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你丈夫在昨晚遇害了。”
电话那头的男声沉稳、公事公办。
可这短短九个字，却像是一根烧红的铁钉，狠狠砸进了我的耳膜。
我死死攥着手机，看着病床上戴着氧气面罩、正等着听儿子声音的婆婆，大脑一片空白。
我的丈夫赵建明，四年前就签了国家保密协议去了极地冰川考察。
他怎么会死在距离我家只有三个小时车程的临安市？
我叫林晓芸，今年四十三岁。在别人眼里，我是个命苦但要强的女人。
早晨六点，天刚蒙蒙亮，我就得从那张硬板床上爬起来。第一件事不是洗脸刷牙，而是去隔壁房间，给瘫痪在床的婆婆翻身、换纸尿裤。
老太太常年卧床，脾气越来越古怪，稍微动作慢一点，或者毛巾拧得不够干，她就会含糊不清地骂骂咧咧。今天早晨，她又把大便弄到了床单上，整个屋子里弥漫着一股刺鼻的腥臭味。我强忍着胃里的翻江倒海，端着温水盆，一点一点地给她擦拭身子。
“晓芸啊……建明有消息没有？”婆婆半闭着眼睛，干瘪的嘴唇嗫嚅着，这已经是她这个月第一百次问这个问题了。
我把脏尿布扔进塑料袋，扯起嘴角笑了笑，虽然我知道她看不清：“妈，建明去的是极地，那是国家级的保密项目。人家领导不是说了嘛，不让打电话，怕泄密。您就安心养病，等他任务结束，戴着大红花回来给您尽孝。”
婆婆听完，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骄傲的光，喉咙里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安静了下来。
我端着脏水盆走到客厅，抬眼就看到了墙上挂着的那张合影。照片里的赵建明穿着一件挺括的冲锋衣，笑得一脸憨厚。
四年前的那个深秋，他就是穿着这身衣服，拖着一个黑色的行李箱站在客厅中央。那天，他神情极其严肃，从包里掏出一份文件递给我。那是一份《绝密项目家属知情同意书》，最下面盖着一个鲜红的公章。
“媳妇，单位选我去极地冰川搞地质勘测，这是国家重点保密项目。”他紧紧握着我的手，眼眶有些发红，“一去就是四年。到了那边，连卫星电话都受监控，为了防间谍，上面规定绝对不能私自联系家里。”
我当时是个连省都没出过的家庭妇女，看到那红通通的公章和“绝密”两个字，吓得连呼吸都放轻了。
“那……那你妈这病咋办？”我慌了神。
“媳妇，国家需要我，我不能退缩。妈就拜托你了！”赵建明眼泪掉了下来，“等这趟回来，上面发一大笔奖金，我带你和妈去大城市买大房子！”
我就这样在同意书上签了字，看着他消失在夜色里。
这四年，我一个人端屎端尿，起早贪黑地去菜市场捡便宜的剩菜，靠着我做手工缝衣服的一点微薄收入，硬生生撑起了这个家。街坊邻居提起我，都会竖起大拇指，说老赵家娶了个好媳妇，更说老赵家出了个为了国家去吃苦的真汉子。
每次累得在深夜里躲在厕所哭的时候，我都会拿出那份知情同意书的复印件看一看。我是科考英雄的家属，这是支撑我咽下所有委屈的唯一信念。
可是，那时的我怎么也想不到，这层无比光鲜的外衣下面，竟然爬满了令人作呕的虱子。
日子就像一潭死水，沉闷而疲惫地往前挪着。直到去年的某个下午，这潭死水里，被人扔进了一颗细小的石子。
那天我去菜市场买菜。为了省两块钱，我正跟卖排骨的老板为了几两碎肉讨价还价。
“晓芸！晓芸你等会儿！”
我转过头，是住在我家楼上的张嫂。她手里提着两条鲫鱼，神秘兮兮地把我拉到菜市场外面的角落里，压低了声音。
“晓芸，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可别害怕啊。”张嫂四下看了看，一惊一乍的，“昨天晚上我去北环路那边的大排档买宵夜，你猜我看见谁了？”
我一边把排骨塞进布袋子里，一边随口问：“看见谁了？总不能是看见鬼了吧？”
“还真跟见鬼差不多！”张嫂猛地一拍大腿，“我看见你家建明了！”
我的手猛地一哆嗦，布袋子差点掉在地上。但我马上反应过来，有些好笑地看着她：“张嫂，您大晚上没戴老花镜吧？建明在离咱们这儿一万多公里的极地冰川呢，那地方全是企鹅和北极熊，他怎么可能在北环路吃大排档？”
