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子恢在淮北抗日根据地
赵连军
1941年6月的一天，皖东北抗日根据地的半城南大庙院内，正在召开妇女大会，有一位长者来到会场这里，没跟任何人打招呼，就将脚上的布鞋脱下来，坐在后面静静地听。不一会儿，主持会议的女干部发现了他，赶紧说：“邓主任来参加会议了，大家欢迎!”大家只见墙角这位长者站起来，微笑着和大家打招呼，然后到台上讲起话来。散会后，他又主动和大家拉家常，问为抗日做了哪些工作，有多少党员积极分子，婚姻制度、夫妻关系、婆媳关系、邻里关系等等。由于他和蔼可亲，说话实在，妇女们消除了拘谨，都主动跟他说话了。有一个小媳妇背后议论：“谁说大官架子就大哩，邓主任跟庄稼老头一样，说话挺和气，就是声音有点大。”后来，这位“庄稼老头”还给淮北根据地军民留下了一个印象，就是在天气炎热的时候只穿一件背心和老式大裤衩，摇着一把大蒲扇，在树阴下作报告，讲话妙趣横生，常使人在开怀大笑中受到教育。
这位像“庄稼老头”的邓主任，是时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的邓子恢。
1941年5月下旬，邓子恢受奉军部命令，率一个巡视团赴皖东北抗日根据地视察指导工作。8月11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邓子恢任新四军第四师政委。8月23日，划淮河以北、运河以南、津浦路东为淮北苏皖区（即淮北抗日根据地，后来包括于1944年恢复的津浦路西豫苏皖边区），邓子恢兼淮北军政党委员会书记，后又兼淮北区党委书记、淮北军区政委，直至1945年10月出任华中分局书记兼华中军区政委，在淮北抗日根据地战斗生活长达4年时间，对淮北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对于初到皖东北时根据地的情况，邓子恢后来回忆说，1941年上半年，新四军第四师从津浦路西豫皖苏边转移到淮北路东时，皖东北虽然已经建立起抗日根据地，时刻都要面对与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但淮北农民尚未真正发动，减租减息尚未实现，九旅和四师部队兵员也不充实，地方人民抗日武装尚未完全掌握在我们手里”，“这样淮北根据地显然还是不巩固的”。随后，邓子恢殚精竭虑，夙兴夜寐，为巩固和发展淮北抗日根据地付出了极大心血。
关心群众利益 注重改善民生
邓子恢指出：“群众是一切革命运动力量的源泉，有了群众，我们就能战胜一切，没有群众，我们则一事无成。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及其所领导的政府之一切措施，都是为了群众。同时，我们的一切措施要想得到成功，也必须依靠群众。所以，凡是有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所到的地方，第一件工作就是发动与组织、教育广大的群众。”在淮北根据地，邓子恢首先把目光聚焦于人民群众，充分相信群众，密切联系群众，大力发动群众，巩固发展根据地的各项事业。
1941年6月，根据邓子恢的建议，皖东北区在半城附近孙园村的柏树林中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基层的各级干部和活动分子200多人。会上，邓子恢针对皖东北群众工作的实际，阐述领导农民进行减租减息斗争，改善农民生活，树立农民对地主阶级的政治优势，及其对巩固发展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意义。指出要集中一定力量，从点到面，点面结合，从下而上，上下结合，全面迅速开展减租减息斗争，建立、健全各级农救会、妇救会、青救会组织。号召大张旗鼓宣传抗日民主政府的减租减息、增加工资法令，形成改善农民生活、团结抗日的气氛。提倡干部深入访贫问苦、扎根串连相结合，以几何级数的滚雪球方法，围绕对某一个地主的斗争，发动组织一批农民群众。要求在农民对地主面对面的说理斗争中，要对地主进行抗日救国宣传，责之以义，晓之以理，允许其依法收租收息、雇佣工人，保护工商业，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还对发展党的组织，改造基层政权，建立民兵基干队等几方面，都作了详细论述。他讲话约两个小时，会场时而鸦雀无声，时而哄堂大笑。这对当时尚未经过群众运动锻炼，年龄大都在20岁左右的根据地年轻干部来说，是一个重要启蒙，使他们开阔了视野，逐步懂得了怎样发动、依靠群众建设抗日根据地。
