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L 3921
一年前的今天，来自北京的8岁自闭症男孩王一凯在大理走失后遇难。
2025年8月13日下午5点，大理当地的资深驴友Fox带领的一支队伍，在王一凯走失点附近的清碧溪北侧的山涧中找到了他，已无生命体征。官方通报为“饮食、饮水严重不足的基础上，因环境低温导致低温性休克死亡。”
几天前的8月9日，王一凯跟随“明日之光”组织的独立营队伍进入大理苍山。队伍由7名儿童和4名老师组成，在途经被称为“菌子坡”的一片小径分叉的地段时，老师清点人数时，发现王一凯走失。
老师先自行寻找，直到下午才报警。按最后一次见到孩子的时间计算，正式报警距离失联已接近3小时。此后，公安、消防、森林消防、应急、山地救援队以及大量民间志愿者进入苍山搜索。数千人连续5天几乎踏遍了走失点周围所有的山地，但一无所获，直到Fox发现王一凯。
搜救结束后，王一凯父母踏上了漫长的维权路，先后经历了撤案、申请立案监督和重新立案。2026年7月14日，公安机关将翟某某、杨某、张某某等人涉嫌过失致人死亡案移送大理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截至8月13日，案件仍处于审查起诉阶段。
事件的另一个核心当事方“明日之光”，于2026年5月27日注销了“大理市湾桥镇破壁家政服务部（个体工商户）”，项目的核心人物“太傻天叔”，在云峰村的原址开起了“酿造研习社”。
2026年7月，王一凯生日前后，一凯爸妈再次回到大理，去了发现王一凯的地方，也去了他曾住过的房子和云峰村。一凯爸爸没有走进现在已经是“酿造研习社”的“明日之光”原址，妈妈说，“他一靠近便觉得浑身发软”。
回到北京后，一凯妈妈的心被今年8月贵州凯里发生的“文浩走失事件”牵动。相似的时间节点、年龄相近的孩子、相邻的云贵山区，一切都让她“强烈地想起自己的孩子”。
文浩爸爸和志愿者在往上扩散寻人信息时，她真诚地为文浩祈祷，希望尽快找到。三天后，当文浩被平安找到时，她连续说了几次“好羡慕”，然后说：“如果一凯当时也能这样被找到就好了。”
采访 | Zoey,Kido,Nicole
统筹 | 编辑 | Jarvis
图 | Susan,救援志愿者
版式 | Jasineo
“时隔一年，终于有勇气来到一凯离开的山涧”
2026年8月4日下午，距离贵州凯里4岁的自闭症男孩文浩走失已经快80个小时，紧张和失望的情绪在贵州当地的救援者心中蔓延。
一凯妈妈也在紧张的关注这个走失的男孩，当晚七点左右，她还在寻找文浩的报道后面跟帖，“平安归来”。
就在她发完这条评论后，贵州当地的搜救志愿者“小袁哥”通过热成像无人机发现文浩的消息，也开始在互联网传播，“人还活着”。
随后，当地媒体直播了文浩被救援下山并被送往医院的过程。知道文浩被平安找到后，一凯妈妈连续说了好几个“好羡慕啊！”然后心情很快陷入低落。
当晚，她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个帖子，“贵州凯里的自闭症男童找到了，找到的时候看起来状态还可以，真羡慕啊，如果一凯也那么幸运就好了，可惜一凯当时处在接连下雨环境恶劣的山涧中，一凯，好想你啊！”
接受大米和小米访问时，她提到了这个帖子下的一条留言，说“（文浩）是被一凯保佑了”，一凯妈妈表示，“我真的希望是这样。那天晚上心里异常难受，非常想念一凯。”
她表示，如果一凯当时也能像文浩一样被找到就好了。“一凯真的坚持了很长时间，如果我们能再早一点找到他，可能他还能生还。真的有太多遗憾。”
8月11日，一凯妈妈发布视频，说终于鼓起勇气去最后发现一凯的地方，视频末尾，一凯妈妈痛哭失声：“你当时在这是什么样的心情啊！”
一年过去，一凯妈妈一头青丝里多了很多白发，事件的处理和追责更是一波三折，但夫妇俩一直在努力为一凯的事情讨一个正式的说法，更是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能杜绝类似王一凯走失的悲剧。
2025年10月24日，大理市公安局将《撤销案件决定书》发送给一凯爸妈，撤销了此前事发后的刑事立案，案件进入民事诉讼和赔偿阶段，之后大理市市场监管部门对相关经营主体处以罚款并吊销营业执照。
