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新曙光》杂志编辑部
译者： 芙拉蒂蕾娜
编者 ：燕归来
文章来源：N ova Aurora 【《新曙光》杂志】2026年4月
请关注我们，并打开公众号点击右上角“···”，将我们设为星标，以获得更多信息：
若您有能力，请赞赏我们的工作。我们将把全部所得同“北叙利亚通讯”一起集中支持巴勒斯坦人等灾难中的人民。
在关于4月25日的教科书、官方言论和制度化的纪念活动中，有一种叙事已然成为正统，为葡萄牙旧国家的统治阶级所极力推崇：葡萄牙经历了一场由武装部队当中的开明派领导的“和平革命”；他们在短短一天之内，用康乃馨代替了步枪，在未流一滴血的情况下终结了近半个世纪的法西斯独裁统治。这一叙事构建了一套图示体系，最终用一个功能性的建国神话取代了真实的具体历史，旨在为一个“民主”政权提供合法性，而该政权在本质上并未与萨拉查主义遗留的结构彻底决裂。
“康乃馨革命”的神话承担着这样一个明确的政治功能：在集体记忆中抹去那场使四·二五革命成为可能的漫长而血腥的战争的痕迹；掩盖非洲被殖民人民长达十余年的斗争——正是这些斗争加速了旧葡萄牙殖民国家的最终崩溃；对葡萄牙国内那些通过武装斗争反抗法西斯主义的抵抗形式。与此同时，这种叙事还助长了对一场革命进程影响范围的驯服。这个进程曾一度开启了比后来实现的变革更为深刻的可能性，其失败主要源于缺乏一个稳固的无产阶级领导，但至今仍为葡萄牙人民提供了值得汲取的宝贵教训。
1974年4月25日发生的事件并非历史性变革的起点，而是一场持久人民战争的高潮——这场斗争耗尽了该政权的所有力量，并蔓延至葡萄牙在非洲占领的全部领土。若非在非洲各国（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几内亚比绍）对萨拉查主义造成的军事挫败，以及国内各种抵抗形式的持续存在，该政权当时恐怕很难垮台。“新国家”的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革命运动的产物，这些运动能够组织民众、建立“新政权区”，并制定适应各地区具体条件的军事战略。若不提及几内亚和佛特角非洲独立党（PAIGC）、阿米尔卡·卡布拉尔、莫桑比克解放阵线（FRELIMO）、萨莫拉·马谢尔、几内亚和莫桑比克的解放区，乃至葡萄牙境内的武装抵抗组织（如人民行动阵线（Frente de Acção Popula）（译者注：原文为“人民武装力量”（Forças Armadas Populares），结合全文来看疑似为原作者的笔误。）和葡萄牙马克思列宁主义委员会（Comité Marxista-Leninista Português）——它们曾勇敢地努力吸收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毛泽东主席的教诲），就等于——哪怕是隐晦地——接受了这样一种叙事：葡萄牙历史的书写游离于被殖民的民族和被压迫的人民之外，并以此将他们降格为自己尚未完成、但正在重建的解放进程中的配角。
老牌殖民国家葡萄牙的破产
葡萄牙的例子向我们表明了政治上独立而金融上和外交上不独立的另一种稍微不同的形式。葡萄牙是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但是实际上从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4年）起，这200多年来它始终处在英国的保护之下，英国为了加强它在反对自己的敌人西班牙和法国的斗争中的地位，保护了葡萄牙及其殖民地。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6年）
要理解所谓葡萄牙“新国家”的崩溃，必须将其本质置于国际背景中加以考察。葡萄牙远未成为一个独立的大国，而是在全球经济和政治体系中占据着从属地位，其特点是经济单一、生产能力有限，且长期依赖外部力量——历史上与英国紧密相连，后来又在美帝国主义的影响下融入大西洋体系，但与法国和德国存在竞争。葡萄牙所拥有的只是殖民地，而这些殖民地既是该政权意识形态的基础（“帝国”被用作对早已丧失的伟大历史的辩护），也是这个老牌殖民国家利用其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牟利、充当着帝国主义在非洲利益的走狗的机制。这种中介性质在关于葡萄牙殖民主义的分析中往往被忽略。对非洲殖民地的剥削并不局限于葡萄牙资本。在萨拉查政权统治的整个时期（甚至更早之前），英国、法国、比利时、德国和美国的资本都在葡萄牙殖民地开展活动，且往往通过直接与旧政权协商获得了优惠条件。
