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闫明达 罗广欣
1920年，青年邓小平远渡重洋，辗转法国、苏联等地留学。在6年多的旅欧时光里，邓小平历经苦难，磨炼意志、刻苦钻研，为归国后从事革命事业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
赴法勤工俭学，迫于经济压力艰难度日
邓小平原名邓先圣，后曾改名邓希贤。1904年8月22日出生于四川广安一个小地主家庭。幼年时期，他在私塾念书，接受新式教育。1915年，他考入广安县立高等小学堂。1918年考入县立中学。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震惊全国。在广安县立中学念书的邓小平积极参与到声援北京的学生爱国运动之中。在参加学生运动的过程中，邓小平对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和弊病有了一些基本的思考，逐渐孕育出初步的爱国和民主思想。1919年9月，邓小平通过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考试，作为自费生被录取。留法预备学校设立在重庆的夫子祠，学生们在简陋的环境中刻苦学习法语、工业技术知识等，为赴法勤工俭学作准备。经过为期近一年的学习后，1920年7月19日，邓小平参加重庆留法预备学校毕业典礼，顺利通过法国驻重庆领事馆的口试和体检，取得赴法勤工俭学自费生资格，工种选择的是“铸铁”。8月27日，邓小平等80多名学生乘坐客轮前往上海。停留几日之后，他从黄浦码头登上法国邮轮，怀揣“学点本事”“工业救国”的理想，启航赴法。邓小平当年仅有16 岁，是队伍中最小的。10月19日，他们抵达法国马赛港，乘车前往巴黎，正式开启勤工俭学生活。次日《小马赛人报》报道：“100 名中国青年人到达马赛的安德列勒蓬桥上。他们的年龄在15 岁到25 岁之间……这些年轻人经过长途跋涉来到欧洲，特别是来到法国，心情是非常高兴的，其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到达法国之初，邓小平与20多名中国学生在距离巴黎270 公里的巴耶中学落脚，开始了求学生涯。他回忆说：“学校待他们像小孩子一样，每天很早就要上床睡觉。才上了几个月，没学什么东西，吃得却很坏。”在这几个月里，邓小平生活十分节俭，每个月的杂支费还不足其他学生的平均水平，但最终带来的钱财还是所剩无几，难以维持学业。1921年3月，迫于经济压力，他只能选择离开巴耶中学。邓小平在离开巴耶中学之后，准备通过“勤工”赚学费重返校园，但每天繁重的工作压得他精疲力竭，低廉的报酬更是难以维持生活的成本，想要通过“勤工”来“俭学”已是天方夜谭。1921年4月，在华法教育会的介绍下，邓小平来到克鲁梭的施奈德工厂做工，负责工作量大、危险系数高的轧钢工作。由于邓小平当年还不满18 岁，他只能从每天10法郎左右的学徒工干起。当时，邓小平“在克鲁梭拉红铁，做了一个月的苦工，赚的钱，连饭都吃不饱，还倒赔了一百多法郎”，微薄的薪资连糊口都不够，攒钱上学更是奢望。做工期间，邓小平初次接触到了法国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亲身体会了工人阶级被压迫和剥削的困境，对资本主义社会逐渐产生较为清晰的认知。正如他在苏联学习时回忆所说：“生活的痛苦，资本家走狗——工头的辱骂，使我直接或间接的受到很大的影响，最初两年对资本主义社会性的痛恶略有感觉。”
离开克鲁梭的施奈德工厂以后，邓小平身处失学、失业的窘境，但是他仍然希望通过工作赚取学费后重返校园。因此，他只能一边到巴黎华法留法中国青年学生监护委员会领取救济金艰难度日，一边等待做工机会。在这一时期，他在饭店做过招待，在火车站、码头做过搬运工，在建筑工地做过杂工等。
1921年，因中国学生发起“拒款斗争”，华法教育会通告要停止给中国学生继续发放生活维持费。他们诬陷学生“既无做工之志趣，又无做工之能力”，决定将勤工俭学的学生分两批遣返回国。这种情况，引起了广大中国学生的强烈不满。勤工俭学的学生为争取学习的权利，开展了进占里昂大学（以下简称“里大”）的学生运动。虽然这场学生运动在法国军警的镇压下以失败告终，百余名学生被驱逐遣返，但让勤工俭学的中国学生们清醒认识到了法国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自由、平等、博爱只是幻想，也让“法国资产阶级亲眼看到中国青年从五四运动以来迸发出来的一派不怕军阀统治，不受洋人欺辱，力争掌握自己命运的气势”。
邓小平因为当时年龄尚小，没有直接参与进占里大的斗争，但这场斗争却极大地推动了邓小平及其他勤工俭学学生中的先进知识分子摒弃了对资本主义的幻想，进而选择马克思主义，走上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革命道路。正如李维汉回忆这场斗争时说：“许多人抛弃各种各样不切实际的幻想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十月革命的道路；更多的人后来积极投入了反帝国主义和反军阀的斗争。”
在进占里大运动失败之后，邓小平和其他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们生活上陷入困境，已经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直到1921年10月22日，邓小平才和10 名勤工俭学的同学找到香布朗工厂做绢花的工作。工资虽然微薄，但对于走投无路的学生无疑是一根救命稻草。奈何两个星期后，绢花订单完成，邓小平再一次失业。据他回忆，“在法国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而且都是杂工”。在这种苦难的环境中，邓小平艰难地生活了1年多。