几个月后，事情发生了反转。2026年4月，一凯爸妈向检察机关申请刑事立案监督并获受理。5月8日，代理律师徐秦表示，“今天到大理市公安局递交控告材料，办案人员耐心听取了初步意见，最后受理了新罪名的控告（重大责任事故罪），并表示七天之后给正式回复。”
7月14日，大理市公安局出具《移送审查起诉告知书》，证实“翟某某、杨某、张某某等人过失致人死亡一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已将该案移送大理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此时，距离王一凯被发现遇难，已经过去整整11个月。截止8月13日，案件仍处于审查起诉阶段。
“要生活，还要还债”
王一凯事件发生后，事件的第一个核心当事方“明日之光”，除了2025年8月26日曾通过红星新闻表示，团队“深陷自责”并会配合调查并积极处理后续赔偿外，几乎没有再对外发声。
上千名志愿者先后走上苍山去寻找王一凯的那5天4夜，“明日之光”团队的成员，也几乎一直在山上寻找王一凯。作为机构核心人物的“太傻天叔”，在搜救期间，也一直以自己的真名“翟胜峰”在搜救群里做信息核实和沟通等工作，更多的时候，他自己也在山上。
2026年7月下旬，在大理市公安局重新将王一凯事件刑事立案并移交检察院审查起诉后，大米和小米曾联系“天叔”，他表示自己压力很大，不想接受媒体采访，并以正要去公安局为由结束通话。
尽管还是和王一凯的事件撇不清关系，但“天叔”和他的团队，也开始了新的尝试。7月份一凯爸妈曾回到位于大理市湾桥镇云峰村的“破壁家政”所在地，发现一切好像跟一凯走失之前没什么两样。
“还是原来的房子、原来的场地，还有很多原来的设施，甚至还有一些原来的老师。我认出了他们，他们没有认出我。还有一凯以前的主带老师，是室内课的主带老师，不是室外课的。现在那里是一家酿酒坊，做酿酒体验。”
天叔及其团队，确实在原址开启了新的“酿造手作体验”。也有过去参加过他们项目的家长再次询问，得到的回复是过去的事情“不想多提”，现在做的事情“跟之前的不相干”，就算王一凯事件对自己和团队有影响，但“要生活，还要还债。”
在此之前，天叔也曾在朋友圈袒露自己的心迹，自认为“这一年，比西西弗斯还难”。
把时间拉回一年前，天叔和他的“明日之光”，是另外一副样子。
一位曾去参观的家长表示，“我看机构负责人的公众号文章很多年了，对他的理念是认同的。”（也就是王一凯参加的“破壁计划”课程的理论，为“太傻天叔”自己总结的一套理论）这位家长还表示“负责人也有善心，没有利用我的焦虑挽留我。”
另一位家长则表示，经其他家长推荐认识天叔，2025年实地参观过明日之光，因价格较高没有报名，后来选择了其他类似项目，“那里的老师不全是（退伍）军人，也有特教老师，有从其他行业转行的。”
王一凯事件发生后，今年大理类似的独立营开展变得更有挑战性，“明日之光”的经营主体“大理市湾桥镇破壁家政服务部（个体工商户）”，直接在今年5月27日完成了工商注销。但相关的课程和活动其实并没有消失，很多家长也依然认为这种方式对于孩子是“有用的”。
比如上面提到这位家长，2026年暑假还是为孩子选择了大理另一家以简单文化学习和户外徒步、爬山为主要内容的学堂，费用约为每月6000元；上一年参加的另一家约为每月7000元。
她的看法是“孩子参加类似项目以后，体能和生活独立性有所增强”。对于天叔的项目，她也知道“明日之光”缺少相应资质，但没有因此否定类似的户外独立营，她倾向于把王一凯事件理解为具体老师看护失误。
而目前代理此案的徐秦律师则认为，这个案件真正需要讨论的，从来不是"进山会不会死人"，而是当一个已经明确具有高走失风险的特殊儿童，在山地失联之后，照护者是否尽到了他们应当履行的全部义务。
“他们收费提供照护服务，就意味着承担了更高的安全责任。你不能按照特殊儿童高照护标准的价格收费，在出事以后又说是特殊儿童无法尽到义务”。
对于曾经“靠山吃山”的本地居民来说，更直接的后果是，王一凯事件后，苍山未开放区域和非必要进山通道的管理进一步收紧，包括路口值守、封堵部分通道、跨部门巡查和增加监控点位。