“哎哟，我真没骗你！”张嫂急了，比划着双手，“那身形，那走路外八字的姿势，简直一模一样！他穿着件灰色的旧夹克，头发乱糟糟的，正蹲在马路牙子上抽十块钱一包的红双喜呢！”
听到这儿，我脸上的笑容彻底收了起来，心里甚至涌起了一股无名火。
“张嫂，有些玩笑不能乱开。”我板起脸，语气变得生硬，“建明走的时候带的都是防寒服，而且他是有国家纪律的人。您这话要是传出去，别人还以为我们家属在造谣泄密呢。”
张嫂见我真动了气，讪讪地撇了撇嘴：“得得得，算我多嘴。可能真是我眼花了吧，天那么黑，估计就是个长得像的农民工。你别往心里去啊。”
张嫂提着鲫鱼扭头走了。
我站在原地，深吸了一口气，努力平复着心跳。
肯定是张嫂看错了。这世上长得像的人多了去了。我的丈夫此刻应该正穿着厚重的防寒服，在零下四十度的风雪里艰难前行，怎么可能蹲在我们这座小城市的马路牙子上抽劣质香烟？
我提着排骨往家走，可不知道为什么，张嫂那句“走路外八字”，却像是一根极其细小的刺，轻轻扎进了我的肉里。
建明走路，确实是有些外八字的。
但我很快就把这个荒谬的念头甩出了脑海。我宁愿相信自己见鬼，也绝不相信那个满嘴“国家大义”的丈夫会在国内。
如果说张嫂的偶遇只是一个小插曲，那么接下来的那个夏天发生的事，则让我的生活彻底蒙上了一层阴影。
七月份，我们这座城市迎来了罕见的高温。
我家住在一楼，是个老旧的家属院。因为要省电费，家里那个老式空调我根本舍不得开，只有中午最热的时候才给婆婆开一会儿风扇。晚上睡觉，我就把卧室的窗户大开着，只拉上一层薄薄的纱窗透气。
那天夜里特别闷，知了在树上叫得人心烦意乱。我因为白天洗了几条床单，累得倒头就睡，连门外的野猫叫都没听见。
第二天早上，我是被一阵穿堂风给吹醒的。
我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第一眼就看到了床尾的梳妆台。原本紧闭的第一个抽屉，竟然半拉着，里面的红布包露出来一个角。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瞬间清醒了。鞋都没顾上穿，光着脚扑到梳妆台前，一把扯出那个红布包。
布包瘪了。
里面我用来给婆婆应急看病的五千块钱现金，不翼而飞。不仅如此，连带着我压在最底下的三件金饰——一个细金戒指，一副金耳环，还有我最喜欢的一个实心金花生，全都没了。
那个金花生的底部有一道磕出来的划痕，是我当年洗澡时不小心摔在瓷砖上弄的，我一直舍不得去融了重打。现在，什么都没了。
我感觉天旋地转，双腿一软，直接瘫坐在了地上。这可是我一针一线缝衣服，从牙缝里抠出来的救命钱啊！
我报了警。
辖区派出所的老李警官带着徒弟很快就到了。他们拿着手电筒在我家窗台内外照了半天，眉头却越皱越紧。
“林大姐，这事儿透着点古怪。”老李警官摘下手套，指着我打开的窗户，“你看，这防盗窗的钢筋没有被锯断或者撬开的痕迹，窗台上的灰尘很均匀，没有陌生人的脚印和攀爬痕迹。”
“那……那是怎么回事？钱就是没了啊！”我急得直掉眼泪。
“别急，你再看看大门。”老李带我走到客厅门后，“防盗门完好无损，锁芯也没有被暴力破坏。说明这贼，要么会极其高超的开锁技术，要么……”
他顿了顿，看了我一眼：“要么，他就是用钥匙，光明正大地开门进来的。”
“不可能！”我像被踩了尾巴一样跳了起来，“家里的钥匙只有我有，连我婆婆瘫在床上都没有钥匙，怎么可能是拿钥匙开的门！”
老李警官叹了口气，把笔录本递给我签字：“我们会在附近查一下监控，但这种老小区监控坏了七七八八，希望不大。大姐，你以后晚上睡觉，千万把门反锁好。”
警察走了。我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客厅里，看着手里那张报案回执，心痛得无法呼吸。
为了这五千块钱，我哭了整整一个星期。眼睛肿得像核桃，连给婆婆喂饭的手都在发抖。
当时的我，满脑子都是痛恨那个贼，痛恨自己粗心大意。
失窃事件让我变得有些神经衰弱。每天晚上睡觉前，我都要检查三遍门窗，甚至在门后顶上一把椅子。
