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没有想过，一段关系中最亲密的时刻，可能不是烛光晚餐，而是两个人一起站在人群里，手心里全是汗，面前是盾牌和警棍？
三月十一日下午五点半，我和Sena本该坐在某个路边摊，叫上两份撒了炸虾酱的饭包，配着鱼和辣椒酱，一边吃一边痛骂这个国家的烂事。这是我们筹划了很久的约会。他答应过我，那天不谈政治，只谈我们。
后来我才明白，在这个国家，约不约会从来不是两个人能决定的。
被改写的晚餐
我们原本想带的是一本小说。不厚，够读一个下午。他总说，印尼文学里那些字句不该锁在印刷厂里，应该被大声念出来，让它们在天空底下自由来去。就像Pramoedya的书，或者Chairil的诗——那些带着民族主义锋芒、让我们这些“不够爱国”的人看了也觉得心口发烫的文字。
但我们没能翻开那本书。
人群的喊声盖过了所有温柔的计划。总统府大门前，一排穿着制服的人站在那里，盾牌压得很低，枪口朝着地面。没有人下令，但所有人都知道，今天这里不允许爱情发生。
他叫Sena，手很烫
Sena站在我身边，眼睛里有种奇怪的光。那不是愤怒，更像是某种烧了很久、终于被风掀开灰烬的火。他冲着前面喊：“喂！前面的人快走啊！”
“这个国家需要革命！人民万岁！敢于反抗的人民万岁！”
他喊得嗓子都哑了，但另一只手一直没有松开我。他握得很紧，像是怕一松手，我就会被人群冲散，或者被某个角落里的便衣带走，就像那个叫Laut Wibisana的活动家一样，从人们的视线里彻底消失，最后无声无息地死去。
Sena从不把这些话说出口。但我感觉得到，他的每一次用力，都藏着一句没说出来的“别离开我。”
我握紧了他的手
那一刻，我不知道自己哪里来的力气。也许是人群太挤，也许是那些盾牌反射的光太刺眼。我反手握住他，指节嵌进他的指缝。我想让他知道：我在这里，我们在一起，任何事都可以一起穿过去。
就像一个施了魔法的动作，他的呼吸开始慢下来。那种像拉风箱一样粗重的喘息，渐渐变成了正常的起伏。他低头看我，眼神里的灰烬重新落定，声音沙哑地问我：“你还好吗？”
我点了点头。他于是笑了一下——很轻，几乎看不出。
为什么我们会在这里
我也问过自己这个问题。
我们不是职业革命家，不是哪个组织的骨干。我们只是两个被论文和作业压得喘不过气的学生。Sena的桌上堆着厚厚的参考文献，我的手机里还有没写完的课程报告。我们原本应该坐在宿舍里，为下个月的考试发愁，而不是站在这里，对着防暴警察喊“让我们过去”。
“我们不是罪犯，不是暴徒，为什么要用路障挡着我们？”人群中有人喊出了我心底的声音。
没有回答。盾牌依然沉默地立在面前，像一堵会呼吸的墙。
我问那些消失的人
混乱中，我忽然想起一些名字。那些人曾经也在这样的街头，用年轻的声音喊过类似的话。他们后来怎么样了？有人成了课本里的一行注脚，有人变成了口口相传的传说，更多的人，被时间吞掉了声音。
我在心里问他们：那时候你们想象中的国家是什么样的？你们拼命守住的血管里流淌的东西，究竟值不值得被这样一个越来越破败的体制消耗殆尽？
你们是不是早就预料到了？预料到这个国家的官僚体系会像得了慢性的病，一点点烂进骨头里，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崩塌的方式？
没有人回答我。
也许他们也曾试图回答，但声音被风吹散了。也许他们最终选择了沉默，不是因为放弃，而是因为知道，有些话说了和不说，都不会改变结局。
有人开始喊他的名字
就在我以为这一天会以这种僵持结束时，人群背后忽然传来一句刺耳的喊声。
“那个混蛋Sena Prakarsa在哪儿？”
我的手指瞬间冰凉。
Sena也听见了。他握我的手突然用力，几乎要把我的骨头捏碎。他没有回头，脸朝着前方，声音压得很低：“别怕。”
我不知道他们是谁，不知道他们在找的是哪个Sena。我只知道，此刻我爱的这个男人，正站在一条我完全无法预料其尽头的路上。而我能做的，只是站在他身边，假装自己也没有在发抖。
被国家安排好的约会
后来我常常回想这一天。
我们本可以坐在某个脏兮兮的塑料棚下面，打开一包温热的饭，听他说印尼文学里那些伟大的句子。我们会争论某个作家笔下的人物是不是太理想主义，会笑话某个诗人的情诗写得过于肉麻。他会把鱼肉最好的部分夹到我饭盒里，我会把他不爱吃的辣椒偷偷挑出来。
那才是我们计划中的约会。
可国家替我们做了另一种安排。它把街头的路障变成我们的餐桌，把暴烈的口号变成我们的情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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