会议结束后，淮北中心地区的8个直属县，迅速掀起了减租减息、增加工资的群众运动热潮。其中泗南县经过夏收和秋收四五个月的工作，全县4个区10个大乡在建立保、乡、区三级农救会的基础上，成立了县农救会，青救会、工救会建立起来，原有的妇救会也得到了充实。至当年底，全县通过发动群众，共减租约2000多担，得益佃户约2000多户，初步改善了农民生活，打击了地主威风，开始树立起农民的政治、组织优势。
邓子恢始终关心群众利益，注重改善民生。1942年1月1日，邓子恢为《拂晓报》撰写的元旦献词《1942年我们应该做什么》中，指出“要进一步巩固根据地与发展根据地”，这就需要：继续改善民生，切实检查减租减息加资法令之是否执行与是否正确；厉行经济建设，发动冬耕春耕运动，增加农产，禁粮养畜，整顿水利，植棉种树，纺纱织布，垦荒济难，组织合作社、借贷所等等，以发展根据地社会经济，求得自给自足，打破敌人封锁。同年10月中旬，淮北苏皖边区召开第二届参议会，邓子恢在会上作政治报告，指出今后两年“要增强生产建设，从积极方面改善民生，发展生产，同时增强作战资源。这是克服困难、准备反攻的重要工作。如何进行生产建设呢？我认为中心在增加农业生产，如发动农民多种粮食菜蔬，添购耕牛，改良种子，以增加收获；开河、挖塘、修堤、植树，以调节水利，开垦荒地以增加耕地面积。这是生产建设的中心一环。其次应扩大植棉与纺织运动，以求衣被自给。再次是稳定金融，平稳物价，以保证商业流通，保证人民生计。这三者就是边区生产建设的当前急务，望参议会及各级政府能有计划的领导人民积极进行，银行再加以资助，以收于成。”1944年12月，邓子恢在淮北党政军民各界人士联席会上作报告，提出1945年要继续“开展大生产运动，完成行署生产建设计划”。并强调应注意之点：我们的生产主要是发展农业及农村副业；在手工业中特别着重发展纺织业，明年一定要达到棉布半自给，因此要种足够的棉花来支持纺织事业；要大大发展合作社，普遍组织劳动互助；要继续兴修水利；要继续查租，使法令切实执行，不但查不减的，而且要查不交的。
时任淮北区党委副书记、淮北行署主任的刘瑞龙曾说：“邓子恢同志在根据地建设中，紧紧抓住了一个中心环节，这就是发动和领导农民进行减租减息斗争，使他们获得看得见的经济利益，改善生活，组织起农民群众的大多数，建立基本农民群众的政治优势，同时正确地照顾各抗日阶级的利益。”淮北区党委、区行署在邓子恢、刘瑞龙等领导下，坚定不移地组织群众进行减租减息斗争，大力发展经济。至1944年11月，淮北边区共组织起工农青妇947329人，约占全边人口的五分之一，其中津浦路东中心区域发动群众的区乡达98%；路东当年共减租46582石，退租65536石，此外农民还通过增资减息，合理负担，兴修水利，尤其是合作社与互助组的组织，使生活很快好起来。
邓子恢特别反对不关心群众生活、漠视群众利益的行为。1942年夏季，淮北地区长期干旱无雨，秋季减产。邓子恢预感到来年有春荒，指示各地要精打细收，颗粒归仓。这年冬，日军又对淮北根据地核心区发起大“扫荡”， 使根据地受到很大摧残，1943年的春荒更加严重。邓子恢的心中始终想着春荒中的群众生活，对少数干部不关心群众疾苦的现象十分恼火，在生产救荒动员会上严厉指出：“春荒严重，但更严重的是我们有些干部，对群众的生活漠不关心。在盱（眙）、凤（阳）、嘉（山）三县交界的浮山镇，有一对老夫妇断粮断炊饿死了！这个乡的乡长和党支部书记，事先竟然不知道，两天以后发现也没有向县委作报告。我们这里是解放区，是不允许饿死人的。不然，与国民党统治区、日伪统治区还有什么区别！看到老百姓饿死不管，还算什么共产党员！”他当场宣布区党委决定，开除这个乡长和支部书记的党籍，并刊登在《拂晓报》，教育全党。他在会上还沉痛地作了自我批评， 说：“我的工作没有做好，让群众受了委屈，我很难过。”说着说着流下了眼泪，使与会人员深受感动与震动。
注重全民发动，加强军事建设
邓子恢指出，在全民族抗战中“只有主力的巩固加强，战斗力的提高，只有地方军的繁殖与壮大，我们才能长期坚持敌后游击战争，才能随时应付敌人可能的‘扫荡’与反共军可能的进攻，才能保卫与发展根据地，才能反击敌人”。因此，邓子恢始终注重广泛动员和发动人民群众，加强新四军第四师主力和地方武装建设。
