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党史的话语体系里，通常把1978年华国锋主政时期的开放引进项目，称之为“洋冒进”，并进而演绎出一个“两年徘徊时期”。但是，在1981年6月第二个历史决议之前，用的不是“洋冒进”，而是“洋跃进”。

不管是“洋跃进”还是“洋冒进”，都是一个带着浓厚时代烙印、却又常常面目模糊的概念。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经济甚至政治名词，甚至是解释政治权力交替的一个不可忽视的视角。

从“新跃进”到“洋跃进”

在华国锋主政时期，“跃进”是个高频词，而且前面通常要加个“新”字。比如1977年4月19日《人民日报》社论《抓纲治国推动国民经济新跃进》高呼：“在‘两个阶级’的激烈斗争中，实现安定团结，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达到天下大治的战略决策，已经在经济战线上取得显著成果，一个新的‘跃进’形势正在形成。”

同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公报说：“国民经济正在出现新的跃进局面”。10月1日国庆招待会上，华国锋也说，“我国国民经济正在出现一个新的跃进局面”。到了1978年2月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更是白纸黑字：“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蓬勃发展，一个新的跃进形势已经来到了。”

这个“新跃进”的形势下，华国锋干了什么？我觉得可以简要说三条：第一，虽然强调的是“抓纲治国”，且没有像后来一样大谈“改革”二字，实际上，“抓纲”是个帽子，工作重心已经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了。第二，确立开放引进的对外开放政策。后来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确立，他是奠基者。第三，在经济理论上拨乱反正，如，纠正对“唯生产力论”的错误批判；重新强调按劳分配和物质利益原则；重新肯定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必须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诸如此类。

对华国锋主政期间的“新跃进”如何评价？1981年第二个历史决议是一个说法，2008年华国锋去世后又有个说法。这两个说法，前者过了将近5年，后者过了30年。哪个评价公允？不是本文的任务。这里只列出1979年3月21日陈云和3月30日邓小平的说法。

1979年3月21日—2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和讨论国家计委关于修改一九七九年计划和国民经济调整问题的汇报。21日，陈云有个比较系统的讲话，基本上否定了粉碎“四人帮”以来的经济工作。

陈云这个讲话，《陈云文选》有收录，这当然是一遍一遍整理过的。至于原汁原味的讲话，我们自然看不到，好在有与会者袁宝华的回忆。

袁宝华说，在这个讲话中，陈云提到了“洋跃进”：

3月21日，陈云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有一个发言，他的发言主要是批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为什么比例失调，是“洋跃进”。什么是“洋跃进”？就是要靠外国的贷款来发展我们的经济，具体批评了冶金部，说冶金部借外债来发展钢铁工业，它不知道这件事情的厉害。“洋跃进”光是大的基本建设项目就搞了1700个，小项目几万个，忘掉了中国的国情，中国九亿人口，80％还在农村。新中国成立30年了，社会上还有要饭的人。所以，当时就提出来国民经济要调整。到了四中全会，就提得更尖锐。批“洋跃进”，有关领导同志是不大服气，所以国民经济也没有很好的调整。

这是我能看到的史料中，“洋跃进”一词最早的出处。

一个“洋”字，指向大规模引进国外技术和设备；一个“跃进”，又让人联想到1958年的“大跃进”。两个字眼拼在一起，立刻带出某种历史的回声。这就把1958年的大跃进和1978年的开放引进等量齐观了。领导干部也是这样理解的，有例为证：

譬如，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国栋，在传达1980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时说：

1978年没有从本国情况出发，“洋冒进”超越了规律，更加失调。归根到底，从58年以来，在国民经济问题上有错误。中央对此还有分歧。左倾路线不纠正，一定会犯大跃进的错误，1978年还加上国外引进，比58年更严重。

再如，1982年11月15日，《人民日报》报道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冯纪新在省直机关单位学习十二大文件汇报会上的讲话。冯指出：“要求全省干部要把十二大提出的翻两番同1958年的‘高指标’、1978年的‘洋跃进’区别开来，增强信心。”也是把1958年和1978年并列看待了。