接受革命思想，成长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随着法国的经济逐渐回暖，工厂开始恢复生产，勤工俭学的学生们陆续找到了渡过难关的工作机会。1922年2月，邓小平离开巴黎，来到夏莱特的哈金森橡胶厂制鞋车间做防雨套鞋。哈金森工厂是很多旅法勤工俭学的中国学生的聚集地，也是旅欧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发源地之一。在此，邓小平结识了王若飞、汪泽楷、李慰农等先进青年。在他们的影响下，邓小平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新青年》《向导》等进步书刊，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接受革命思想。据邓小平回忆，“我自觉那时是有进步的。因为我起初在看关于社会主义的书报了。最使我受影响的是《新青年》第八、九两卷及社会主义讨论集。我做工的环境使我益信陈独秀们所说的话是对的。因此，我每每听到人与人相争辩时，我总是站在社会主义这边的”。
在哈金森橡胶厂做工期间，邓小平勤劳肯干，一心赚取学费继续求学。1922年10月17日，邓小平辞去了哈金森工厂的工作。11月3日，他带着积蓄和家里提供的学费，前往塞纳-夏狄戎中学。但是，邓小平再一次因为费用问题，求学没有成功。多次求学失败的经历，使邓小平彻底放弃了勤工俭学的念想。他说：“用勤工方法来俭学，已不可能……做工所得，糊口都困难，哪儿还能读书进学堂呢？”求学不成，邓小平重返工厂做工，仅仅工作一个多月就离开了工厂。这段经历，让邓小平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变化。回忆这段心路历程时，他说：“从自己的劳动生活中，在先进同学的影响和帮助下，在法国工人运动的影响下，我的思想也开始变化，开始接触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参加一些中国人和法国人的宣传共产主义的集会，有了参加革命组织的要求和愿望，终于在1923年夏被吸收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成员。”之后，深受共产主义理想感召的邓小平，毅然决然地走上革命道路，开始成长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1922年6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次年2月更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赵世炎任书记，周恩来负责宣传。之后，在萧朴生、汪泽楷的介绍下，邓小平加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来，邓小平剖析自己说：“一方面接受了一点关于社会主义尤其是共产主义的知识，一方面又受了已觉悟的分子的宣传，同时加上切身已受的痛苦”，于是才加入了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加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之后，邓小平就决心将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伟大的革命事业。据弟弟邓垦回忆：“大哥去法国两年后，家中突然收到他从法国寄来的一封长信，内容是说，他参加了革命，参加了什么革命组织，要为国家富强，为天下穷苦人翻身解放而努力，不能回家了。”
根据组织的工作需要，邓小平时常做一些临时性的杂工，并从事《少年》（后更名为《赤光》）编辑工作。当时，编辑部最年轻的邓小平承担了刻蜡版和油印工作。他同周恩来一起，经常是通宵达旦，彻夜不眠。后来，邓小平因工作态度认真负责，印刷工整、美观、大方，装订简雅，被大家誉为“油印博士”。除工作外，邓小平还发表了很多文章，充分彰显了他的革命思想。比如《请看反革命的青年党之大肆捏造》《请看帝国主义之阴谋》等。他的文章言辞犀利，批驳性强，不仅揭露了青年党的丑陋行径，还抨击了帝国主义的罪恶图谋，影响了很多进步青年。弟弟邓垦回忆：“他在法国参加革命后，曾在周总理的领导下办一份杂志《赤光》。他经常往家里邮寄，寄了七八期……我后来去上海找他，参加革命，最早受的影响就是大哥寄来的《赤光》。”