“英国以此换得了商业上的利益，换得了向葡萄牙及其殖民地输出商品、尤其是输出资本的优惠条件，换得了使用葡萄牙的港口、岛屿、电缆等等的便利。某些大国和小国之间的这种关系过去一向就有，但是在资本帝国主义时代，这种关系成了普遍的制度，成了“瓜分世界”的全部关系中的一部分，成了世界金融资本活动中的环节。”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6年）
在莫桑比克，莫桑比克公司（Companhia de Moçambique）和尼亚萨公司（Companhia do Niassa）在历史上一直是英国资本渗透的工具。在安哥拉，作为美帝国主义代表的海湾石油公司（Gulf Oil）获得了石油开采特许权，在解放战争爆发时已全面投入运营，且未因战争而中断。作为海湾石油公司子公司的卡宾达海湾石油公司（Cabinda Gulf Oil），在整个战争期间持续开采安哥拉石油，其利润不仅支撑了葡萄牙殖民统治，后来还支撑了独立后的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MPLA）本身。这一现象乍看似乎自相矛盾，却揭示了安哥拉新政府对帝国主义资本的依附，以及安哥拉的解放运动未能成为一个迈向摆脱帝国主义束缚的新民主主义国家的缺陷。这些常被忽视的细节揭示了旧殖民国家在无力自行进行殖民地开发时，主要致力于为外国帝国主义者开辟剥削殖民地的道路。
莫桑比克解放运动领袖萨马拉·马歇尔
在莫桑比克，那些迫使莫桑比克工人迁移至南非兰德矿区的协议（即所谓的“移民劳动合同”，其特征至今仍存在于欧洲（特别是葡萄牙）对移民劳动力的剥削中），为殖民政府带来了黄金收入，这些收入构成了其外汇储备的重要部分。这一制度通过与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的南非签订双边协议得以正式确立，将莫桑比克工人和农民的身体变成了出口商品。根据葡萄牙银行关于六十年代中期的数据，劳务移民汇款约占莫桑比克对外收入的三分之一。
至于法帝国主义在葡萄牙殖民地的存在，主要通过商业和农业特许经营的形式体现，并在整个殖民时期持续存在。然而，其军事和政治层面的影响更为显著。葡萄牙旧政权自1949年起便是北约的创始成员国。在整个殖民战争期间，北约向殖民政权提供了武器、训练及政治庇护。轰炸几内亚比绍村庄的飞机，其技术源自北约军火库。在莫桑比克用于毒害农民及其土地的除草剂和落叶剂，则来自美国和法国。葡萄牙加入这一反动联盟并非仅仅是因为殖民主义， 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是其殖民主义的产物：位于亚速尔群岛的拉日什基地——最近被移交给美帝国主义以便其攻击中东——以及葡萄牙在大西洋的战略地位，使葡萄牙成为美帝国主义者不可或缺的盟友；作为额外“馈赠”，这个老牌殖民国家还进一步向帝国主义者掠夺非洲敞开了大门。葡萄牙旧殖民国家的这种走狗性质，构成了解放战争爆发的结构性背景：一个经济薄弱的法西斯政权，由帝国主义国家维持，这些国家有自己的利益来维持萨拉查主义的稳定，并最大限度榨取非洲殖民地的利益。
在葡萄牙国内，法西斯政权数十年来建立了一种政治秩序：它以系统性镇压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为基础，将强制移民（这也相当于向法国输出极廉价劳动力）作为社会紧张局势的减压阀，并建立在低工资和超额剥削劳动力的发展模式之上。国际与国家防卫警察（PIDE）作为实施政治恐怖的工具，消灭了一代又一代的工人、农民、学生和知识分子活动家。数十年来，卡希亚斯和佩尼切的监狱里挤满了那些敢于组织抵抗的人，审查制度扼杀了文化和知识生活，而移民潮则使内陆的整个村庄变得人去楼空，形成了一场大规模的人口流散。萨拉查将葡萄牙及其殖民地出卖给外国帝国主义势力，同时让本土民众深陷结构性贫困，使被殖民的人民处于半农奴制甚至农奴制的统治之下，遭受自然资源掠夺和日常暴力。非洲的财富以微不足道的价格转让给外国资本——无论是英国、法国、美国还是南非的资本——而该政权仅能分得所榨取剩余价值中的一小部分。因此，葡萄牙旧殖民国家并非一个通过剥削他国人民而繁荣的帝国主义国家，而是一个贫困的政权，它以极低的价格变卖了历史上所统治领土的遗产，充当着真正的帝国主义者的嗜血走狗。
几佛独立党的游击队
作为瓦解萨拉查主义轴心的解放战争
