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东生
1940年9月，韩碧（左二）和儿子张远之（左三）到达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与指挥部指挥张云逸合影
1935年，笔者父亲张辉在大别山参加了红军，任红28军便衣队队员。1937年，国共合作，红28军改编为新四军4支队。1938年3月1日，在高敬亭司令员带领下东进抗日。1938年12月到1939年6月，张辉任高敬亭司令员的机要译电员。“高敬亭事件”后，张辉先后到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指挥张云逸）所属4支队7团、9团、14团担任机要译电员。1939年11月，张辉在9团接4支队司令部电报，派一个营到豫皖交界处的正阳关接由确山竹沟来皖中的胡服（刘少奇）和徐海东。胡服和徐海东在团部吃了中饭，住了一夜，第二天由部队护送到江北指挥部和4支队驻地庐江东汤池。这是张辉第一次见到刘少奇。
1939年12月，中共中央代表、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和徐海东到达皖东定远县藕塘新四军江北指挥部。1940年1月，中央批准成立皖东军政委员会，属中原局指挥。5月，张辉调到江北指挥部机要科，中原局就在江北指挥部办公，机要科科长薛丹浩。徐海东就任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4支队司令员。张辉在刘少奇、张云逸、徐海东身边做机要工作，和刘少奇同在一党小组。
1939年底到1940年春，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顽固派在敌后战场加紧了反共活动，不断制造对中共的军事冲突。
张云逸夫人韩碧和儿子张远之被国民党扣押
1940年2月，张云逸夫人韩碧带着儿子张远之（张远志）离开皖南新四军军部，到江北与张云逸团聚。当时，新四军4支队让出皖中后，江北形势急变，国民党顽固派反共相当激烈，多次发生扣押和杀害新四军官兵及家属的事件。3月，韩碧、张远之和新四军3支队政治部副主任曾绍铭等干部战士共25人，在江北无为刘家渡被国民党军扣押，被送至庐江国民党桂系176师驻地。当他们获知韩碧和张远之是张云逸的妻儿后，便速将详情电告蒋介石。回电是：“秘密扣押，当作人质。”
消息传来，张云逸立即发电强烈要求国民政府下令释放妻儿及被扣押官兵。电文说：“炮火余生，不罹于暴寇（指日寇）之后，反被国家军队横加捕押，妻子何辜？遭此荼毒。况职弃家抗战，家属从未受优待，亦不得以侮辱。”但国民党方面不予理睬。这时，在重庆的周恩来出面，向蒋介石等反复申明大义，要求以国家民族为重，尽快释放新四军官兵和家属。
直到1940年9月，国民党顽固派才释放了被扣押7个月之久的韩碧和12岁的张远之。但是，此行带队的3支队政治部副主任曾绍铭、丁副官、毛排长等22名新四军官兵被杀害。唯一脱逃的是江北指挥部派往军部领军饷的一位徐姓干部，他随身带的3万元军饷，另4万元军饷及武器等均被掠走。同时被害的还有派去谈判的江北游击纵队政治部宣传科科长田丰等3人。
据新四军参考文献（二）：1940年11月10日，第176师关于沿江布防堵击新四军北移致各团长电（极机密）奉总副座（李品仙）机兰佳午二电开：“虞电转何总长（何应钦）、副总长（白崇禧）江申令计达，惟江南之匪，由三战区实施进剿，其必向江北无为一带渡江。我一七六师应准备以主力阻止其渡江，应逐步肃清江北之匪军为要。”
可见，就是这个176师，在张云逸妻儿被扣事件及皖南事变中都充当了重要的打手角色。张远之当时12岁，常去指挥部。张辉比他长6岁，但已参加革命5年了。两人年龄略有差距，也算同龄人，成了朋友。后来两人一起在华中建设大学学习，又成了同学。
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成立
1939年底，刘少奇到达皖东后，面临着极其严峻的局势。之前，新四军第4、第5支队挺进皖东，虽然做了大量工作，但敌后抗战局面并未完全打开。皖东地区党组织和新四军在日、伪、顽的夹击下，处境十分困难。为了扭转不利局面，1939年12月至1940年2月，刘少奇在皖东先后主持召开三次中共中央中原局会议，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出席三次会议的党政军负责人有刘少奇、张云逸、郑位三、郭述申、徐海东以及邓子恢、戴季英、罗炳辉、刘顺元、李世农等。
通过主持召开三次中原局会议，刘少奇积极贯彻中共中央“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团结带领皖东军民在党的领导下万众一心，先后取得反“扫荡”、反“摩擦”斗争的重大胜利，创建了东起运河、西至淮南铁路、北临淮河、南濒长江的皖东抗日根据地。
1940年10月21日，刘少奇、赖传珠率中原局机关和部分江北指挥部人员从皖东北出发，31日到达苏北阜宁东沟，与先期到达的八路军第5纵队司令员黄克诚、参谋长韩振纪、第5纵队第3支队政治委员韦国清汇合。为了统筹华中全局，中央致电刘少奇，让他“去苏北与陈会合，布置一切”。
刘少奇随即率中原局机关等一行人，风尘仆仆地赶往苏北海安，与新四军苏北指挥部陈毅、粟裕会师。据赖传珠10月19日日记：“接叶（挺）、项（英）电不同意我离开江北指挥部，以免削弱江北指挥部的领导。我很着急难过，后来还是同意了。”
当时华中部队已经不少，有黄克诚部2万余人，有陈毅、粟裕部1万余人，彭雪枫部6500人，张云逸部5800人。这些部队分散各地，各自有自己的指挥系统。因此，非常有必要在指挥上统一。