这是《人民日报》第一次出现“洋跃进”这个词。

可见，不管是与1958年相对应，还是借用当时的“新跃进”，只要在前面加个“洋”字，“洋跃进”三个字，就成了一顶非常直观且具杀伤力的帽子。

要特别注意的是，袁宝华回忆中的这句话：“批‘洋跃进’，有关领导同志是不大服气”。

这个“有关领导同志”都有谁？可与另一条史料对照看：

1980年11月10日至12月5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以来的重要错误。对于他在经济方面的错误，会议通报是这样定调的：一九七七、一九七八两年中，华国锋在经济问题上提出了一些“左”的口号。这两年经济工作中的冒进，造成了国民经济的严重损失和困难。这主要是一个经验不足的问题，不能由华国锋一个人负责，但是他确有重要的责任。

这段话，有两条值得特别指出：

第一，中央给华定调是“冒进”，没有用“跃进”这个词。“冒进”的语义比“跃进”轻多了。

第二，通报里有一句极其微妙的话：“这主要是一个经验不足的问题，不能由华国锋一个人负责，但是他确有重要的责任。”

以华当时党政军“三位一体”的最高职务，让他负“重要的责任”似乎没毛病。

汉语词汇丰富得很，有“重要责任”，就有“主要责任”和“次要责任”。通报既然承认“不能由华国锋一个人负责”，那潜台词就是：还有人也得负责。这其中应包括袁宝华所言的“不大服气”的“有关领导同志”。

邓小平就是“有关领导同志”中的一个。

就在陈云3月21日讲话十天后，3月30日，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的讲话中说：

这里首先要看到，打倒“四人帮”以后三年零三个月，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一年多来，全国形势发展非常快，超过了全党的预料。粉碎“四人帮”以后三年的前两年，做了很多工作，没有那两年的准备，三中全会明确地确立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是不可能的。所以，前两年是为三中全会做了准备。

用一句话来概括，没有华国锋两年，就不可能有被称之为历史大转折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与陈云的评价，大相径庭。

又，据邓力群回忆，当“洋跃进”这个词在党内流行时，邓小平曾对他说：对“洋跃进”的批评，不要这样讲了。后来，中央正式文件中果然没有再提“洋跃进”。

还有一个人，也不服气。袁宝华的回忆只是以“他”代指。袁宝华说，这个“他”，直到1980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才“做了检讨，就离开了计委”。“后来先念同志讲：这位领导同志很顾全大局，在当时情况下他要不检讨就顶着了，他一检讨，大家就没有什么意见了”。

这个“他”，显然是时任国家计委主任的余秋里。

当然，华国锋本人也不服气。

据邓力群回忆，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确定“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陈云认为，这八个字中，“调整”是中心，是关键。华国锋则认为，说是关键就够了，不要再说是中心。因此，他在总结讲话中只说调整是关键。显然，华国锋对把“调整”置于中心位置，态度并不积极。

因为这几个主要“有关领导同志”的“不大服气”，所以，在1980年11月关于华国锋问题的九次政治局会议上，对华在“洋跃进”上的责任，就很费斟酌。

前几次会议，与会者并没有把华的“经济问题”当成多大个事儿。直到11月19日的第七次会议上，胡耀邦就华的错误作了长篇发言，列了6条。第六条的经济问题，也还是“附带讲一下”的。

耀邦是这样讲的：我附带讲一下，经济问题，我们也是有错误的，一个是高指标，一个是大轰大嗡，主要是一九七八年。我觉得，这个问题，国锋同志是有一份责任的。但是，我的意见，当时指标是中央全会讨论了的，大家都举了手的，我也是有错误的，因为当时我是中央委员之一，我也是吹过的。当时比较正确的是陈云同志，还有其他一些同志。但是，在经济上的严重失误、严重错误，我的意见，不要把主要的帐算在国锋同志身上，当然，国锋同志自己要负重大的责任。如果《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上要写，在那个高指标的问题上，当时中央的同志是有责任的。

耀邦用了一个词：“附带讲一下”。这说明在他心里，这根本算不上华的核心错误。他甚至坦诚“大家都举了手”“我也是吹过的”，用“有一份责任的”来解释华的“重大的责任”。至于他说的“当时比较正确的是陈云同志，还有其他一些同志”，应该属于面上的话。因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对经济工作，陈云似乎没有发言权。