1961年，萨拉查政权面临着在三个殖民地战线同时爆发的武装起义。在安哥拉，2月的罗安达监狱袭击事件和3月的北部起义标志着安哥拉人民解放战争的开始。在几内亚比绍，几佛独立党（PAIGC）于1963年发起武装斗争。在莫桑比克，莫解阵（FRELIMO）于1964年9月展开武装斗争。就在同一年（1961年），葡萄牙军队还曾试图阻止果阿、达曼和第乌并入印度联邦，这一事件暴露了该政权无力在面对民众有组织行动时采取军事手段。对葡萄牙而言，维持旧殖民体制（尽管在超过一个世纪前早已不再是帝国，却仍被自豪地称为“帝国”）的决定，意味着必须调动该国无法承受的军事力量。1973年，约有15万葡萄牙军人驻扎在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几内亚比绍，对于一个人口不足一千万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军事开支一度占旧国家预算的40%至50%，强制征兵率之高引发了前所未有的人口和社会危机，整整几代年轻人都在海外战场上度过了四、五年甚至更长时间，其中许多人再也没有回来。据估算，从1960年至1974年，葡萄牙侨民增加了约100万人，其中许多人处于适宜服兵役的年龄，他们大多前往法国和联邦德国，在那里常常作为极廉价的劳动力为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服务。这种人口流失使国家失去了最年轻的劳动力，这是殖民战争与该政权自身长期造成的结构性欠发达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影响至今依然存在。
然而，这场海外战争一方面是确保旧国家存续的殖民战争；另一方面也是非洲殖民地人民争取解放的长期斗争，它不仅对葡萄牙而言是一场危机，同时也是在前殖民地建立革命政权的过程。民族解放运动是政治和军事组织，随着它们夺取并巩固领土，便建立了优于旧政权的替代性社会组织、行政和教育形式。武装斗争的这一建设性维度对于理解殖民战争对葡萄牙政权的影响至关重要：这绝非缺乏社会根基的低烈度游击战，而是真正具备以新的反帝革命政权取代殖民统治能力的运动。这一进程最终导致殖民地对母国的包围——倘若对其有利，这些殖民地本可推动葡萄牙国内也发生革命性变革。从这个意义上说，四·二五革命是旧殖民国家中央体系的崩溃，其根源在于整个旧殖民国家，特别是是各殖民地群众的斗争对殖民统治主权的逐步削弱。
阿米尔卡·卡布拉尔与几佛独立党
在所有抗击葡萄牙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几佛独立党（PAIGC）与莫解阵（FRELIMO）一样，最为深入且系统地发展了一套适合非洲大陆具体条件的被压迫人民的战争理论并得以实践。
阿米尔卡·卡布拉尔作为几佛独立党的缔造者兼总书记，不仅是一位军事战略家，更是一位杰出的政治理论家，他的贡献至今仍是全世界解放斗争的重要基石。卡布拉尔1924年出生于当时的葡萄牙几内亚巴法塔，在里斯本攻读农学期间首次接触了反殖民网络和马克思主义。作为非洲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他最为系统地分析了反殖民斗争的客观条件，并将其转化为一套连贯的政治和军事战略。
阿米尔卡·卡布拉尔
卡布拉尔对几内亚比绍社会结构的分析，对几佛独立党的战略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在一个工业无产阶级几乎不存在、农民人口在种族上高度多元化的社会（富拉尼人、巴兰塔人、猛亚戈人、曼丁加人以及数十个其他族群），要建立一个广泛的革命阵线，就必须克服种族分裂，并基于反对殖民主义敌人的立场，构建一种共同的政治认同。卡布拉尔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刻阐述，他坚持认为该运动必须发展出切实的国际主义和反沙文主义实践：
我们作为葡萄牙在几内亚和佛得角的殖民地，虽受外国统治，但并非所有外国人都在统治我们；在葡萄牙国内，也并非所有葡萄牙人都统治着我们。那种施加在我们身上的力量和压迫，来自葡萄牙的统治阶级，即葡萄牙资产阶级，他们既剥削葡萄牙人民，也剥削我们的人民。 阿米尔卡·卡布拉尔《属于人民的斗争，依靠人民，为了人民》
几佛独立党的武装斗争始于1963年，最初从几内亚比绍南部地区展开，并逐步扩大。1968年，反动将领安东尼奥·德·斯皮诺拉接管了葡萄牙驻几内亚部队，企图通过强化反叛乱行动与社会拉拢政策相结合，在所谓的“争取民心的战争”中扭转战局。其战略与当今印度旧政权在反动的“卡加尔行动”中采用的策略如出一辙，甚至与秘鲁的藤森主义者（fujimoristas）在秘鲁人民战争鼎盛时期所用的策略如出一辙。尽管军事暴行日益加剧，且在村庄建立了战略军事基地，斯皮诺拉仍未能阻止几佛独立党的推进。1972年，据估计几佛独立党控制了几内亚比绍三分之二的领土，斯皮诺拉本人在一份致里斯本的内部报告中，将这种局面描述为在军事上已经无法维持。
对葡萄牙政权而言，使几内亚的军事局势尤为严峻的，恰恰是卡布拉尔所指出的战争的政治维度。PAIGC的解放区是葡萄牙殖民统治已被革命行政机构取代的地区，该机构能够提供殖民主义曾系统性剥夺的基本服务，如学校、医院和人民法庭，从而孕育出一个新的反殖民国家的雏形。