11月10日，刘少奇致电中央：“为统一华中军事指挥起见，提议由中央任命陈毅同志为八路军新四军华中各部之总指挥，并加入中原局为委员。如叶希夷同志到华中，即由叶任总指挥，陈毅副之。”中央很快回电：“同意在叶挺过江后，以叶挺为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陈毅为副总指挥，以胡服（刘少奇）为政委，叶、陈、胡统一指挥所有陇海路以南之新四军八路军。”
11月12日，根据刘少奇提议，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中共中央中原局与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统一指挥陇海路以南、长江以北的新四军、八路军部队。这一决定是中共中央实现“发展华中”的一个有力保证。
11月17日，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成立大会在海安西寺广场（现海安市实验中学内）举行。刘少奇宣读了中共中央军委关于成立华中总指挥部的决定，宣布叶挺为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总指挥，陈毅为副总指挥（代总指挥），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陈毅在成立大会上作了《关于当前形势及华中我军任务》的报告。
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成立后，对外仍称新四军。所属部队如下：
新四军苏北指挥部：陈毅兼任指挥，粟裕任副指挥，刘炎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1、第2、第3纵队。
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张云逸兼任指挥，徐海东、罗炳辉任副指挥，赖传珠兼任参谋长，邓子恢兼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4支队、第5支队、江北游击纵队。
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李先念任司令员，任质斌代理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刘少卿任参谋长，下辖第1、第2支队和第5、第6、第7团。
八路军第4纵队（即原新四军第6支队）：彭雪枫任司令员，张震任参谋长，萧望东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4、第5、第6旅和豫皖苏边区保安司令部。保安司令部撤销，组成第1、第2、第3军分区和萧县独立旅。
八路军第5纵队（即八路军南下增援部队）：黄克诚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韩振纪任参谋长，下辖第1、第2、第3支队。
总指挥部通信机构，由中原局机关和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合并组成。三科（通信科）科长程望。无线电大队长陈士吾、政委李景瑞，机务主任朱连，大队下辖6部电台。1区队长张翼，由肖易侠、张起信、颜吉连分任一、二、三台队长。2区队长廖昌林，由向瑞桃、程希道、赖平分任四、五、六台队长。
一区3部电台：对上联络党中央、新四军军部、八路军前总（华北）、山东军区、山东纵队和友邻单位；对下联络八路军第4、5纵队，中原李先念部，江北第4、5支队。二区3部电台：联络新四军原苏北指挥部所属部队等。
11月23日，刘少奇、陈毅、赖传珠离开海安前往盐城，中原局和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亦迁往盐城文庙。
在刘少奇到华中前后，华中新四军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两次大的战役。一是黄桥战役，时间是1940年9月30日到10月4日，这一仗打赢了。二是曹甸战役，时间是1940年11月29日到12月16日。曹甸战役是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成立以来的首次战役，但这一仗未达到战役目标。
黄桥战役之前，项英急电苏北指挥部陈毅，认为此战打不得，是破坏统一战线的大问题。曹甸战役打响之前，叶挺和项英向中央提出曹甸战役暂缓，等新四军军部北撤后再打。显然，叶、项已意识到了危险。
这个问题，毛泽东也已考虑到了。11月22日，毛泽东致电叶挺、项英、刘少奇，电文中有：“皖南部队及军部以在动手解决韩德勤之前移至苏南为有利，准备情形如何？几天可以开完？盼告。”但叶、项回电认为极短期内无法开动。
华中总指挥部成立后，刘少奇考虑到新四军在皖南部队的安危，在皖南事变发生前多次打电报给项英，催促他按照党中央的指示，率皖南新四军迅速渡江北移或东进苏北。
据赖传珠日记：12月27日“去电项、周、袁关于立即北移问题”。12月31日，项来电：“支日（1941年1月4日）决心东移。”
新四军军部孤悬于皖南弹丸之地，处于几无周旋余地的泾县山区，面敌背顽，处境十分险恶。蒋介石“原来想先从苏北下手，后打皖南”，结果黄桥之战大出蒋氏所料，曹甸战役更加深了蒋氏的报复心理。
周恩来早已看出：蒋介石“是要复仇的，在苏北战争结束后，王懋功就到顾祝同那里去，布置皖南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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