1924年7月16日，邓小平出席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届执委会第一次会议，当选为执委会书记局成员。根据中共中央的规定，凡是担任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委会的领导成员，自动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因此，邓小平成为一名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之后，他更加积极投身于党团组织的工作，将自己的一切融入祖国和人民。后来他感慨道：“那个时候能够加入共产党就不容易。在那个时代，加入共产党是多大的事呀！真正叫作把一切交给党了！什么东西都交了！”1925年春，党组织派邓小平作为中共旅欧支部的特派员到里昂地区工作，担任宣传部副主任、青年团里昂支部训练干事，他成为里昂党团工作负责人。在五卅运动发生后，旅法华人、华工、学生的反帝爱国运动情绪高涨，中共旅欧支部开展的示威游行活动受到法国政府的强烈镇压，许多人被捕和驱逐。得知巴黎中共旅欧支部和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负责人被捕后，邓小平立刻与傅钟、李卓然等人一同返回巴黎接替党团工作，继续开展革命活动。之后，他在法国政府的密切关注下，宣传马克思主义，活跃开展各种革命活动，坚定不移地反对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1926年1月7日，为了躲避法国警方抓捕，邓小平和傅钟等人趁着夜色坐上火车，离开巴黎，远赴苏联学习，开始了新的革命征程。
转赴苏联学习，积累丰富经验归国革命
由于当时国内大革命运动轰轰烈烈地发展，中共旅欧支部决定选派一批人员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然后回国参加革命，邓小平就在其中。1926年1月中旬，邓小平等人途经柏林、波兰到达全世界无产者最向往的地方——莫斯科。抵达后，他先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进行学习，不久后转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在苏联学习期间，邓小平开始学习俄语、军事、俄国革命的理论与实践、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等课程，刻苦钻研马克思列宁主义，夯实理论基础，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都得到了充分锻炼。1月下旬，按照莫斯科中山大学的要求，邓小平撰写自传。在自传中他这样写道：“我能留俄一天，我便要努力研究一天，务使自己对于共产主义有一个相当的认识……所以，我来俄的志愿，尤其是要来受铁的纪律的训练，共产主义的洗礼，使我的思想行动都成为一贯的共产主义化。我来莫的时候，便已打定主意，更坚决地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从此以后，我愿意绝对的受党的训练，听党的指挥，始终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争斗！”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邓小平的学习和工作任务非常繁重，学制设置为2年。由于前来学习的青年文化水平参差不齐，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程度相差较远，学校根据学生的知识水平将他们分成30组。邓小平因为文化水平较高、具有一定的理论水平和在法国的革命斗争经验，被分配到第7组，担任党小组组长。第7 组又称“理论家”小组，同组的有共产党的傅钟、李卓然等，国民党的谷正纲、谷正鼎、屈武等。按照邓小平的说法就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尖子人物都在一个班组”。由于班组内有共产党和国民党两个党派，学生们自然在信仰上和对中国革命道路、前途看法上有着不同的见解，他们经常围绕新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等问题展开讨论。当时，邓小平同国民党右派的学生辩论激烈，因泼辣的作风、理性的分析、犀利的言辞被大家称为“小钢炮”。据莫斯科中山大学内中共党支部《党员批评计划案》记载，邓小平“对党中的纪律问题甚为注意，对一般政治问题亦很关心且有相当的认识，在组会中亦能积极参加讨论各种问题，且能激动同志讨论各种问题”。生活上，学生们的留学费用全部由苏联承担，提供给中国学生的待遇非常好。在这种优越的条件下，邓小平和其他中国学生抓住机会，全面、系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其他知识，了解了更多有关国际和国内的情况，极大地提高了他的理论素养和革命认知，为他日后回国参加、领导革命活动积累了丰富的理论知识。
虽然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制为两年，但是邓小平不到一年就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归国参加大革命。1926年5月，在中共安排下，国民军领导人冯玉祥到苏联考察，希望莫斯科方面选派四五十名优秀共产党员到他的部队开展政治工作。11月，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在考虑冯玉祥国民军工作的特殊性之后，决定将邓小平等20多人列入选派名单之中。在选派名单上，组织对邓小平的鉴定是：“非常积极，有能力，是一名优秀的组织工作者。守纪律，沉着坚定。学习优秀。党性强。”1926年底，服从组织决定的邓小平结束了旅欧生涯，从莫斯科启程归国，参与到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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