但生活并没有因为我的悲惨而手下留情。
深秋的十月，一场突如其来的降温，彻底击垮了婆婆本就残破不堪的身体。她肺部严重感染，引发了并发症，直接被送进了市医院的抢救室。
医生把我叫到走廊尽头，递给我一张薄薄的病危通知书。
“准备后事吧。老太太的器官已经衰竭了，最多也就这两天的事。有什么想见的人，抓紧时间通知。”医生的话很轻，但字字千钧。
我靠在冰冷的瓷砖墙上，眼泪无声地流了下来。这四年，虽然她脾气坏，虽然伺候她让我心力交瘁，但在这个家里，我们是相依为命的两个人。她要是走了，我就真的是一个人了。
我回到病房。婆婆已经戴上了呼吸机，胸膛剧烈地起伏着，像是一个破旧的风箱。
她的眼睛死死地盯着门口，干枯的手指在半空中虚抓着。我赶紧扑过去，握住她的手。
“妈，我在，晓芸在。”我泣不成声。
她用力扯掉氧气面罩的一角，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声音，浑浊的眼泪顺着眼角流进花白的头发里。
“建明……我要听……建明的声音……”她用尽全身最后的一丝力气，死死掐着我的手腕，“晓芸……求求你……让我听听儿子的声音……我死不瞑目啊……”
看着婆婆那双濒死的、充满哀求的眼睛，我的心像被刀绞一样痛。
我知道极地考察有保密协议。建明走的时候千叮咛万嘱咐，那个号码除非天塌下来绝对不能打。他说如果违规联系，不仅他会被开除，甚至会面临严厉的处罚。
这四年里，无论家里多难，无论我多委屈，我都把那个号码锁在抽屉的最深处，连看都不敢多看一眼。
可是现在，天真的塌了。
如果婆婆连儿子最后一面都见不到，连最后一点声音都听不到，她怎么咽得下这口气？
“好，妈，你撑住，我打！我这就打！”
我抹了一把眼泪，手忙脚乱地从贴身的内衣口袋里，掏出了那个被我用塑料袋包了里三层外三层的旧通讯录。
那上面，记着一个建明走之前留给我的手机号码。他说这是内部特殊的频段号，但绝对不能随便用。
我拿着手机，手指因为极度的紧张和恐惧而剧烈颤抖着。每按下一个数字，我都觉得自己在触犯天条。
最终，我在婆婆期盼的目光中，按下了拨号键，然后按下了免提。
病房里安静得可怕，只有监护仪发出单调的滴答声。
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我以为这种“内部保密号码”会提示空号，或者直接被拦截。
但是，没有。
“嘟——嘟——嘟——”
极其普通的等待音在病房里回荡。每一声，都像一记重锤敲在我的神经上。婆婆的眼睛瞬间亮了，她拼命把头往手机的方向凑。
就在响了第五声的时候，电话，竟然接通了。
“喂？”
一个男人的声音从扬声器里传了出来。
但这绝对不是赵建明的声音！赵建明的声音是低沉沙哑的，而这个声音中气十足，带着明显的戒备，甚至隐隐透着一股严肃的压迫感。
我愣住了，张了张嘴，竟然不知道该说什么。
“喂？说话。你是机主的什么人？”对面的男人加重了语气。
“我……我是他妻子。”我结结巴巴地回答，看了一眼同样满脸疑惑的婆婆，“请问……您是建明的领导吗？他在极地考察，我实在没办法了，他母亲快不行了，想听听他的声音。我保证不说别的，可以吗？”
对面突然陷入了死一般的沉默。
这种沉默持续了足足有十秒钟，空气仿佛都凝固了。我甚至能听到电话那头传来轻微的翻阅纸张的声音。
“大姐，你刚才说，他在哪里？”那个男人的声音变得非常古怪。
“在……在极地冰川啊。他是国家保密项目的科考人员……”我的声音越来越小，心里那股不祥的预感像毒蛇一样钻了出来。
电话那头传来一声极其沉重的叹息。
“我是临安市松阳区公安局刑警大队，我姓林。”
男人的声音突然变得无比清晰，字字句句砸在我的脸上。
“大姐，我不知道什么极地考察。我们刚刚在一部遗留在案发现场的旧手机里发现了你的号码。这手机没插卡，但一直连着出租屋里的WiFi，刚才是通过网络电话打过来的。”
公安局？刑警大队？案发现场？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