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1月14日下午，杭州体育馆里里外外围得水泄不通，乌泱泱全是人头，干部和群众加起来有五六千人。深秋的风吹在身上凉飕飕的，可没人愿意走，一个个伸长脖子往里张望，脸上带着一种憋了太久终于等到了的表情。宣判台两侧挂着两幅巨大的标语——“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坚决打击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的刑事犯罪分子”，红底白字，在下午的阳光下格外刺眼。
台上站着几个穿制服的法官，旁边四个膀大腰圆的法警死死按住一个身形粗壮的汉子。那人穿件旧棉袄，脑袋被按得低低的，可围观的杭州老百姓一眼就能认出来——熊紫平，当年杭州城谁不知道这个名号？他就是“杭州二熊”里头的老二，仗着爹是省委干部，在城里横行霸道了十来年，老百姓提起他就恨得牙痒痒。
宣判声通过麦克风传出来，在体育馆里回荡：“判处熊紫平死刑，立即执行！判处熊北平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话音刚落，台下炸了锅，有人鼓掌，有人叫好，还有人当场嚎啕大哭——那哭声不是难过，是憋了好几年终于喘上这口气的宣泄。大会宣判实况通过电视和广播向全市播放，杭州城里家家户户都听到了这个消息。《人民日报》、《浙江日报》随后刊文，标题就六个字：“杀得对！判得好！”
这两个被杭州人叫作“二熊”的家伙，到底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他们的父亲又是谁？为什么一个高干子弟杀人案，能惊动中央、震动全国？
一、开国少将的两个“宝贝疙瘩”
要说“二熊”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得先从他们的父亲说起。
熊应堂，这个名字放在今天可能年轻人不太熟，但在那个年代，分量重得很。他是1955年授衔的开国少将，湖北红安人，1911年出生，1928年参加红军，1929年入团，1933年转党。这个穷苦人家出来的孩子，7岁给人放牛，9岁亲娘被族人卖掉，从小吃过的苦三天三夜讲不完。1930年参加红军后，从湘赣苏区打到长征，从抗日战场打到解放战争，皖南事变后带着残部在深山里打游击，一次次从死人堆里爬出来。解放后他当过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浙江省军区司令员，还担任过浙江省委书记（当时设第一书记），是名副其实的封疆大吏，在浙江政坛和军界都是响当当的人物。
可就是这样一条铁打的汉子，在家里却当了个“甩手掌柜”。1952年，一对双胞胎男婴出生，熊应堂给两个儿子起名熊北平、熊紫平。那会儿他正忙着浙江的部队建设和地方工作，一年到头在家待不了几天。两个儿子从小到大，真正管他们的只有母亲颜露。颜露出身不差，性子软，对这对双胞胎儿子那是捧在手里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要星星不给月亮，犯了错连句重话都没有。久而久之，兄弟俩脑子里就种下了一个念头：天塌下来，家里也能顶住。
上学的时候，熊北平、熊紫平就不把同学和老师放在眼里，惹到他们不高兴了非打即骂，没有一点尊师重道。老师和同学因为他们的家庭背景敢怒不敢言，这种不反抗的行为让他们变本加厉。每次熊夫人都替他们“擦屁股”，用丈夫的名义到处打招呼、托关系，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连学校领导都不敢管这两个“公子哥”。
二、从“将军府”到“熊窝”
中学毕业后，熊应堂把两个儿子送进了部队，希望军营的纪律能磨磨他们的性子。可他没想到，部队里的人谁不知道这两位是熊司令的公子？明知道他们偷奸耍滑、吊儿郎当，也都装聋作哑。两人在部队里不仅酗酒闹事、拉帮结派，还多次调戏女战士。更过分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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