在场的总理赵，看法与耀邦如出一辙。紫阳的发言显得有些啰嗦，但政治家一啰嗦，往往是因为有些话不好直说。他说：

这个意见我赞成。另外，这一段将来怎么讲，我总觉得还是谨慎一点。经济工作中的问题，就我的看法，一个是我们经济工作上违背了经济规律，这么一些搞法，这个指导思想，实际上从一九五八年以来一直延续下来……我们多年没有总结，还是一九五七年以前和一九五八年以后这么一个经济建设的方针。另外，还要看到，为什么一九七八年出这么多问题？还有一个原因，我们国家由过去长期闭关自守转上了一个利用有利国家条件，还有一个没有经验的问题，就是说搞多了，不知道这个家伙厉害。当然，这里面有一些部门，有一些同志，在这个问题上，也可能有一些其他的想法，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总的来讲，这一段怎么样说法，恐怕还要斟酌一下。我认为，多年来，“文化大革命”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前，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没有很好地清理，没有总结；另外，又碰上一九七八年的务虚会议，解放思想，有利的国际条件，纠正多年闭关自守的做法。这当中，就出了这么一点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将来讲的时候恐怕要分析一下。

总理作为懂经济的行家里手，心里跟明镜似的：长期闭关锁国后突然开放，步子迈大了“出这么一点问题”再正常不过。他反复强调“谨慎一点”“斟酌一下”，其实就是在委婉地表达：这事儿真没必要上纲上线写进决议里。

两人的发言，都没出现“跃进”或“冒进”的字眼。

写，还是不写？邓小平一锤定音，展现了高超的政治手腕：讲四个字，就是总结经验。因为有好多基本方针，比如说开放政策，我们还要继续；解放思想，还要继续；外资利用，我们还要继续，我们不利用是蠢事。总结经验，从这个角度来写。

这段话堪称政治修辞的经典。一方面，高度肯定了华主政时期的“开放政策”“利用外资”等基本方针（毕竟这也是邓自己大力推动的）；另一方面，又巧妙地用“总结经验”四个字，强调华有“重要责任”。潜台词是，政策是对的，但你“跃进”了，所以你要负责——权力的转移，正需要这样无懈可击的逻辑。

“经验不足”的责任

胡耀邦说，“当时指标是中央全会讨论了的，大家都举了手的”。这就有必要简单梳理一下对外引进项目的“经验不足”的问题。

第一个应该为“经验不足”买单的，其实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当时的全国人民。

一般的说法是，我们从1957年以来，犯了二十年“左”的错误。整整二十年，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老百姓吃不饱、穿不暖，压抑得太久了。华国锋粉碎了“四人帮”，民间欢呼这是“第二次解放”；紧接着，华接续了历史上“四个现代化”的提法，提出了到2000年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那是举国上下都在做“强国梦”的时代，是民心空前凝聚、甚至有些狂热的时代。一首《祝酒歌》，一句“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甘洒热血和汗水”，唱得多少人热泪盈眶。

1978年2月至3月，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3400多名代表参加。会议通过了与“洋跃进”直接相关的《十年规划纲要(草案)》和一九七八年计划。

《人民日报》以《奔向二〇〇〇》为题进行了激情澎湃的报道：“代表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全世界报刊、通讯社对我国五届人大的报道和评论，最突出的主题也是一句话：‘中国决心实现四个现代化’。”

报道中，一位“铁汉”代表的话最能代表当时的民心：“四个现代化是干出来的，不是看出来的。等不行，小干也不行，必须拼命干。”

民心如此。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今天再听到“奔向二〇〇〇”，心里恐怕仍会微微一动。那不仅是一个年份，更像一条从贫困、封闭和动乱中伸向未来的地平线。既然人人都盼着快一点，再快一点，那么“经验不足”的，首先就是那个时代本身。

第二个“经验不足”的，则是当时的中央“集体领导”。

在“洋跃进”计划的制定上，当时已经复出的老一代领导人，基本上是“集体”同意，甚至推波助澜的。我们不妨重温两个历史场景：

场景一：1977年7月26日，政治局听取和讨论国家计委《关于引进新技术和进口成套设备规划的请示报告》。

本来，这个报告的引进总额是65亿美元。会后，国家计委修订方案，提出在65亿美元基础上再增加一些项目，规模扩大到150亿美元。请看如下对话：

邓：引进还可以再加一点，譬如搞100亿美元也可以。

李（先念）：这个方案搞下来，可能不是65美元，可能是80亿美元，大体1982年完成。建议中央原则批准这个方案。

叶（剑英）：同意先念同志的意见，原则批准，开始谈判，抓紧时间。

华：引进100亿美元也可以，但要多快好省。

场景二：1978年7月6日至9月9日，国务院务虚会。

华：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方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

