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源正
善于以创造性的方式解决问题，是领袖人物施展政治才干、引领社会进步的重要方式。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这一事业的发展历程也是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
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推进改革开放过程中，始终坚持问题导向，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不断增强问题意识、统一思想认识、推进体制改革、制定正确策略，既做到纲举目张，又坚持统筹兼顾，不断打开改革开放的新局面。
“我们有许多问题要解决，有许多事情要做”
善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是领导者政治素质和担当精神的重要体现。邓小平对党和国家事业具有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早在1975年主持全面整顿时期，他就指出：“现在问题相当多，要解决，没有一股劲不行。要敢字当头，横下一条心。”他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大刀阔斧地进行全面整顿，系统纠正“左”的错误，使人民在动乱年代看到了希望，赢得了党心民心，为后来进行改革开放做了一定的准备。
1977年7月，邓小平复出后，主动要求分管科学、教育工作。他很快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与30多名著名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共商当时科学、教育领域存在问题的解决之道。他风趣地说：“我愿意给你们当总后勤部长。”在与会者建议尽快改变用推荐的办法招生时，他当即拍板决策恢复高考。在座谈会结束后，他就对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科教发展的评价问题，调动积极性问题，体制、机构问题，教育制度和教育质量问题，后勤工作问题，学风问题等六个方面的问题直率地表达了意见，为推动科学、教育领域的拨乱反正发挥了积极作用。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面临着堆积如山的问题，一些问题是历史遗留问题，解决起来难度很大，同时在实践发展过程中，也不断产生着新的问题。许多问题躲不开、绕不过，亟待解决。对于这些棘手难题，邓小平不回避、不遮掩、不拖延，而是坦然承认“我们有许多问题要解决，有许多事情要做”。他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敢于思考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认为领导干部的责任“就是要把中央的指示、上级的指示同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对于存在的问题，“办事要快，不要拖”。
面对纷繁复杂的问题，邓小平特别关注那些具有根本性、长期性、普遍性、战略性的问题。他特别善于抓根本、抓要害、抓关键，强调“要从问题堆里找长远的、根本解决问题的东西”，“有些什么问题，要真正抓到要害上，抓到点子上”。例如，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是全党全国人民普遍关心的重大问题，邓小平集中全党的智慧和力量制定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科学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为团结一致向前看，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创造了必要条件。
邓小平总是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思考问题、提出问题。他说：“我们要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寻找新办法、制定新制度，使整个国家的各种体制越来越完善，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能够顺利进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他曾尖锐地指出：“我们的体制不适应现代化，上层建筑不适应新的要求。”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后，他明确回应对开放政策的质疑声音，表示：“我们引进先进技术，是为了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有利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根据20世纪80年代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他提出，当今世界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他敏锐地意识到“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要求下大力气解决共同富裕问题。
“只有解决好思想路线问题，才能提出新的正确政策”
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向来重视理论武装，思想上的团结统一是确保行动上步调一致的前提和基础。在推进改革开放过程中，邓小平把解决思想路线问题摆在突出位置，以此带动工作局面的展开。他曾指出：“只有解决好思想路线问题，才能提出新的正确政策，首先是工作重点的转移，还有农村政策、对外关系政策，以及相应的一整套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
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但由于受到“文化大革命”中“左”的错误的干扰，这一正确的思想路线无法得到有效贯彻。粉碎“四人帮”后，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提出了“两个凡是”，实质是要继续执行“左”的错误理论和政策。邓小平坚决反对“两个凡是”，批评“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经过反复考虑后提出了“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的概念，认为“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涉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重大问题，直接关系如何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1978年6月2日，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明确“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是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我们应该也只能采取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法，总结过去的经验，分析新的历史条件，提出新的问题、新的任务、新的方针”。针对当时有的中央领导抵制讨论，邓小平明确要求：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向后拉。
面对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要做到实事求是，就必须解放思想。在1978年12月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大声疾呼要求解放思想，他充分肯定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强调“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他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密切结合起来，号召大家“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从而在新的历史时期丰富了实事求是的内涵，使解放思想成为改革开放新时期的鲜明特征。
