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年轻人不是不爱孩子，而是大家手里的消费支出算得太清楚了。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全年出生人口已经降到792万人，人口出生率只有5.63‰，总和生育率落到1.0左右。
大家都说不想生，但调查显示大家理想中还是想生1.8到1.9个，实际却只有1.19个。中间这0.7个孩子的缺口，到底被什么东西挡住了？其实说白了，就是现实里的各种成本高到让人不得不退缩。
要看清大家为什么不敢生，首先要把具体的数据项整理出来。
根据育娲人口智库发布的数据，在中国把一个孩子从出生抚养到18岁，全国平均直接花费是58万元，如果折算成月度支出，从备孕一直到孩子18岁，平均每个月要拿出2544元。
这个数字看起来似乎不算夸张，但如果结合不同区域的消费水平来看，支出数额就会成倍增加。
在农村地区，养大一个孩子的成本是39.2万元，平均每月花费1719元，到了城镇地区，这个数字直接上升到71.3万元，每月平均需要付出3127元，如果是生活在一线城市，成本更是处于极高水平。
我们把这个抚养成本和人均GDP做对比，就能发现更现实的问题。在中国，把孩子养到18岁的成本是人均GDP的6.06到6.3倍。这个比例在全球范围来看都非常高，仅仅次于韩国的7.79倍，远高于其他发达国家。
北京大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数据进一步显示，育儿支出占到了很多家庭总收入的接近50%。在所有的养育开支里面，教育支出又是最沉重的一块，占到了整体养育成本的34%。
等孩子到了15到17岁的高中阶段，教育支出占养育总开支的比例更是上升到了35%。很多夫妻两个人每月收入合计1.5万元，除去房贷和日常吃穿用度，剩下的钱光是支撑孩子的日常消费和教育课业就已经让家庭的可支配资金非常紧张。
而除了直接投入的资金，时间和职业生涯的损耗同样是大家犹豫不决的重要原因。生育对个人，特别是女性在职场上的影响有着非常客观的数据体现。
根据相关调查，女性每生育一个子女，年工资收入就会下降17.0%，每小时的工资率也会下降17.4%。
而且这种收入下降不是短期的，是伴随着履历中断和精力分散。在生育第一个孩子之后的头三年里，女性平均每个月的工作时间比生育前减少了22.2个小时。
也是因为如此，很多女性为了兼顾家庭不得不从原本有晋升空间的全职岗位，转向薪资较低但时间相对灵活的岗位，甚至直接面临职场上的隐性限制和晋升机会丧失。
而在个人时间分配上，挤压同样非常明显。根据中国时间利用调查的数据，在一孩家庭里，孩子在0到6岁期间，母亲每周的个人闲暇时间直接少了12.6个小时。
在家务负担上，相比没有孩子的女性，照顾0到2岁婴幼儿的女性平均每周要多做31.5个小时的家务；即使孩子长到了3到5岁，每周依然要多承担15.4个小时的家务工作。
这种时间上的高强度占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社会公用照料体系的缺乏。根据国家卫健委的数据表明，我国3岁以下婴幼儿在各类托育机构的入托率只有5.5%到7%左右。而在经合组织国家里面，3岁以下婴幼儿的入托率普遍在30%到50%以上。
试想一下，如果在3岁以前，托育服务极度缺乏的情况下，照顾孩子的责任只能全部压在家庭成员身上。
如果家中老人无法帮忙照看，雇佣保姆的费用又极其昂贵，这种由单个家庭独立承担的托育现状，又怎么能让人放心地把孩子生下来？
很多人觉得现在的年轻人不上心、不愿承担责任，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绝大多数人并不是拒绝婚姻和家庭，而是选择推迟婚育时间。
年轻人推迟生育，是因为大家对养育质量的要求变高了。过去养育孩子偏向于满足基本生存需求，现在大家更注重精细化养育和成长环境。在个人经济实力不够坚实、社会托育和教育支持还没跟上的前提下，大家不盲目生育，反而是对一个新生命保持高度负责的表现。
而要改变大家不敢生的现状，靠简单的说教没有任何效果，关键是要拿出实打实的政策支持和保障措施。
目前不少研究机构和专家已经提出了明确的解决路线。第一是发放国家级的养育补贴，通过直接给家庭提供现金支持、实施税收抵免和购房贷款利息优惠，降低家庭的直接经济压力。
第二是大力建设普惠性托育机构。通过财政资金的投入，把0到3岁婴幼儿的入托率从现在的5.5%逐步提升到30%到50%的水平，把家庭从高强度的日常照料中解放出来。
第三是推行男女平等的育产假制度，强制或鼓励男性休满陪产假和育儿假，减少女性在职场招聘和晋升中面临的母职歧视。
第四是继续推进教育资源均衡化，降低升学竞争压力和补课支出，切实减轻教育方面的机会成本。
总之，生育从来不是单靠个人意志就能完成的事情，只有把经济负担降下来、把托育和职场保障建立起来，让大家确定成为父母之后生活依然可以稳定运转，年轻人才会做出最适合自己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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