邓：要走出去，要引进资金，在几年内要争取引进800亿美元。

李（先念）：8年基本建设投资从原设想的4000亿元增加到5000亿元。10年引进800亿美元，最近三、四年先安排三四百亿美元。

需要补充一个细节：邓小平在这里讲的800亿美元，中间还有一个500亿的过渡。就在务虚会前的6月22日，他跟计委有关人士说：“同国外做生意，搞买卖，搞大一点，什么150亿，搞它500亿。”

被称为“洋跃进”底盘的《1976年至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其前身正是1975年邓小平主持“全面整顿”时制定的《十年规划纲要》。当年因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它成了“修正主义文件”；1977年复盘时，它又成了“社会主义文件”。在这个基础上，指标层层加码，最终配套出了通称《八年引进计划》的请示报告。

斯时斯境，“集体领导”的心态与全国人民的心态毫无二致，都沉浸在“大干快上”的亢奋中。

从这两个场景看，对外引进从65亿到150亿，再到500亿，最后确定800亿。所谓“重要责任”，或“主要责任”，一目了然。

这大概就是，邓小平特意交代“洋跃进”这个词不要再提了的原因吧。

其实，当时中央领导层的心态，同全国民众并没有什么根本区别。大家都在盼望一个尽快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中国，都在“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甘洒热血和汗水”。那时的政治节拍，和《祝酒歌》的旋律几乎是一致的：酒杯已经举起，未来仿佛近在眼前，谁愿意在此时说一句“且慢”呢？

只是，历史的叙述后来发生了变化而已。

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胡耀邦在讲话中说：这些年，也就是1976年到1981年，常委起主要作用，特别是邓。这不是什么秘密。连外国人都知道，邓是现今中国党的主要决策人。有时候他们还用另外一个词，叫“主要设计者”。

这厢是华国锋负有“重要责任”，那厢是邓小平作为“主要决策人”。在这样一个决策链条里，硬要分出个主次责任，不仅难，而且显得有些滑稽。

既然如此，为什么最后是华国锋背上了“重要责任”？

因为，这根本就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责任问题。当年《人民日报》曾有一篇著名社论叫《速度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借用这句话：“洋跃进”问题，归根结底，也是一个政治问题。

“调整”还是改革？

1979年3月4日，陈云和李先念给中央写信，建议“国务院下设立财政经济委员会”，陈云任主任，李先念任副主任。陈云当时颇有深意地说：解放以来，在综合机关做财经工作的，除富春同志过世以外，差不多今天都到了。最年轻的62岁、大一点的70岁以上，我今年75岁。三十年来，变来变去，还是这些老人。

即使已经“三十年来”了，陈云还是倚重计划经济时代的老班底。 “有计划、按比例”，就是“综合平衡”，成功的法宝就是“调整”。而华国锋和邓小平此前推动的，是“解放思想”“利用外资”，核心是冲破计划经济的旧壳。

于是，在观念上就有了分歧。另外，成立财政经济委员会，陈、李两主任的职责，统一管理全国的财政经济工作和目前的调整工作。那意味着，华这个总理没啥事可干了。

3月25日，陈云在财经委第一次会议上定调：经济调整，就是步伐调整，该踏步的踏步，该下的下，该快马加鞭的快马加鞭。目的是为了前进，为了搞四个现代化。

据邓力群回忆，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确定“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陈认为，这八个字，“调整”是中心，是关键。华认为，有了关键就行了，不要再说是中心了。在总结讲话中，华只讲了调整是关键。显然，华对此是消极的。

中央工作会议后，中央一些部门和各路诸侯，对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是想不通的，提出质疑：第一，指导思想比起1978年9月至11月的全国计划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指导思想是一种倒退；第二，对外开放，在全国已势不可挡，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失调问题，只能通过改革开放来解决，而不是指针向后拨。

但陈云坚持。1979年9月18日，他在听取财经委员会关于1979年和 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汇报时，再一次重申：经济的调整，即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是必要的，并不是多此一举。

再看邓小平的态度。10月4日，他在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会议上，委婉批评了陈云和财经委，甚至公开鼓励“吵架”：

总之，大家对经济问题的看法不一致，这次会议要充份地把矛盾提出来。我主张采取辩论的方法，面对面，不要背靠背，好好辩论辩论。真理就是辩论出来的。这次会议放开把问题提出来，然后由中央，特别是财经委员会，再来梳辫子，得出比较好的办法。只能说比较好，要说完全正确，我看辨不到。万应灵药我们不可能找到，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所谓“不一致”，就是对“调整”有意见。他希望通过“辩论”，能够找出比“调整”“比较好的办法”。显然，他此时也觉得“调整”没那么重要。