在邓小平的大力推动下，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思想解放运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重要性得到了普遍认可，为党探索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提供了思想基础。邓小平对这场讨论的作用予以充分肯定。他曾指出：“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基本建设，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
“在方针问题、认识问题解决之后，还要解决体制问题”
邓小平向来重视制度的作用，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通过分析表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来破解难题，强调“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准备从改革制度着手”。改革开放的实质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面对千头万绪的问题，必须从制度、体制、机制等方面着眼，才能把问题找准找实，真正解决问题。因此，邓小平提出：“在方针问题、认识问题解决之后，还要解决体制问题。”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建立的过程是改革开放逐步深化拓展的一个生动体现。长期以来，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存在着企业缺乏生机和活力，劳动者缺乏积极性，“吃大锅饭”“平均主义”等问题。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也存在着认为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分别反映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制度属性的错误认识。实践和认识上的双重束缚，严重制约着我国经济的发展。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意识到我国经济体制存在着弊端，需要进行系统的改革。1979年3月30日，他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讲话指出：“为了有效地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认真解决各种经济体制问题。”同年11月26日，他在接见外宾时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观点。在实践中，邓小平支持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扩大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鼓励各种类型的责任制。这些举措，有助于形成市场主体，细化市场分工，促进市场竞争，提高经济效率。
农村改革的成功初步显现了市场取向改革的威力，也为改革重心转向城市，进行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创造了条件。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突破了长期以来的僵化观念，指出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概念，这就进一步回答了长期困扰人们的理论问题，深化了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认识。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企业管理体制、贸易体制、金融体制、粮食购销体制、对外开放体制等具体领域的体制都进行了改革。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带动下，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改革也进行了部署。改革实践的发展要求理论创新的跟进。经过长期的观察和思考，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深刻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在他的支持下，党的十四大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从而实现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跨越。
“要广开门路，多想办法，千方百计，解决问题”
改革是关系亿万人民利益的大问题，改革的历程也是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历程。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个新事物，“很多旧问题需要继续解决，新问题更是层出不穷”。解决问题不仅需要制定正确的政策，而且还需要依靠正确的策略。邓小平强调：“方针定了，还有政策问题，政策确定后，还得有措施。如果没有措施，方针政策也是空的。”“要广开门路，多想办法，千方百计，解决问题。”
对于改革开放进程中产生的一些新问题，邓小平的态度是：“在不断出现的新问题面前，我们党总是要学，我们共产党人总是要学，我们中国人民总是要学。”他强调，要用创造性的方式解决问题，“有好多问题不能用老办法去解决，能否找个新办法？新问题就得用新办法”。
在祖国统一问题上，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伴随着成功解决香港、澳门问题，“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开始走向实践，逐渐形成一套完整的关于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政策体系。对于“一国两制”，邓小平评价说：“这是个新的问题，也是新的想法，马克思没有说过，列宁也没有说过。这是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面临的必须解决的新问题。从本质上讲，就是实事求是，这是合乎马克思主义原则的。”“一国两制”在实践中为解决领土主权问题提供了新思路，为解决国际争端、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新贡献，在理论上也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深化了人们对国家观、主权观的认识。
随着私营经济的发展，复杂敏感的雇工问题屡屡引发认识上的分歧。邓小平正确处理涉安徽芜湖“傻子瓜子”经营者年广久的问题，生动体现了他“新问题就得用新办法”的解决思路。1984年，在雇工问题引发激烈争论的时候，他在中顾委会议上明确表态：“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社会主义了吗？”正是他对私营经济采取鼓励、支持和引导的新政策，才开启了所有制改革、公有制实现形式多元化、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丰富发展的新局面。
在推进改革开放过程中，邓小平始终强调要“靠实践”，强调“我们的办法是不断总结经验”，“发现问题赶快改”。坚持问题导向，是邓小平领导改革开放的一种思想方法，也是一种工作方法，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勇于攻坚克难的责任担当。在艰辛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实践中，邓小平领导我们党顺应历史潮流，正确回答历史之问、时代之问、人民之问，把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统一起来，使改革开放成为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推动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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