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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多年探索与发展,生态文学已成为当下中国文学版图中重要的一部分。如果将本届鲁迅文学奖的入围和获奖作品作为一个切口,我们会发现,生态文学的创作面貌正在变得多元、丰饶,从人类对自然的单向“凝视”“赋义”,转向以生态整体为旨归的“聆听”“应和”。基于这样的观察,我们特邀三位作家,从自身的创作和思考出发,探讨当下生态文学的发展态势,它如何在时代的召唤中向下扎根、向上生长,重新建立人与土地之间的精神联结。 ——编者

一个作家,在创作生涯中将部分精力分配给生态主题,或者说在作品之中悄然融入对生态的凝思、对自然的观察,想必再也自然不过。这应该是一种本能性召唤,是一种基于情感和理性双向驱动的反哺实践。如果一个作家生活在“边地”,旷野、大漠、森林、海洋或河流的风景与风情是其生命所系,是写作上最可倚靠的最大“背景”,也是最具价值、最有辨识度的在地“资源”。如果一个作家蜗居在大都市,大自然深处的风、雨、云、雾是遥远的梦境,花、鸟、虫、鱼就是念兹在兹的伙伴,他/她的心恐怕一时难以落地,他/她的笔只好执着向远处探寻。作家总是要对“人”感兴趣,笔下的人物摇曳多姿、活色生香,兜兜转转再回望,这些“纸上的精灵”都逃不脱各自所处“环境”的手掌心。有时想,生态写作就是一次休息,与人周旋太久,与自我周旋太劳累,幸好还有这么一个契机把大自然邀约至笔端,得以寻找安详和慰藉。

生态写作是在纸面上回到大自然的怀抱,是对广阔生态空间的诗意凝眸,是“赤子之心”的文学呈现和审美表达。我时常将生态题材写作和儿童题材写作、故乡题材写作并置在一起打量,以为三者都属于返本的写作。写作者随着年岁的增长,多数都有重返童年的冲动,陡然发现孩童岁月储存着大批量的素材可供调取,而且成人世界里的爱与忧伤在童年时期都有深沉的回响。这是时间维度上的回望,在空间维度上,故乡的影子越发清晰。故乡是支点,是起点,是一切情感的萌发地,是“睁眼看世界”的第一缕光亮,也是向上走的底气、往外走的勇气来源。故乡的大自然深处往往藏匿着童年所有的秘密,童年往往在故乡的生态视野之中展现多彩的姿态;记忆中的故乡面目丰富、驳杂,起先在脑海里浮现的很可能就是周遭的自然环境;孩子的世界就是跟自然万物打交道、处朋友,在与花草树木、鸡鸭猪狗的天然亲近中开启人生的漫长旅程。总的来说,三者是“合谋”的,也是“交融”的。

从事生态写作往往有着强大的内驱力,属于个体的功能性需要,跟故乡和童年“耳鬓厮磨”良久,进而升腾起蓬勃的创作欲望,不由得对大自然投以深切的目光,试图探寻其中的内在规律和运行逻辑,追求一种有远见、有格调的生活方式;也有赖于经验的累积,滚烫生活现场的摔打、痛击与磨砺,不说伤痕累累,也是身心俱疲,蓦然回首,还是广阔的自然世界“明明白白我的心”。还有一个因素是责任感的介入,面对生态环境保护进程中出现的新人新事新气象,作家跟随时代进程,摸准现实脉动,力求以文学笔触将这些生态故事记录下来、传播开去。当然,一旦生态环境遭遇严重破坏,作家也基于正义立场,以激情笔墨进行揭露、控诉和吁请,为地球的健康喊上一嗓子,为天地的和谐尽一份力量。

这就直接导致或者说促成生态写作的一个显著特点,即抒情性。情绪饱满、情感充沛似乎是生态文学的标配。面对广袤而斑斓的自然世界,创作者一般秉持“人”的强大主体性,正所谓“天人合一”或“物我两忘”,情感酝酿、情感进入、情感升华都处在一个“丝滑”状态,彰显出“登山则情满于山”这个观点的普泛性,也符合“一切景语皆情语”的论断。为何一旦触及“自然”,情感的满格发动就变得顺理成章?此中可能有对“母性”的天生依恋,“大地母亲”“母亲河”等形象说法,都是对大自然的深情歌颂;还有就是对本体的敬仰,大自然是“基本”“根本”“本来”“本质”“本真”……朝着大自然放声歌唱,是做一件正确的事,也是做一件有爱有情怀的事,还是做一件出于本心、守护初心的事。有时觉得生态写作容易让人“上瘾”,因为写起来很舒适,也有激情,心中充满了道德感和神圣感。