我们荣幸地向本委员会宣布，我们刚刚在所有解放区举行了全面、普遍和秘密的选举，以组建地区委员会和我们的第一届国民议会。这个议会将由120名代表组成，其中80名由广大人民群众选举产生，40名由党内干部选举产生。我们的人民和我们的党坚定不移，决心要充分发扬这些新主权机构成立的全部意义。我们的国民议会将受命宣布我们国家的成立。 阿米尔卡·卡布拉尔，1972年10月在联合国大会第四委员会上的发言。
这种在摧毁殖民统治的同时建设人民政权的实践（尽管存在局限，且尚未完全吸收马克思列宁主义及马克思列宁毛主义），正是几佛独立党的战略区别于单纯消耗性游击战的关键所在。1972年，联合国向几内亚比绍的解放区派遣了一个由芬兰外交官福尔克·洛夫（Folke Löf）率领的代表团，他们在当地证实了那里存在一个运作良好的行政体系，医疗卫生和教育机构均正常运转。1973年9月，正值战争如火如荼之际，几佛独立党单方面宣布几内亚比绍共和国独立，该国随即获得联合国一百多个成员国的承认。这一宣言对葡萄牙萨拉查主义政权来说是一个毁灭性的政治打击：它表明，即使没有里斯本的承认，几佛独立党也有能力行使主权。
卡布拉尔始终坚持理论作为革命实践工具的核心地位。他对“理论武器”（arma da teoria）的阐述——即若不进行对具体条件的严谨分析，就不可能开展有效的革命实践——构成了非洲反殖民思想中最持久的贡献之一。他亦[[从未否认解放斗争的阶级性质，尽管由于其运动的意识形态局限，这一性质并未成为推动该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迈进的首要因素。
但显然，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尤其在与殖民统治者的对外关系层面，都存在阶级问题。在我们土地上的殖民统治，是葡萄牙统治阶级对我们人民的统治，或者，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是对我们整个民族（作为整体被视为一个阶级）的统治；因此，首要解决的矛盾正是结束这种外来阶级对我们的统治。 阿米尔卡·卡布拉尔演讲节选，摘自《几内亚和佛特角非洲独立党政治纲领》
阿米尔卡·卡布拉尔未能亲眼见证几内亚比绍正式独立。1973年1月，他与许多其他革命者一样，在几内亚的科纳克里遇害，死于一场由葡萄牙际防警特工以及几佛独立党内部的异见分子策划的暗杀，这些叛徒、机会主义者和投降主义者被旧葡萄牙殖民国家收编，为帝国主义服务。他的遇刺对运动来说是一个沉重打击，但无法抹杀这位作为民族解放战争主要领导人的重要地位。1974年9月，几内亚比绍宣告独立，1975年佛特角宣告独立，这场民族解放运动最终达成了目标。
在几内亚被击毁的葡萄牙殖民军队的战机残骸
萨莫拉·马谢尔、莫桑比克解放阵线与毛泽东思想在莫桑比克的运用
在莫桑比克，莫解阵于1964年9月发起了武装斗争。首个被袭击的地区是该国北部的德尔加杜角省，因为该地区对葡萄牙殖民军队而言交通不便。
自武装斗争初期起，萨莫拉·马谢尔便是莫解阵的核心人物之一。1933年出生于马德拉戈阿一个农民家庭的马谢尔，自幼便深切体会到殖民主义与半封建制度带来的暴力与屈辱——当时的旧殖民当局以极低的固定价格强迫他的家庭出售农产品。他在洛伦索马奎斯（Lourenço Marques）的米格尔·邦巴达医院完成了护士培训，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他接触到了反殖民抵抗网络。1966年菲利佩·塞缪尔·马盖亚去世后，马谢尔接任了莫解阵的军事领导职务；1970年，爱德华多·蒙德拉内因收到际防警寄来的邮包炸弹遇害后，他接任该组织的主席职务。在他的领导下，莫解阵深化了斗争的革命和社会属性，超越了单纯的民族解放斗争，构建了一个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广泛社会变革蓝图。
殖民政权是外国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统治与剥削的工具，且已在斗争中遭到部分摧毁，必须由一个在工农联盟基础上锻造、由莫桑比克解放阵线领导、并由莫桑比克人民解放军捍卫的人民政权所取代，这个政权将消灭剥削，释放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和社会生产力。 萨莫拉·马谢尔，《独立宣言》，1975年6月25日
莫解阵在解放区（尤其是在德尔加杜角省、尼亚萨省以及1968年后的太特省）的实践，是反殖民战争背景下建设人民政权的最具代表性的范例之一。在葡萄牙殖民势力已被驱逐的地区，莫解阵建立了一套由学校、卫生站、农业合作社以及工农政权机构组成的网络。马谢尔坚持认为，这些地区不仅是需要捍卫的领土，更是建设新革命国家的试验田。正如毛泽东主席所言，“妇女能顶半边天”，必须争取她们的解放；这一理念不仅是马谢尔思想的核心，也是莫解阵实践的重点：