为什么有些部门对此会有“较大”的“抵触情绪”？总理后来总结说：这场调整和1960年代调整最大的不同是，“对于调整中所面临的困难，上边感觉得到，下边感觉不明显，思想认识不一致，下边的抵触情绪较大，政令难于贯彻。”

从上到下，似乎都没有把“调整”、“整顿”当成一回事。1979年10月上旬，陈云因病住院，这事也就基本上搁置了。

这时候，华、叶、邓、李、胡（耀邦）一起合作，继续推动开放、引进、改革。

1979年12月6日。邓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用“小康之家”描述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人均1000美元左右。为此，邓提出的规划是：争取二十年翻两番，前十年翻一番，后十年再翻一番。一直到1980年7月，邓和胡、赵还在商讨达到这个目标的增长速度。

与此同时，胡主持，薛暮桥等人领衔起草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意见，中央有关财经部门也在酝酿相关改革思路。1980年9月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胡邀请薛暮桥到会上介绍改革方案，为经济体制改革吹吹风。

转过年的1980年，政治气候发生了根本变化。3月，中央撤销财经委，成立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赵（紫 阳）主持经济工作。4月，赵协助华国锋主持国务院工作。华退出权力中心的倒计时已经开始。

陈云也病愈了。

下马再上马

陈云继续强力推行“调整”。只是，在权力更迭这个节骨眼上，“调整”就被赋予了政治蕴意。这样，当下经济是继续改革还是调整，就都要服从政治这个大局了。

在此期间，华在经济上的所谓“洋跃进”就被提出来了，且不断被放大。为证明他主持经济无方，连带着22个引进项目也准备下马。

但是，有些相关的部门的领导人，算的还是经济账。从国家计委到冶金部、化工部和石油部，对项目的下马持否定意见，这也与“调整”顶了牛。

化工部也好，石油部也罢，敢这样顶，底气来自于两点：第一，这样仓促下马，给国家造成的损失太大了。第二，十一届三中全会带来了党内民主好习惯，他们觉得中央一定会像邓小平说的那样，“辩论”一下嘛。这不是个人得失，而是国家得失。他们心胸坦荡。第三，22个引进项目中最大的一个，是邓小平拍板引进的宝钢。宝钢不下马，怎么好意思让别人的项目停建？

而宝钢不下马，却是陈云在1979年6月定下来的。

陈云在1979年3月21日那次讲话中，就对冶金部提出了批评：

现在的情况是：冶金部一是把情况看简单了，二是看孤立了。借外国人那么多钱，究竟靠得住靠不住。……借外国人的钱，把钢铁的发展都包下来，把冶金机械制造包下来，所有借款都由人民银行担保，要多少钱，没有很好计算。

陈云的确看到了问题的实质：在22个引进项目中，宝钢是重中之重。

陈云讲话后，对宝钢是“上马”还是“下马”的争论日趋激烈，各种意见都进入中央高层。为此，陈云先是委托薄一波开座谈会论证，结论是：“宝钢是可以上马的。”

5月31日至6月6日，陈云到宝钢实地考察，回京后主持国务院财经委员会会议，专门讨论宝钢建设问题，提出八点意见，结论是“干到底”。若干年后陈云回忆说：宝钢是一个特大项目，有关全局。但由于仓促上马，存在一些问题，意见也不一致。是继续上马，还是下马？当时国务院财经委员会经过反复考虑，决定干到底。

1980年9月五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部分人大代表就宝钢建设问题四次向冶金部提出质询，可谓群情激昂。媒体被部门引导，推波助澜，向社会渲染华“洋跃进”的责任，甚至有宝钢的决策者是千古罪人的说法。这就有“一石二鸟”的效果了。

那时，唐克是冶金部长，面对质询，他也不会多说什么。

唐昕（唐克的儿子）告我一个细节。会议期间，陈云还专门找唐克了解宝钢的引进情况，唐克如实相告。陈云当然知道，唐克的权力有限。

化工部顶得比较厉害。这时，陈云主持的中纪委就发挥了作用。先是把兢兢业业搞发明的劳模，工人出身的副部长李国才，以“弄虚作假”的罪名给打趴下了，以儆效尤——关于李国才的事情，本号有两篇，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

即使如此，副部长孙敬文和杨义邦仍然认为，下马所引进的项目，给国家造成的损失太大，坚持寻找别的方法来继续。结果，孙敬文被通报批评。杨义邦呢，被抓了一个在香港谈“补偿贸易”时“有失国格”，不仅被中纪委通报批评，还要被撤职查办。耀邦顶了两年，最后也得“挥泪斩马谡”。