许多过去开展的如火如荼的活动，要么不能开展，要么得到更远的地方。去年全程参加搜救的理经营亲子自然活动的从业者“杨哥”，就只能往洱源甚至更远的地方去开展活动。
这也是参与救援的户外人最大的痛，有驴友表示，“那座山是我们心中的一座圣山，我们去徒步、完成自我救赎、寻找力量，都可以进入山里。”但现在这一切都不可能了，“恰恰是在我们付出最大努力、救助一个并不认识的孩子之后，出现了这样的结果。”
“更多还是一种失望”
王一凯事件发生后，能够迅速引起全国网友的关注，志愿者们的接力和传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很多人在这场陌生人义无反顾上山寻找一个不认识的孩子的事件中，受到真实的鼓舞，也有不少人在最后的失败面前，受到真实的伤害。
袁小兵就是其中一员，作为旅居大理的资深媒体人和资深户外领队，在王一凯走失的当天，他带着自己跟王一凯年龄相仿的孩子，在清碧溪废弃的茶场附近游玩，也第一时间在“菌子客”那知道了王一凯走失的消息。
那只是之后一系列事后复盘起来很多巧合的开始。当天他把儿子送回家后，赶往了设在山脚护林站的临时指挥部，沟通情况后就和朋友上了山，并在之后的几天里，一次次和正确的方向擦肩而过。
原因很多，有地形的，有天气的，有信息混乱的，也有信号不通畅的。在苍山莽莽的丛林里，志愿者们的搜救变成了在一片区域的轮番搜山和重复劳动。
8月10日，袁小兵发现核心现场几乎是一个迷宫，大人都很容易迷路；11日，他和同伴判断了正确的方向并下降到了山涧，结果发现有一队“衣着鲜艳的专业救援队”也在这个山涧往下搜寻，出于对专业的信任，他们放弃了继续在同一区域的搜寻——实际上这里距离王一凯最后被发现的位置，只有200多米。
8月12日，天气变差和遍寻未果，使得搜救志愿者们的心情也愈发低落，互联网上开始出现“灵媒”等声称可以预测搜寻方位的信息，巧合的是，其中一个“灵媒”说的地方，和最后发现王一凯的位置，有多个关键词重合：“附近有破败的旧屋，孩子处在山坡石壁与倒木夹角的隐蔽处”……
这些真假参半的“预言”，让在山里的志愿者们，在希望和失望之间反复坐过山车：“四天过去了一无所获，如果灵媒所言最终被证实孩子真的在那，我会无法接受自己没有尽到最大努力。”
8月13日，前一天才回到大理后参加救援的资深驴友Fox，在了解情况后，认为应“模拟失踪者往下不往上、爱往溪谷水边走的心理惯性”，把搜救区域集中在袁小兵和那支专业救援队进入过的清碧溪支流山涧，并最终在下游发现了王一凯的遗体。
这个结果深深刺痛袁小兵，几个月后，他写出了数万字的长文复盘，题为《小径分叉的苍山》。并在博尔赫斯的词句里，读出了箴言般的体验：“我给你关于你生命的诠释，关于你自己的理论，你的真实而惊人的存在。”
有这样体验的不仅仅是袁小兵，很多志愿者都选择了用文字来表达自己的难过。袁小兵也引用过一位志愿者小越的留言：你的出现让我们那么多陌生人走到一起，做了一件无比难忘的事，在心里刻下了一个深深的印记。你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珍贵礼物。
一年过去，这些曾经炽热的感情，慢慢地冷了下来。
尤其是在类似的时间节点发生的贵州凯里4岁自闭症儿童文浩走失的事件，更是让很多志愿者心有余悸：类似的季节，类似的全城找人，类似的基于热情和善意自发找人，类似的没有调度和信息甄别。
不同的是，凯里城区后面的山没有深沟大壑，文浩也没有走去有水沟、水塘和水窖的地方，相对开阔的环境，也让热成像无人机等搜救设备真实的派上了用场。
也正是因为如此，每一次有自闭症儿童走失，我们看到的都是类似的情景：人们出于本能的善意，自发的参与到救援，没有组织，没有调度，没有信息收集、核实和实时发布更新，最后要么靠专业力量找到，要么靠有经验的个人发挥了自己的作用。
这也是袁小兵觉得痛心的地方：在王一凯事件中，人们呼啸而来，又呼啸而去，倾注了巨大的感情和热忱，期望得到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但最后等来了一个悲剧的结果。