妇女的解放既不是慈善事业，也不是人道主义行为。它是革命的基本需要，是革命得以延续的保障，也是革命取得成功的条件。 萨莫拉·马谢尔，《在莫桑比克妇女大会上的讲话》（1973年）
莫解阵的女战士
将妇女纳入民族解放运动的军事和政治机构，是对殖民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所强化的父权制结构的刻意突破。反殖民、反帝国主义的女战士分队正是这一方针的实践体现。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莫桑比克的军事局势对葡萄牙反动势力而言日益恶化。1972至1973年间， 在其训练营驻扎了中国教官、且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Grande Revolução Cultural Proletária）期间曾向中国派遣干部的莫解阵已在马尼卡省和索法拉省开辟了新战线，首次威胁到赞比西河防线，并逼近了该国中部人口最稠密、经济最发达的地区。1972年12月发生的维里亚穆大屠杀，是由葡萄牙反动军队联合殖民当局在当地招募的准军事部队协助下实施的（这些准军事部队与在秘鲁屠杀农民和土著人以镇压当时正在进行的人民战争的“农民巡逻队”（Rondas Camponesas）极为相似）。1973年7月，阿德里安·黑斯廷斯神父向国际社会揭露此事，恰逢马塞洛·卡埃塔诺对伦敦的正式访问，这一事件引发了巨大的外交丑闻，进一步加剧了腐朽的萨拉查主义政权在国际上陷于孤立。
对马谢尔而言，武装斗争与人的转变过程密不可分。“新人”（novo homem）的概念，即与殖民主义和父权制价值观决裂、并在革命实践中重塑自我的斗士——这一概念在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发展——是一种具体的实践，体现在持续的政治教育、对运动结构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及拒绝重现殖民主义社会等级制的特权。
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应当像医生一样，在进入手术室接触病人之前，先进行消毒和灭菌，以免感染患者。通过常态化的会议，通过持续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必须摒弃陈旧的思想和趣味，从而能够掌握并能向后代传递的新思想。 萨莫拉·马谢尔，《以育人赢得战争》（1970年）
1986年10月19日，萨莫拉·马谢尔被南非反动旧政权暗杀，该政权企图通过暗杀非洲大陆民族解放战争中最先进的领导者，从而对非洲反帝运动实施斩首。他乘坐的图-134A型飞机在从赞比亚参加完区域峰会的返程途中，坠毁于南非东北部的姆布齐尼山坡。机上33人中仅有9人幸存。随着马谢尔的逝世，在与莫桑比克全国抵抗运动反动势力进行内战、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不断施加的、旨在摧毁莫桑比克的帝国主义压力的背景下，莫解阵内部的机会主义和投降主义路线最终获胜，并背叛了在解放区诞生的解放事业。1992年，统治莫解阵的右倾、机会主义和投降主义路线与莫抵运（RENAMO）的反动派签署了“和平协议”。
这个曾宣称国家应“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锻造”、并以光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验为指导的政党，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却变成了非洲大陆政治精英积累私人财富的最臭名昭著的例子之一，成了帝国主义的走狗和人民的叛徒。
莫解阵的战士在与葡萄牙殖民者的斗争中运送物资。
食物、武器和弹药均由搬运工徒步搬运，其中很多人许多是女性。
安哥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代理战争
在安哥拉，由于领土辽阔、国际经济利益错综复杂，以及葡萄牙殖民主义遗留的社会复杂性，民族解放战争呈现出尤为激烈且旷日持久的态势。正如几内亚比绍和莫桑比克的情况一样，人民武装起义标志着殖民体制瓦解这一不可逆转进程的开始，迫使旧政权在不可持续的规模上分散军事和经济资源，同时日益暴露其对外部支持的结构性依赖。就安哥拉而言，反殖民斗争并非通过单一领导组织来体现，而是通过一个支离破碎的政治阵营展开，其中不同的运动既反映了殖民社会的内部矛盾，也反映了帝国主义列强及其地区网络的直接干预。