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开国上将，同样身居高位，为什么两位老人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做出了近乎＂隐身＂的选择？一个跑回南京种地养兔，一个坐在北京拒绝开会，他们究竟在坚持什么？
1980年初春，年过七旬的许世友向中央递交了一份辞职报告。报告只有短短几行字，请求离开北京，回南京休养。
这个决定他一个人拿定主意，家里人事先都不知道。对越自卫反击战过去不久，许世友在战场上还威风八面。
回到北京之后，他开始琢磨退下来的事。妻子田普和儿女都在北京，一个人回南京没人照料，家里都反对，他不听。
许世友向中央报告的理由是不适应北方气候。真正的原因藏在心里，一线指挥权已经交给年轻同志，老首长坐在北京不动窝，下面办事的人心里就有顾忌，改革的胆子就大不起来。
中央特批了许世友到南京定居的请求。他收拾行李的时候，就一个旧布包，里面几件换洗衣服，一本翻得卷边的《水浒传》，还有一双千层底布鞋。
上车之后没再回头。许世友对南京有感情。他在南京军区当了整整十八年司令员，那片土地熟得像自己家。
中山陵8号那栋两层小洋楼安排给了他，那处公馆当年孙中山之子孙科住过，庭院开阔气派。房子安排下来没多久，这栋西式别墅就变了样。
名贵草坪全部翻掉，改种小麦、高粱、玉米、红薯。花架拆了搭豆角架，喷泉池填土养鱼，靠马路的围墙下砌起一排猪圈。
许世友把自己当成一个＂村长＂。工作人员分工明确，谁种地、谁喂猪、谁养鱼，都有具体安排。他自己认领了十几只长毛兔，每天亲自照料，被身边人戏称＂兔司令＂。许世友每天清晨五点半起床，先练一套螳螂拳，再下地干活。
收获季节把青菜洗净晾干，用当年在大别山跟老乡学的法子腌咸菜。春节前后，熟人朋友都能收到他亲手腌的一坛咸菜。
从中央一线退下来之后，许世友闭门谢客，不接受采访，大部分拜访请求都被婉拒。老战友偶尔来看他，两个人的话题只聊种地、养猪、腌咸菜，聊得津津有味。
1982年秋天，中共十二大召开，中央顾问委员会正式成立。中顾委规格极高，进去的都是功勋卓著的老同志。许世友被选为副主任，办公厅打算给他在北京安排住处。许世友一口回绝了北京的安排。
他把想法正式上报中央，担任顾问既不顾也不问，要继续住在南京中山陵8号。这个说法后来传开，成了他晚年最广为人知的一句话。
许世友的道理很朴素。退就要退得干干净净，不能拖泥带水，不能让年轻同志办事的时候还要惦记老首长的脸色。
这个想法他坚持到底，从来没有反悔过，也不给自己找台阶。回到南京之后，除了偶尔参加中顾委华东组的小型集会，其他事情许世友一概不问。
中山陵8号院子里的蔬菜一茬接一茬，猪圈里的猪养得肥壮，日子过得平静而充实。差不多同一个时期，北京城里另一位开国上将，做出了几乎完全一样的选择。
这个人叫张爱萍，四川达县人，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新中国国防科技事业绕不开的名字。建国之后，张爱萍长期协助聂荣臻主抓＂两弹一星＂工程，后来担任国防科委主任。
在他的组织领导下，中国第一颗洲际导弹东风-5号成功发射。1982年他出任国防部长，是开国上将中唯一担任过这一职务的。
1987年前后，张爱萍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后来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中顾委常委在当时是极高的政治荣誉，按规定享受政治局委员待遇。
张爱萍对中顾委这件事的态度出人意料。他从一开始就不赞成设立顾问委员会。
在他看来，既然组织让老同志下来休息，就应该彻彻底底交班，没必要再挂个头衔去过问具体事情。打仗时下了火线就是下了火线，没见过下了火线还蹲在战壕边上指指点点的。
张爱萍这个比喻在不同场合都表达过。领导干部退休不能拖泥带水，退下来就要有退下来的样子。中顾委常委的位置组织上已经定下，张爱萍推辞几次没能推掉，只好接受。可他给自己立了一条硬规矩，可以挂个名，绝不参与任何具体事务。
这条规矩他一直坚持到中顾委撤销那一天。中顾委每次召开全体会议，办公厅打电话确认出席名单，张爱萍那边的答复永远是请假。
张爱萍还是请了假。工作人员提到走路只要十分钟，他依旧摆手拒绝。一些单位邀请他参加政务活动，张爱萍也一概谢绝。
他给出的理由是自己已经卸甲归田，就是个普通老百姓。他不愿意给年轻同志添麻烦，避免让人家在场面上左右为难。
张爱萍并不是对所有活动都拒绝。凡是纪念彭德怀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活动，或者与＂两弹一星＂事业相关的纪念活动，他一定到场。
他看重的是那些一起走过来的战友和事业，不是职务本身。退休以后，张爱萍的日子跟普通老人没有两样。写写字，陪陪家人，亲自接孙子上下学。
他喜欢摄影，晚年出门相机不离身，身边人送了个称号叫＂将军摄影家＂，在朋友圈里也小有名气。张爱萍晚年还参与修订《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史》，逐字核对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舰艇图纸。
老部下劝他歇一歇，他不听，依旧乐此不疲。这项工作他做得比不少年轻人还要认真细致。1992年，中顾委完成历史使命被正式撤销。
这个走向恰好和张爱萍当年提出的彻底放权想法对上了号。他生前的坚持，后来被历史的实际发展证明是有远见的，并非老糊涂固执。
许世友和张爱萍这两个人，选择的形式看起来完全不同。一个躲到南京种地，彻底远离政治中心。一个留在北京，把自己关在门里，从不参加会议。骨子里的东西是完全一样的。许世友的清醒，落在一个＂不恋权＂上。
他本可以在中顾委副主任的位置上继续发挥余热，用一个空间上的距离，把自己和权力中心隔开。指挥过千军万马的上将，晚年活成了一个地道的老农。
用行为上的沉默，把该有的界限划得清清楚楚。在讲究论资排辈的年代，两个人都主动选择＂失声＂，把舞台留给后来的人。
这种＂手能松开＂的智慧，比＂手握大权＂更需要勇气。真正的担当不是把权力攥到最后一刻，而是知道什么时候该走。
1985年10月22日，许世友在南京病逝。清点遗物的时候，口袋里只剩一千多元现金，没有一张存折。几十年的上将俸禄，绝大部分都换成了他钟爱的茅台酒，一瓶一瓶喝掉了。
两位开国上将，一个归隐南京，一个身居京城，选择的路子截然不同，骨子里的东西却是一样的，两个字，清醒。清醒地看清自己的位置，清醒地知道什么时候该走，清醒地把最好的东西留给了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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