首先是实行“枪换肩”，把地主阶级掌握的地方人民抗日武装转移到工农基本群众手中，牢牢地置于党的领导之下。1941年5月到皖东北不久，邓子恢即发现根据地地方人民抗日武装存在着严重问题，还没有完全掌握在党组织的手中，“特别是区大队、乡中队大部分掌握在当地地主阶级手里，地主利用大队长名义，擅自委派各乡中队长，发展武装，并在群众中抽捐派款，群众无从发动，地主仍占统治地位”。这种情况不仅严重影响抗日斗争，也严重影响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影响人民群众生活，不利于贯彻落实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于是，邓子恢要求必须尽快改变这种局面，建议将区大队长调到县总队部工作，另由第四师部队派军事干部去担任大队长；乡中队长以前都由区大队长委派，现在应该一概由党组织另行遴选委派，不可靠者另行安置；原来乡自卫队队员则在整训过程中加以改造；在改造过程中如有抵抗者，即将武装收缴另行改组。但是，他的建议当时受到了部分同志反对，说在抗日战争中地主阶级是革命的，我们在敌后进行统一战线，就是与地主阶级合作抗日，特别是边沿地区更要通过地主来组织抗日武装，现在要改造地方武装，不仅要使地方部队瓦解，而且会影响到统一战线工作。对此，邓子恢旗帜鲜明地指出：“在敌后抗战固然要与地主进行统战，只有农民群众充分发动，地方抗日武装完全掌握在我们手里，把地主阶级的政治优势完全打落，地主才能与我们合作，开明士绅才能开明；否则农民没有发动，地主不仅不可能开明，而且往往会在敌人强大压力之下妥协投降；特别是在地方武装仍然掌握在他们手里，他们保持了政治优势，不仅农民不能发动，减租减息成为空谈，而且一旦顽军东进，他们更必然倒向顽军，向我们夹击，这是最危险不过的。”他的观点虽然得到了大部分同志的赞成，但仍有部分同志不能接受。由于当时形势紧张，解决这些问题刻不容缓，因此邓子恢“便采取当机立断，排除异议的措施，要各县限期执行。结果农民迅速发动，地方武装顺利改造过来，淮北根据地也从此逐步发展和巩固起来了”。
1942年以后，在淮北区党委的正确领导和新四军第四师坚强支持下，淮北抗日根据地的地方抗日武装建设不断得到加强。1943年7月中下旬，第四师兼淮北军区司令部政治部专题召开了长达10天的边区第一次民兵工作会议，彭雪枫、邓子恢等参加了开幕式和闭幕式。会议要求为应付艰苦复杂的斗争，在秋收后应突出民兵工作，并作出了《淮北苏皖边区第一次民兵工作会议决议》。同年11月，淮北区党委又作出了《关于整顿民兵加强党对民兵工作领导的决定》，提出“整顿民兵，把民兵工作更加提高与巩固基础，加强民兵活动，使其真正能成为今后坚持斗争的雄厚力量”，并决定成立了边区民兵领导机构——淮北军区抗日武装自卫委员会，进一步加强了对民兵工作的领导。至当年底，淮北根据地发展到基干民兵53277人，普通民兵173442人，其中泗阳县就有民兵7200余人。民兵组织也成为第四师主力部队的重要补充力量，至当年底，第四师兼淮北军区下辖主力部队队达到16518人，并有3个军分区地方武装4225人。
1944年下半年，新四军第四师主力在彭雪枫师长率领下，西征恢复津浦路西豫皖苏边抗日根据地。此时，敌伪顽乘新四军路东主力较少的机会，加紧向根据地进行“扫荡”与蚕食。为保卫与巩固路东，淮北区党委于10月作出了当年“要培养十个独立团、扩大一万地方军”任务，并专题召开了扩军群众会议。邓子恢在会上作报告，指出：“各分区与各县地方兵团与民兵，也要能自力更生，不依靠主力，等待主力，要能依靠自己的兵力，独立作战，就地坚持，以维护现有阵地，并求发展，即使再困难局面也要能应付，只有各分区各县做到了这一步，能够自力更生，就地坚持，以配合主力兵团之机动突击，我们才能保持巩固与发展路东根据地，才能支援路西胜利开展的局面，而完成党与军部给予我们的光荣任务。”强调各级党委要加强对扩军工作的领导，“各县委必须自己把独立团搞好，区委把区中队搞好，支部把民兵搞好，不要以为自己只做地方工作，把武装领导交给部队、总队部单独去搞，这个观念必须确立。”此后，在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和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持下，津浦路东地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扩军运动，涌现了许多母亲教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动人场景。泗宿县全县有1700多名青年参军，其中新行一个乡扩大了119名新战士。泗宿县的扩军，打破了华中根据地的扩军纪录。
注重党的建设 锻铸两支队伍
在淮北抗日根据地的抗日反顽斗争和各项事业中，邓子恢对党的建设投入了极大精力，特别重视加强基层党组织队伍和干部队伍建设，发挥好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发挥好对根据地各项工作的领导作用。