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MPLA）以城市为基础，在罗安达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阶层中颇具影响力，虽自诩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但早期便陷入激烈的路线斗争，最终以与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保持一致的路线占上风。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FNLA）主要由巴孔戈族构成，并得到扎伊尔蒙博托政权的支持，逐渐演变为公开依赖美帝国主义及其地区干预体系的立场。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UNITA）于1966年在若纳斯·萨文比的领导下成立，源于安人运内部的分裂。该组织最初在反殖民言论与宣称具有某种激进民族主义的立场之间摇摆，但最终逐渐与美国情报机构及南非种族隔离政权日益紧密地结盟。
这种分裂不应被解读为缺乏主要矛盾，而应视为斗争深度的体现，以及帝国主义试图直接干预其格局的方式。与任何其他葡萄牙殖民地相比，安哥拉更像是冷战矛盾在非洲的集中体现。在那里，解放斗争既是一个瓦解葡萄牙殖民统治的内部过程，也是不同帝国主义大国之间相互争夺的战场。
安人运成立于1956年，阿戈斯蒂纽·内图是其主要领导人之一，该组织很早就成为殖民者的镇压目标，并试图在罗安达的城市贫民窟和部分无产阶级群体中建立支持基础。然而，该党的政治发展深受其建立的外部联盟（特别是与社会帝国主义的苏联及其盟友）的制约，这也在组织内部买下了重重矛盾，这些矛盾后来深刻地影响了独立后的政局走向期。另一方面，安解阵则依托安哥拉北部的传统网络及扎伊尔的支持而组织起来，往往成为蒙博托的地区利益的延伸，同时也服务于美帝国主义遏制该地区敌对势力影响的战略。安盟最初的言论试图将其定位为民族替代方案，但很快演变为完全融入美国和南非的军事及后勤支援网络，从而成为该地区反叛乱行动的主要工具之一。
前往安哥拉的葡萄牙士兵
在整个冲突期间，卡宾达的石油始终是帝国主义在安哥拉利益的核心要素。海湾石油公司在战争期间持续进行开采，先是向葡萄牙旧殖民当局，以及后来向独立的安哥拉政府支付特许权使用费。这一过程表明，无论政权形式如何更迭、国旗颜色如何变化，对帝国主义资本的结构性依赖始终存在。这一因素说明，解放斗争在瓦解葡萄牙殖民统治的同时，也受到国际垄断资本利益直接渗透的影响，后者试图确保在新的政治形式下维持剥削的延续。
安哥拉局势错综复杂：三支武装力量相互竞争，同时又有美国和苏联等帝国主义大国，以及南非和扎伊尔等地区强权的介入，这些因素使得该国成为非洲冷战间接对抗的主要战场之一。1975年独立后爆发的内战若脱离这一背景便难以理解，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新的形式延续了在解放斗争中长期未解决的矛盾，这些矛盾如今重新被纳入帝国主义大国之间争夺区域战略控制权的博弈逻辑之中。
武装修正主义与内部进程中的革命本色
那种将反抗萨拉查主义“新国家”的抵抗简化为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的“葡萄牙共产党”的行动，并将1974年后的抵抗归结为官僚-大地主制度内部的“斗争”，或是归功于武装部队运动近乎神话般的表现的叙事，实际上是在故意抹杀真正的革命组织的存在——这些组织曾在葡萄牙境内为发展出在形式上更高级的持久人民武装抵抗而斗争，以对抗法西斯政权。诸如人民行动阵线等势力，在不同程度上都在努力跨越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卢比孔河”，同时试图正确地吸收马克思列宁主义，尽管它们实际上并未在这一点上取得成功，而这项任务对葡萄牙的共产党人和革命者而言至今仍然有待完成。在武装革命行动（Ação Revolucionária Armada）的武装修正主义、人民行动阵线和葡萄牙马克思列宁主义委员会所体现的突破尝试，以及作为对萨拉查不满的统治阶级派系代理人的武运（MFA）所扮演的角色之间，形成了一个充满前进、局限性和阶段性挫折的斗争场域，明确区分了寻求与旧国家决裂的力量和助长其重组的力量。
武装革命行动的宣言
1970年，作为“葡共”武装分支成立的“武装革命行动”，体现了在卡布拉尔的幌子下的极右派路线指导的武装修正主义的局限性。该组织的行动仅限于破坏活动（如1971年11月对蒙蒂霍空军基地的飞机袭击或针对北约设施的行动），系统性地回避了与法西斯国家机器骨干力量的正面交锋以及革命暴力的实际运用，这清楚地表明了其政治局限性。武革（ARA）服从于“葡共”的总路线，该路线与赫鲁晓夫时期及其后的苏联修正主义路线保持一致，其目标并非摧毁现存的国家机器，而是通过谈判过渡到资产阶级“民主”来逐步改造它。
