板搭的，四条桌腿用铁丝绑着，桌面擦过，还残留着上一拨人吃饭留下的水渍。一个大铁盆盛着面条搁在桌中央，盆沿架着几双筷子，另一只盆装着浇头，土豆丁混着青椒和碎肉，汤底浮着一层红油。

他给我盛了一大碗面，浇了满满两勺浇头，又从旁边拿了一头蒜放在碗边上。他把碗推到我面前，在对面坐下，自己也盛了一碗，但没有动筷子。

"吃吧。"

我低头看着那碗面。面条是宽面，手工扯的，在热汤里泡得微微发胀，表面覆着一层红亮亮的油。我拿起筷子夹了一卷送进嘴里，面条筋道，汤汁的咸辣味在舌尖上炸开。我嚼了几下咽下去，又夹了第二口。然后我没有停，筷子在碗里一下一下地夹着，面条一卷一卷地被送进嘴里，咀嚼吞咽的声音被工棚里其他人的说笑声盖住了。

一碗吃完了，他把碗接过去又给我盛了一碗。我没抬头，继续吃。第二碗下去的时候，肚子有了底，额头上的汗在吃面的热气蒸腾下开始大颗大颗往下掉，啪嗒啪嗒地落在碗沿上，跟汤汁混在一起。我拿袖子擦了一把，继续。

第三碗的时候他给我剥了一瓣蒜搁在碗边上。我把蒜丢进嘴里嚼了，蒜的辛辣跟面条的咸辣撞在一起，呛得我鼻子一酸，但很快就过去了。那瓣蒜在喉咙口留下一股持续的热度，像一条细细的火线从嗓子眼一直延伸到胸口。

第四碗的时候速度慢下来了。我咀嚼的时间变长了，吞咽的间隔拉大了。他把自己的面碗推过来，把剩下的浇头全倒进了我碗里。我看了一眼，没有推辞，低头继续。

第五碗吃到一半的时候我停了一下，搁下筷子喝了两口面汤。汤碗端在手里，热气扑在脸上，脸上的灰被热气一熏，皮肤底下的血管开始发烫发痒。我放下汤碗看了他一眼。他坐在对面一直没动自己那碗面，筷子搁在碗沿上，面条已经泡得涨大了，表面凝了一层油膜。他看着我吃那半碗面，目光平静，像在看一件跟自己有关又没有太多关系的事情。

"你叫啥？"

"刘芳。"

"多大了？"

"三十四。"

"干这个几年了？"

"五年。"

他又不说话了。我把第五碗的最后几根面条挑起来吃了，把汤也喝了，碗底干干净净的，只剩几点油花。我把筷子并排放好搁在碗沿上，拿袖子擦了一下嘴，袖子上的灰沾在嘴角，我拿手背又抹了一下。

"饱了？"

"嗯。"

"你一个人？"

"嗯。"

"你这力气，"他看着我搁在膝盖上的那双手。手背上青筋凸着，指节粗大，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水泥灰，"哪来的？"

我想了想。工棚里的风扇在头顶吱吱地转着，扇叶把灯光切成一片一片的，交替落在我和他之间的桌面上。"以前练过举重。省队的。后来伤了，退下来了。"

他听完了之后没有说话。他把那碗一直没动的面端起来倒进了垃圾桶里，面碗扔进水槽里，哗啦一声。他转过身来看我，从裤兜里掏出一张名片放在桌子上，用搪瓷缸压住一角。

"我这边下个月有个活，要卸一批水泥，五吨左右。你要有空，来找我。工钱按今天的算。"

我把名片接过来看了一眼。上面印着"张德贵"和一个手机号，没有公司名称，没有头衔。我把名片折了一下塞进外套内兜里，站起来往外走。走到工棚门口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他还站在桌边，正弯腰把那盆剩下的汤汁端起来倒进桶里。后背上有一块汗渍，在灯下发着深色的光。

我走出工地大门的时候太阳正烈。路边有一棵老槐树，树荫落在地上黑黑的一团。我在树底下站了一会儿，从兜里掏出那卷钱数了数，七张，平整的，还带着水泥灰。我把钱重新叠好放回兜里。风从远处吹过来，干燥的，裹着尘土和黄土高原上特有的那种气味。头发上的水泥灰被风吹落了一些，在正午的光里飘散着，一小粒一小粒的，像极细的盐。

后来我去过张德贵那个工地很多次。每次卸完货他都会留我吃饭，每次我都能吃下至少三碗面。有一回他没有在工棚里准备面，端了一碗白米饭和半盆炖肉过来，放在我面前说"今天换换口味"。我吃了两碗米饭，肉吃完了，汤底用米饭拌了也吃干净了。他坐在对面剥花生吃，剥了一小堆花生仁推到我手边。

"刘芳，你以前在省队练举重，练什么级别？"

"六十九公斤级。后来降到六十四。"

"最好成绩？"

"全运会第六。"

他剥花生的手停了一下，然后继续剥了。花生壳在他指间碎裂的声音在安静的工棚里很清晰，咔的一声，咔的又一声。

"伤了哪？"

"腰。腰椎滑脱，退下来了。"

他把剥好的花生仁搁在我手边，拍了拍手上的碎屑。"那你还干这活。"

我拿了一颗花生仁扔进嘴里嚼着。"总得吃饭。"

他没有再说什么。风扇在头顶转着，把工棚里残余的饭菜气味搅散又聚拢。我坐在他对面嚼着花生仁，手搁在桌面上，指节粗大，指甲缝里洗不掉的水泥灰在日光灯下像一层嵌在皮肤里的印记。那些印记洗不掉，吃饭的时候夹着面条伸到嘴边的过程中，它们一直附在手指上，跟了我五年了。

后来有一次晚上收工晚了，天已经黑透了。他骑摩托车带我到镇上的公路口，车停在路灯底下，他熄了火。我把工钱揣好准备下车的时候，他开口了："刘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