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凡夫

入夏那天，母亲从厨房端出一个搪瓷盆，里面是暗红色的液体，飘着几粒干瘪的枣。

"绿豆汤，加了红糖。"她把盆放在餐桌上，塑料桌布被烫出一个浅浅的凹陷。"趁热喝。"

我看着那盆汤，想起很多年前。那时候红糖还是稀罕物，母亲得托人从镇上带，每次只用一小勺，用筷子搅啊搅，直到糖完全化开，水变成均匀的琥珀色。我端着碗，能喝一整个下午，碗底最后一滴都要仰起头来接住。

现在呢？超市里红糖堆成山，我上次买的那袋还搁在橱柜深处，受潮结成了硬块。

"妈，现在谁还喝这个。"我打开冰箱，里面整整齐齐码着上周买的矿泉水，24瓶，9块9包邮。"冰的，你尝尝。"

母亲没接。她盯着那盆绿豆汤，像盯着一件没完成的家务。我知道她在想什么：绿豆是去年夏天老家寄来的，红糖是大姨送的，煤气灶的火开了五分钟。这些数字在她脑子里转啊转，最后化作一个浅浅的摇头。

"你们年轻人，"她说，"就知道花钱买水。"

我没有反驳。其实矿泉水也是便宜的，真正贵的是奶茶，是果汁，是那些花花绿绿的名字。上个月部门下午茶，统计接龙的时候，一半人填了"自带水"。行政小姑娘尴尬地笑，说那就不点了，改发水果吧。水果是行政自己从家带来的，两个西瓜，切成歪歪扭扭的块。

我拿起搪瓷盆边的勺子，舀了一口。不甜，甚至有点涩，是绿豆没煮透。母亲的手艺退步了，又或者，是我记错了甜的味道。

"挺好喝的。"我说。

母亲脸上浮起一种复杂的表情，像笑又像叹气。她转身去厨房擦灶台，擦着擦着停下来，手指摩挲着燃气灶的旋钮。那个旋钮有点松了，上次叫人来看，师傅说换个新的要两百。母亲说不用，还能用。

都能用。都能将就。都能撑。

阳台上的晾衣架锈了一截，父亲用胶带缠了三圈。电视遥控器的后盖丢了，按的时候得用指甲戳。我的运动鞋底磨偏了，走路有点歪，但还能穿。还能穿。这三个字大概是这两年最主流的祷告词。

楼下传来收废品的喇叭声，母亲立刻放下抹布。"等等——"她冲进储物间，拖出几个纸箱。那是双十一的遗物，一直没扔。我曾经问她为什么不拆了卖，她说攒攒能多卖几块。现在应该是攒够了。

我从窗口往下看，收废品的老头正把纸箱往三轮车上摞，阳光照在他的草帽上，打出晃眼的白。他身后还有几户人家在往外搬东西，旧的儿童车，拆掉的晾衣架，一个缺了腿的床头柜。整条街都在清仓，像某种无声的撤退。

母亲回来的时候手里捏着八块钱。她把钱对折，塞进围裙口袋里。"晚上想吃什么？"

"随便。"

"家里还有土豆，鸡蛋，半棵白菜。"

"那就土豆白菜。"

母亲点点头，又进了厨房。我听见她打开冰箱门，又关上；打开橱柜，又关上。她在数，像守财奴数金币那样数着家底。只不过守财奴数的是富足，她数的是匮乏。

绿豆汤凉了，表面结了一层薄膜。我用勺子戳破它，褐色的涟漪荡开，倒映出天花板上那盏用了十年的吸顶灯。灯管去年坏了一根，只剩三根亮着，所以客厅总是暗暗的。母亲说这样省电。

省。这个字被反复使用，像一床洗薄了的被单，裹着全家人入睡。

我想起疫情前那个夏天，公司组织去泰国，我买了三条花裙子，一双镶水钻的凉鞋，在朋友圈发了九宫格。点赞破百。现在那条朋友圈被我锁了，连同所有显示"花钱"的痕迹。上周清理相册，我删掉了三千多张照片，留下的全是风景和食物，没有人。

没有人。这大概就是这两年最大的改变。我们把自己从画面里裁掉了，只剩下背景，剩下必需品，剩下能活下去的最低配置。

母亲又端出一碗汤，这次是热的。她把碗推到我面前，自己坐在对面，双手搁在桌面上，手指甲剪得很短，干干净净。

"喝吧，"她说，"加了冰糖。"

我低头看见汤里沉着几颗枸杞，红得发亮。那是她偷偷加进去的，就像偷偷把旋钮再拧紧一点，偷偷把胶带再缠一圈，偷偷在所有省字的缝隙里，塞进一点点不省。

"妈，"我说，"其实我现在工资还行。"

"我知道。"

"不用这么省。"

她看着我的眼睛，忽然笑了。那笑容和她二十年前在糖水碗边露出的笑一模一样。"省习惯了，"她说，"再说，省下来的不都是你的？"

我的。我碗里的糖水映出她的脸。我忽然明白，她省下的根本不是钱，是某种更古老的东西——她那一辈人的本能，像蚂蚁储藏过冬的食物，像松鼠埋藏坚果。她们省着省着，就省成了一种信仰，相信明天会冷，相信粮食会不够，相信只要手里攥着什么，冬天就一定能熬过去。

而我呢？我喝着这碗过时了的糖水，甜味从舌尖蔓延到胃里，暖洋洋的。我也有我的省法，省掉奶茶，省掉旅行，省掉所有可以被省掉的面子。但母亲省掉的是里子，是每一粒米、每一度电、每一寸可以退让的生活。

窗外三轮车吱呀呀走远了。电视里在播新闻，说消费指数连续下降。母亲听不懂那些，她只听得见锅里的水开了，咕嘟咕嘟，像重复着一句古老的咒语：

还能撑。还能撑。

我把空碗递给她。她接过去的时候，手指碰了碰我的手指，粗糙的，温暖的。厨房里又响起洗刷的声音，水龙头开得很小，细细的水流冲刷着碗壁。

糖水没了。但甜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