实际上，它主张对法西斯体制进行内部改造，使其适应新的‘民主’环境。它满口‘民主力量’、‘民主军队’、‘民主政治’和‘民主司法’等模糊空洞的术语，若不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为前提，便会沦为资产阶级的工具。 曼努埃尔·基罗斯，《重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之路》
从这个意义上说，“葡共”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本身并不代表战略性的决裂，而更多是迫于群众压力以及政权内部矛盾加剧而作出的强制性调整。这不过是一种被刻意把控的转向，无法超越阶级调和的政治框架。即便满口革命辞藻，它在客观上最终仍服务于统治阶级。其主张并非摧毁旧的殖民国家，而是将其改造为一种对被压迫人民更加“可接受”的形式。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人民行动阵线和葡萄牙马克思列宁主义委员会应运而生，成为葡萄牙革命运动内部与修正主义决裂倾向的体现。受毛泽东思想影响，这些团体试图打破“民主反对派”的和平幻想，并主张必须开展以武装人民为基础的革命斗争。1965年对阶级叛徒马里奥·马特乌斯的处决，就是这条明确界定对立阵营和识别人民敌人的路线的表现。行动阵线（FAP）和葡马列委（CMLP）不仅采取了独立的武装行动，更值得称道的是，它们对“葡共”的作用提出了政治批判，揭露该党是压制群众斗争的工具，是维持现存秩序阵营中的一股附庸力量。他们拒绝“和平解决方案”，并指出必须进行革命决裂，从而在抵抗该政权的斗争中站上了性质完全不同的高度。
然而，这些组织的局限性既不能从抽象层面去理解，也不能简单归结为意识形态上的缺陷。必须将其置于它们所处的具体环境中来审视：旧国家机器的暴力镇压、缺乏历史时间来构建坚实的群众基础，以及机会主义和投降主义的“葡共”长期把持工人运动重要部门带来的垄断——这种垄断通过从政治上剥夺合法性到在其报纸上直接曝光革命活动分子等手段得以维持。“葡共”在《前进！》报上曝光了行动阵线/葡马列委的成员和领导人，导致他们被镇压机器逮捕、失踪并杀害，这正是修正主义在瓦解革命派别方面所起作用的一个极端例子，这种作用一直延续至今， 当“葡共”继续与反动势力勾结，对当今葡萄牙社会的革命干部进行告发时，这种作用依然存在。
马列主义委员会机关报《人民革命》
行动阵线和葡马列委在1974年4月25日那场至今尚未完成的、复杂而漫长的革命过程当中的历史意义在于，它们虽然认知上有尚有欠缺，但确实率先认清了1974年后确立的制度和资产阶级军事道路的局限性。他们坚持人民武装斗争的核心地位，并强调必须在面对资产阶级和大地主派系时保持政治独立，这使我们能够更清晰地理解从1974年4月至今所发生的一切。
在此背景下，将武运定性为进步或革命力量，是一种具有误导性的片面解读。当旧殖民国家因多年来的人民战争而沦为空壳时，武运既是打破旧体制的推动者，也是在群众斗争变得不可阻挡之前将其遏制的机制。正是该组织的军官们在1974年4月25日推翻了这个空壳政权，并由此引发了一场空前的群众动员浪潮。其社会构成植根于小资产阶级，且形成于旧殖民国家军事机器内部，这从一开始就决定了其政治纲领的格局和上限。阿米尔卡·卡布拉尔本人曾在几内亚比绍类似的背景下对此进行过揭露，他指出：“要么背叛革命，要么作为一个阶级走向自我消亡，这就是民族解放斗争大背景下小资产阶级的两难困境。”
国际上的经验表明，在缺乏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真正领导的情况下，由军事派别主导的社会变革存在局限性，这使它们沦为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奉行机会主义和投降主义，对群众的真正解放毫无裨益。与秘鲁的胡安·贝拉斯科·阿尔瓦拉多将军的对比便说明了这一点。1968年，贝拉斯科领导了一场军事政变，推翻了费尔南多·贝朗德·特里的宪政政府，并启动了一系列深刻改革：通过成立秘鲁国家石油公司（Petroperú）实现石油国有化， 通过所谓“土地改革”“瓦解”了大地主（这一说法很快就被秘鲁共产党在农民群众中的活动证明是虚假的），以及将国家置于美帝国主义工业利益的支配之下的工业化政策。这与葡萄牙屈从于欧盟利益的情况如出一辙。在葡萄牙，修正主义者们也在不厌其烦地重复着关于“瓦解大地主”的同样谎言，而这一说法从未在实践中得到证实。
葡萄牙武运对这个腐朽而空洞的旧殖民国家（特别是萨拉查主义，但并未打破该国家的其他结构）给予了致命一击，但它充当了重组资产阶级秩序的主要工具。在其内部，最激进的派别在持续革命进程（PREC）期间逐渐被孤立，直至1975年11月25日该进程最终以失败告终。彼时，旧殖民地已确立为主权独立国家，群众的革命斗争在反动派和机会主义者接连不断的攻击下已趋于平缓，而殖民地对宗主国的包围也实现了其最终的解放目标。