邓子恢认为，党基层支部工作的好坏“就是党的基础强弱的标尺”。到皖东北根据地不久，邓子恢通过深入调查研究，发现党的基层组织特别是农村基层支部覆盖面不够、战斗力偏弱，同时因一度时间发展党员把关不严，造成了队伍不纯。对此，邓子恢明确指出：“支部是党的基本组织，是党的一切决定一切工作的实施单位，是党在群众中的细胞，是党员学习的学校；支部工作做不好，党的一切决定与政策即无从实现，党对党员的教育就无从进行。”为加强农村基层支部建设，从1941年下半年至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邓子恢领导淮北区党委先后进行了四次整理基层支部工作，以建立在思想上统一坚定、组织上巩固、作风上民主团结，与广大群众有密切联系的并为群众所拥护的农村支部。为保证农村党员发展的质量，淮北区党委于1943年7月具体规定了发展农村党员的入党条件：（一）阶级成份好，必须是雇佣工人、雇农、贫农、贫苦出身的革命的知识分子，及个别斗争中坚决的中农，原来的地主、富农本身一般不能参加党，尤不能参加支委，地主、富农子弟出身的知识分子参加支委须经县委批准；（二）在改善民生斗争中表现坚决勇敢，热心积极，在这方面需要严格地把党的组织与一般群众组织及统一战线的组织严格地区别开来；（三）办事公道，不自私自利；（四）有相当活动能力。邓子恢指出，只有这样不断加强基层党组织队伍建设，“支部才能成为群众核心，党员才能成为群众领袖”。
邓子恢十分重视淮北党政军领导班子的建设，重视各级干部队伍的建设。他在领导淮北根据地的整风运动中，坚决贯彻中央整风方针，先后组织了九期区党委轮训队，把县团以上干部集中到区党委进行整风学习。期间，他常到会讲话，介绍毛泽东主席的革命斗争历史，号召大家向毛泽东学习。动员大家既要弄清思想，又要解决问题，强调自觉革命，不打棍子，不戴帽子。对整风中的干部组织鉴定，邓子恢主张，一要相信本人，二要相信本人讲的问题，三要相信本人对重大历史问题的交代，如今后发现新问题由自己负责。在邓子恢的正确领导下，淮北整风运动健康进行，提高了地方党政干部和部队指战员的思想觉悟与马列主义水平，提高了干部队伍的素质。
针对淮北特别是皖东北地区地方干部偏少，邓子恢经常反复强调外来干部的首要任务，是培养当地干部，只有大批地方干部成长起来，我们的工作才能生根开花结果，根据地才能巩固发展，强调要大力培养熟悉地方情况的党性强、能力强的地方干部。1943年2月，淮北区党委发出《关于提拔与培养地方干部的决定》，提出提拔与培养地方干部是“使根据地巩固的基本条件”，要大力提拔与培养大批地方干部，并提出保证地方干部质量的五条标准：一是政治上有坚强党性与正确的群众观念；二是工作积极，生活朴素，不贪污，不腐化；三是对人对事能实事求是，大公无私；四是在当地有相当群众信仰；五是在斗争中，特别是在反“扫荡”斗争中表现沉着英勇。在邓子恢的重视与领导下，地方干部提拔培养工作取得了显著成就，至当年底，在淮北路东12个县区以上247名干部中，地方干部有167名；其中6个县的乡长中，地方干部达到了85.5%，较大地促进了地方工作的开展。
在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中，邓子恢特别重视坚持原则，维护团结，发挥领导班子的核心作用。时任第四师十一旅旅长的滕海清曾经回忆，第四师部队奉命转入皖东北整训，召开军政委员扩大会议，总结第四师在津浦路西进行军事政治斗争特别是反顽斗争的经验教训。会上，彭雪枫师长虚怀若谷，勇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针对有些同志对彭雪枫的片面责难，参加会议的邓子恢充分肯定彭雪枫正确执行了中央、东南局和新四军军部的路线，并严肃批评说，你们这几位同志认为彭雪枫失败了，退一步讲就是有错误，你们就没有责任？与会的大多数同志听了他的讲话，都说他是位“包公”。会后，彭雪枫致电党中央和华中局请求，邓子恢被留在淮北，任第四师政委兼淮北军政党委员会书记，担负起淮北根据地党政军一元化领导的重任。彭雪枫牺牲后，邓子恢曾一夜未眠，难过“丧失了最好的战友”。他说：“我与雪枫同志同事三年多，彼此相处很好，三年来大家都能站在党的原则上，互相切磋，互相谅解，互相帮助。”“雪枫同志曾对我说过：‘我同事过许多人，但同事最久、工作最协调者还算我们两个人。’我们相处之得于此可见。”他们之间基于党的原则上的深厚情谊，为淮北党政军干部在工作和生活中树立了光辉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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