石油部呢，是国家计委主任余秋里的点，国务院副总理康世恩主管，宋振明任部长。余秋里资格老，石油部的起步和腾飞，都离不开他的贡献。所以，他顶的厉害，康和宋自然也跟着顶。

也怪石油部点背，在这个节骨眼上，出了一个“渤海二号”大事故。中纪委借势介入了。事故真相如何？不是中纪委考虑的范围，一个“玩忽职守”，就足以使石油部完成人事更迭：部长宋振明引咎辞职；国务院副总理康世恩在报上被通报记过处分；余秋里这才被迫检讨。

身历其境的袁宝华，很明了当年的局势。他说：

1980年底，中央再开会时，他（即余秋里）做了检讨，以后，就离开了计委。当然1980年“渤海二号”事件，也是一个原因，计委、经委的领导都作了调整。这和批“洋跃进”有关系，和对“洋跃进”的认识有关系。当时，有关领导同志在具体的经济工作安排上反映了华国锋的想法。所以，批“洋跃进”"与其说是批有关领导同志，还不如说是批华国锋。华国锋1980年就下台了。在这方面，陈云同志的意见起很重要的作用。

这里，袁宝华说得很含蓄，但也很明白：不管是化工部的李国才、孙敬文和杨义邦，还是石油部的宋振明以及余秋里、康世恩，都是华国锋的“外围”。

1980年11月15日，国务院向计划会议提交文件说：所有在建的大中型基本建设项目，要逐个重新审查，下决心砍掉一批。二十二个进口大项目，必须从经济的全局着眼进行抉择。上海宝钢只搞一期工程，近期内不搞二期。进口的四套三十万吨乙烯装置，只搞一套。德兴铜基地、四套三十万吨大化肥等项目，推迟建设进度。

这是要为华的“造成国民经济严重损失”“经济错误”提供例证。。

至于宝钢，国务院直接通知上海，“一期停缓，二期不谈，两板（指热轧钢板和冷轧钢板）退货”。

三天后，11月18日，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汇报关于1981年国民经济计划的调整意见。指出现在提出的调整方案, 还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必须考虑动一些大手术：停缓建项目，特别是二十二项引进项目停缓建工程，只安排了进口设备接运、保管设施所需的投资，将有大量设备（进口设备约有四十万吨,值二十六亿美元）积压起来,大量的施工队伍要窝工。凡正在谈判但尚未签订合同的成套设备……不再签订；个别非引进不可的，有关部门要提交综合部门平衡后报请国务院审批。

这种朝令夕改，连总理都感到震惊：五届人大到现在，考虑年度计划变动太大。两三个月变化太大，今天一听又变了。

就这样，11月19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七次会议上，在耀邦不得不“附带提一下”华的经济问题后，这个问题才进入讨论议题。

此后，这些被贴上“洋跃进”标签的引进项目，陆续下马。巨额设备积压，工人窝工，这个“严重损失”的现场，可以让人直观感受到华国锋的“重大责任”。

1981年6月底，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华正式辞去职务。

此后，历史的剧本，到这里也立刻有了反转。

仅仅一个月后，1981年8月1日，曾经被勒令“停缓”的上海宝钢，大张旗鼓地恢复上马开工。

9月，大庆30万吨乙烯工程恢复建设。紧接着，新疆大化肥装置工程、北京东方化工厂、山西30万吨合成氨、南京和上海的乙烯项目，等等。那些作为“洋跃进”而被砍掉的项目，如同雨后春笋般，一个接一个地全面复工了。

设备还是那些设备，项目还是那些项目，华在位时，它们是“洋跃进”的证据；华退出之后，它们又成为现代化建设的一部分。

至此，“洋跃进”一词，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悄然退出了中央的正式文件。它犹如一场政治风暴中的道具，用完即弃，只留给后人一段意味深长的历史回音。

还要说到的是，因为“洋跃进”被中纪委处理的人，不过一两年，就都复职他任了，就连李国才，胡、赵也为之平反。至于“渤海二号”的处理，用纪律代替技术，就更站不住了。

当然，还有一个人，因为贴着“洋跃进”的意思强调“调整”，为陈云激赏，后被去职却再也没有复职。他就是翁永曦。有兴趣的读者，请参看本号《改革四君子还是缓改革四君子》、《话说翁永曦》。

“徐庆全与八十年代”：书写有温度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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