然后人们散了场，没有人关心我们是不是有机会更好的组织的人力，用更科学的判断、更专业的调度、更无私的协同，让事情尽可能往好的结果发展。
这也是一凯妈妈最意难平的地方，看到文浩被找到，替他爸妈高兴的同时，自己不禁悲从中来：“如果一凯当时也能这样被找到就好了。”
袁小兵认为，这其实是“强烈的、中国式家长的汹涌情感在推波助澜，而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一些理想图景。”
而理想的情景，是人们能够自发组织，形成有效的信息沟通和调度中枢；后方人员通过对讲机的及时通话，能够对救援力量进行有效统筹；参与者在一次事件中放弃彼此原来的身份，真正成为一名“志愿者”。
“善意不能替代专业，经验不能替代制度”
也有人试图在制度上把王一凯的悲剧，变成一个在制度上能够预防的事情。
2026年5月8日，代理此案的律师徐秦和李广路两位律师，也实地走访了王一凯事件的现场，徐秦当天在社交媒体表示，“走访完现场，心情异常沉重，沉默了好一会。”
当天，徐秦把控告材料提交给了大理市公安局，希望能够借推动此案的刑事立案，“推动孤独症患者群体的权利得到进一步保障，无论从规范立法的层面，还是在社会关注的层面。若真能推动对约1400万特殊群体的权利保障，也算是让这个孩子以另一种方式活着。”
在接受大米和小米访问时，徐秦表示，防范类似王一凯的事件发生，需要在开展这类活动的制度框架上进行更合理的设计。他建议，一个完整的制度框架，应该包括“两个准入关口＋一条证据链”：
第一，机构准入关口。凡长期收费、在监护人离场情况下接收特殊儿童的机构，应进入统一公开名录，并具备与实际服务相匹配的人员条件、从业背景审查、急救培训、责任保险、投诉和事故管理制度。医疗、教育、照护和户外活动分别触发相应附加条件。
第二，高风险活动准入关口。山地、水域、住宿、远距离等活动，应逐次完成路线合法性核验、风险评估、儿童个体支持方案、人员实名绑定、家长专项告知、通信定位设备检查、天气与备用路线确认以及应急救援方案。
第三，全流程证据链。活动方案、人员名单、点名交接、路线轨迹、照片视频、定位通信和事故处置记录应依法保存；发生重大事故后立即封存，监管部门能够及时调取，家长能够依法申请查阅。
徐秦也提醒，责任保险可以提高赔偿能力，却不能替代安全义务；活动报备也不能变成盖章形式，必须与抽查、数据留痕和责任追究相连接。
徐秦认为，王一凯案最终如何处理，应由证据和法律决定；但案件已经提醒社会，善意不能替代专业，经验不能替代制度，家长的托付更不能成为没有监管的冒险。
他同时也表示，“我不赞成因为一起悲剧，就否定特殊儿童走进自然、参加运动和融入社会的机会。户外活动对一些孤独症儿童具有真实价值。正因为他们可能难以准确表达害怕、判断危险，或者在走失后主动求助，社会才更需要建立细致、可靠而可执行的保护规则。”
相比徐秦希望以个案推动制度完善，一凯妈妈的希望更朴实：她只希望案件得到公平、依法的处理，也希望特殊儿童服务机构有更明确的准入和管理规范。
她并不要求所有孩子都不能走进自然；她真正追问的是，机构既然收取费用、接过家长的托付，就不能在事故发生后又把孩子的支持需要解释为无法避免的风险。
她还希望更多人通过一凯了解自闭症儿童和他们的家庭。对她而言，追责与行业改变并不是两件事：只有下一名孩子得到更可见、更可核查的保护，一凯的离开才不只是一个家庭的失去。
在8月11日发布的视频中，一凯妈妈终于回到了发现王一凯的现场，带了他喜欢的奥利奥和可乐。
她们一行人费了很大的劲才抵达清碧溪支流发现王一凯遗体的山涧，当时志愿者们踩出的小路，早已被杂草淹没。“我的孩子，当时只有他一个人，他是如何穿密林，过断崖，来到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方？”
尽管很难控制情绪，在这条视频里，她还是没有忘记感谢当时参与搜救的志愿者。在接受大米和小米访问时，她也再次感谢了网友：“非常感谢大家都没有遗忘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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