问题随之而来:生态写作是不是由于“道德至上”而容易陷入“题材至上”“主题至上”的窠臼?身为创作者,有的作家基于个体的“人”的立场,将“生态道德”的旗帜扬起来,对整个“人类”的活动范围、动机和影响进行穿透式深究。读这些作品,能隐约感觉到大自然是彻底自足和自洽的,人的行为存在本身就是对自然的一次干扰甚至是伤害,应该加以痛斥、讨伐和制止,“人类”居于被审视甚至被审判的位置。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二元对立的,在大自然面前,人天然矮半截,或者说人本身就是“不洁”的。所以,部分生态文学作品中,人的生存空间被严重挤压和剥离。这样的极端理念融入文学叙事,往往让作品的价值折损,陷入失效的境地。因为人类不仅享有生存权,还享有发展权。比如,塑料对环境的污染是不争的事实,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出警告,每一天有相当于2000辆垃圾车装载量的塑料,被倾倒入世界各大洋、河流和湖泊。然而,如今人类的基本生活难以将塑料彻底排除在外,车胎、温室大棚、医用注射器、输液管、牙刷、手机、电脑……各个场合,都有塑料“在岗”,可以说“无塑料,不生活”。说起塑料,理性的态度不是拉开架势进行全面围剿,“一片也见不得”,而是科学对待塑料滥用的问题,主张重复利用、有效处置,尽可能减少塑料污染。“人类中心主义”当然需要好好反思,但“生态中心主义”是否就一定具有天然的正义性?2026年这个夏天,欧洲迎来高温酷暑,反对安装空调的声音依然强大,理由是空调外机将热量排向室外,形成热岛效应,破坏臭氧层,小动物的日子更不好过。但高温带来人的生命损失就可以一笔匆匆带过?所以说,超越“生态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相互尊重、和谐相处,才是正道,也是大道。

闲时翻读今年第7期《北京》杂志,有篇文章关注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作者和工作人员交谈时得知,每年六月至八月,这片湿地变得躁动不安。为了争夺交配权,公鹿们不惜大打出手,代价常常是头破血流,甚至一命呜呼。想想都是很残忍的场景。但工作人员的态度很坚定:“我们不救,也不能救。打不过,就是命该如此。”因为野生动物的生存法则从不讲情面,人类的过度呵护只会适得其反。生态写作同样需要保持思辨与理性。“一松一竹真朋友,山鸟山花好弟兄。‌”这是辛弃疾笔下的诗句。“最喜小儿亡赖,溪头卧剥莲蓬。”这也是辛弃疾的心声。眼中有“松竹花鸟”,心底也有“人”。

好的生态写作对“人”形成一种召唤力量,有所触动进而有所行动。其他的书籍,读者读完了,往往也就完了。与生态相关的图书,价值衡量的一个标准是读者读完了,有所思,然后可能要想想应该做点什么,是不是要成为一个环境友好、生态友好、地球友好的人,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起码对如何处理手头这本书有所考虑、有所顾忌。就作者来说,其他的书籍,文本结束了,作者的任务基本完结。而对于生态写作者来说,自然的信仰者、生态的捍卫者、环境的守护者等“人设”无形之中就立起来了。早年看过一则漫画,说的是有人撰文批评捕捉野生青蛙的行为,获得一笔丰厚稿费,下一刻就拎着一袋青蛙回家打牙祭。漫画作品有着强烈的讽刺性,质疑“文如其人”观念,批判“理论”与“实践”两张皮现象。生态写作者在现实生活中也应该是一个环保理念的践行者,否则就形成尴尬的错位,直接“骂题”了。更为直观的是生态主题的书籍本身,在装帧设计上如何体现出环保理念,包括使用什么样的纸张,是否用塑封,是否需要腰封,是否有必要精装……曾经购买过中国环境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发现版权页上有标注:“中国环境出版集团合作的印刷单位、材料单位均具有中国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而且是“郑重承诺”,体面又讲究。这家出版社的形象顿时就鲜亮了起来。恰好这家出版社就在上班的路上,每次路过,都要多看两眼。(作者系《光明日报》文艺部高级编辑、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