伴随着宪法的颁布和议会选举，1976年的“制度稳定化”（estabilização institucional）巩固了一种新的资产阶级和大地主统治形式，逐渐剥夺了四月革命所取得的任何实质性成果，并使葡萄牙的革命进程半途而废。这一“稳定”进程也可被视为葡萄牙旧殖民国家棺材上的最后一钉——这个国家最终失去了过去五个半世纪以来统治的所有殖民地。殖民统治早在两个世纪前就注定要失败，一系列历史事件不断印证这一点：1703年签署的《梅休因条约》使葡萄牙屈从于英国的统治；1822年，葡萄牙帝国的皇冠明珠巴西宣布独立；1890年，英国向葡萄牙限制其在非洲的统治的最后通牒，使葡萄牙沦为那些名义上属于葡萄牙、实则由英、法、德、比等国实际控制的殖民地的管理人。随后，殖民地民众持久民族解放战争终结了旧殖民国家（其最终形态即萨拉查主义法西斯政权），剥夺了它的“殖民”面貌，把它降格为一个陈旧过时的官僚-大地主国家： 它不过是昔日辉煌的葡萄牙帝国的残影，如今注定沦为真正的帝国主义者的走狗，直到工人和农民群众奋起推翻这个空壳，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葡萄牙第四共和国，并坚定不移地迈向光辉的社会主义。由此可见，葡萄牙国内抵抗运动的轨迹揭示出一种动态：修正主义试图疏导并遏制群众斗争，而革命性的突破尝试尽管在政治上更为先进，却未能成长为主导性替代力量，这一历史使命，理应由当下葡萄牙的革命者与民主进步人士肩负起来。。而武运则发挥了在恰当时机推翻萨拉查政权的作用，其目的正是防止民众自发掀起一场彻底、激进、真正意义上的革命浪潮。
无论是阿米尔卡·卡布拉尔、萨莫拉·马谢尔以及那些穿梭于几内亚、莫桑比克和安哥拉丛林中的数以千计的无名战士，还是从米尼奥到阿尔加维、从亚速尔群岛到马德拉群岛，那些拿起枪杆子反抗法西斯压迫的农民和工人，但凡秉持客观史观书写这段历史的人都必须承认：他们才是萨拉查独裁体制与葡萄牙旧殖民国家崩塌的核心主角。他们绝非那段以里斯本为唯一中心、以1974年4月25日为唯一的时间的历史的配角，而是通过他们的斗争，使那个剥削伊比利亚半岛和非洲殖民地人民的旧政权无法继续存在的历史主体。
4月25日的“和平革命”是一个神话，它服务于那些有意抹去这段历史的人：萨拉查主义政权的继承者们，那些在旧的官僚-大地主国家中找到了安逸的掌权之道，却无需为1974年之前数十年的殖民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剥削行为负责的人；还有那些曾在革命进程中站在镇压力量一边的人，他们宁愿只铭记自己最辉煌的高光时刻，却刻意遗忘自己在革命失败中所扮演的角色。这一神话同样服务于帝国主义。那种将葡萄牙的政权过渡描述为开明军人自主决策结果的叙事，巧妙地抹去了北约、美国、英国和法国在维持葡萄牙殖民主义及萨拉查独裁统治中的作用，也抹去了这些大国在葡萄牙境内维持一种未曾真正打破旧秩序的资产阶级“民主”中的利益，只是将其改头换面适配新时代的事实；殖民地民众为挣脱长达五百年的殖民枷锁，在漫长的解放战争中付出的巨大流血牺牲更是被蓄意淡化了。
归根结底，所谓“康乃馨革命”的神话，将葡萄牙全体劳动人民儿女手中用来反抗的镰刀、锤子和步枪，掉包成了仅服务于资产阶级利益的花朵，其唯一目的就是欺骗群众，使他们相信革命已经完成，无需再做任何其他事，那个具有“民主”色彩的资产阶级旧国家就是最终的归宿，而非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需要翻越的又一座高山。
事实是这样的：四月革命一点都不和平。萨拉查主义政权的垮台既不是开明军人的功劳，也不是那些打着“共产主义”的旗号、实际上更致力于巩固资产阶级“民主”而非建立工农联盟革命政权的“共产主义者”的功劳。四月革命首先是被压迫人民长期斗争的结局，他们不断侵蚀萨拉查主义旧殖民政权的根基，直至使其无法维系下去。但这也揭示了一个历史局限性：在葡萄牙乃至其殖民地，缺乏一个以马克思列宁毛主义作为指导思想、能够根据无产阶级的利益领导群众的真正的共产党。没有这种领导，强大的革命浪潮最终被遏制住了。其变革社会的巨大潜力被引向歧途，未能完成那些至今仍悬而未决的根本任务，这些任务取决于能否重建一个真正的革命组织，从而最终建立一个向社会主义持续迈进的新民主主义国家。
【补充信息】
原文链接：https://novaaurora.pt/artigo/editorial-em-abril-houve-guerra-popular
请关注我们及友号，并打开公众号点击右上角“···”，将我们设为星标，以获得更多信息：
若您有能力，请赞赏我们的工作。我们将把全部所得同“北叙利亚通讯”一起集中支持巴勒斯坦人等灾难中的人民。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