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杂志：美国为何乐于发动战争？|中俄条约|伊朗|华盛顿|外交|总统|战争|美国

图为唐纳德・特朗普在美国安德鲁斯空军基地。

美军虽取得战术层面战果，华盛顿却未实现任何具备实质意义的战略胜利；从多个维度来看，如今伊朗的综合实力甚至强于今年 2 月战前。即便如此，特朗普仍拒绝做出外交妥协。和他的政敌巴拉克・奥巴马一样，特朗普曾向民众承诺，带领美国从中东毫无意义的 “无限战争” 泥潭抽身，最终却无力兑现诺言。

美国再度卷入中东冲突一事极具讽刺性：过去二十年间，美国民众与大批政界人士早已形成共识 —— 这类战争本身就是巨大错误。但根深蒂固的制度逻辑与利益驱动，仍一次次把美国拖入本可避免的战争泥潭。

首先，美国总统发动军事行动的门槛极低。自 1991 年起，历任总统早已习惯动用武力，只为维护哪怕微不足道的利益。针对偏远小国、非国家武装势力动武，短期成本与风险看上去微乎其微：绝大多数美国人照常生活，甚至察觉不到本国正处于战争状态；而国会也大幅放弃了宪法赋予的监督制衡权力。

但从冲突中抽身，远比开战难得多。华盛顿早已形成思维定式，即便是小规模战事，也要设立最大化的作战目标。美国政客不愿在承诺的目标达成前终止军事介入，尤其当战争代价模糊分散时，总统不愿背负 “软弱妥协” 的政治骂名。

这类军事干预的代价绝非微不足道，只是被刻意掩盖。连年战事推高联邦国债、透支美军战力，还产生巨大机会成本 —— 本应用于国防升级、国内民生建设的资源被持续分流。仅靠主观意愿无法改变美国好战的惯性；若美国外交精英想要打破恶性循环，就必须设计制度，抬高动武门槛、削弱武力手段的吸引力。

报告重点强调西半球与印太地区的战略价值，并给出结论：“所幸，中东长期垄断美国长期规划与日常外交重心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

特朗普第二个任期的头一年，大体遵循这套战略思路。白宫虽仍在海外动用武力，比如打击伊朗核设施、清剿加勒比海涉嫌贩毒的船只；但同时积极推动欧亚盟友分担区域防务压力，促成加沙、乌克兰和平谈判。

今年 6 月美以联手进攻伊朗，即所谓 “十二日战争”，至少目标明确、作战周期短暂。同年 1 月，美军特种部队抓捕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也并非意图彻底颠覆政权，白宫反而与马杜罗副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达成权力过渡协议。

委内瑞拉行动与 “十二日战争” 的阶段性战果，壮大了共和党新保守派势力，也为后续军事干预铺平舆论道路。委内瑞拉行动结束仅一个月，美军就发起 “史诗之怒” 行动，全面打击伊朗军事基础设施，击毙伊朗高层；行动初期，政府公开宣称目标是推翻德黑兰政权。

半年过后，伊朗军事力量遭受重创，但美国消耗了绝大多数高精度弹药库存，中东多处海外基地严重损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权稳固，同时扩大了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威慑能力。

特朗普政府背弃自身国家安全战略，一部分根源在于共和党内部深刻分裂。秉持 “美国优先” 的年轻保守派对政权更迭战争持怀疑态度，反对为偏袒以色列牺牲其他盟友利益；但延续小布什时代 “全球输出民主” 理念的传统派依旧手握实权。对伊战争被视作鹰派（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已故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在政府内部战胜克制派（副总统万斯）的标志。

但不能将对伊战争完全归咎于个别政客，更广泛的结构性因素持续推动美国介入边缘冲突：

第一，总统动武权限几乎不受约束。美国宪法规定宣战权归属国会，但二战后国会从未正式宣战 —— 一方面后续冲突规模更小，另一方面议员不愿为不受欢迎的战争承担投票风险。

自 2002 年起，国会再未通过任何《使用军事力量授权法案》。美国维持规模庞大的常备军、全球基地网络，短时间内即可部署作战力量；总统作为三军统帅，可自主决定何时、何地动武，几乎没有实质约束，开战变得轻而易举。

美国媒体与盟友体系进一步降低动武阻力：电视评论员、主流报纸普遍持强硬立场，福克斯、CNN、《华尔街日报》常大肆渲染冲突画面，抨击撤军决策。地区盟友也乐于怂恿美国介入本国争端，并依靠政治人脉游说华盛顿。

美国往往在当事国周边设有军事基地，进一步加剧这一局面。今年 3 月卢比奥就声称：以色列即将发起打击，会让驻中东美军面临报复风险，因此美国必须协同以色列一同开战。

历史冲突固化的错误认知加剧了恶性循环：美国政客普遍认为，过去战事失败，根源不是开战决策错误、目标不切实际，而是战术不当、资源投入不足。2010 年代中期，共和党将 “伊斯兰国” 崛起归咎于奥巴马从伊拉克撤军，而非 2003 年入侵伊拉克本身。

此次对伊冲突初期，万斯向媒体表示，自己本就对海外军事冒险持怀疑态度，但相信特朗普能 “办好这件事”，因为他 “比往届总统更聪明”。

2022 年俄罗斯发起特别军事行动后，美国对乌援助争议就是典型案例：华盛顿外交圈多数人声称，美西方军援虽帮助乌克兰顶住首轮攻势、形成战场僵持，但谈判解决冲突毫无可能。（事实上，美方治理失能、专业人才短缺才是和平进程停滞的核心原因。）

策划 “史诗之怒” 行动时，白宫就陷入非黑即白的极端思维。原本美国依靠经济施压与武力威慑，有机会和伊朗就核限制达成实质性谈判。开战前夕，德黑兰主动提议停止铀浓缩、外运现有高浓铀、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但美国政府拒绝折中方案，执意冒险追求彻底胜利。

驱动总统反复挑起不必要战争最核心的结构性因素，是美国民众与战争代价彻底割裂。截至目前，伊朗报复打击主要波及海湾国家；美国实行志愿兵役制，战争直接代价仅由一小部分固定群体承担，现役军人多为退伍军人亲属，无法代表全体国民。

技术进步让远程战争所需兵力大幅减少。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美军阵亡约 7000 人，对比朝鲜、越南战争伤亡微乎其微。军人及其家属固然承受恐惧煎熬，但对绝大多数普通美国人而言，漫长对伊战争唯一直观代价，只是能源市场动荡引发的缓慢通胀。

这些代价真实存在：市场预测 2026 年美国 GDP 增速将低于 2025 年预期，日常消费品物价走高，生活成本上涨也是特朗普急于促成停战的核心动因。极具讽刺的是，美国主动进攻拥有 9300 万人口的伊朗、刺杀高层、轰炸军民基础设施、切断全球关键能源航道，普通民众最直观的损失仅为通胀上涨 2 个百分点（5 月通胀峰值 4.8%，现已回落至 3.5%）。

民众与战争隔绝、代价模糊分散，直接削弱国内反战力量。《华盛顿邮报》与益普索 7 月民调显示，如今美国民众对伊战争的反感程度，堪比越南战争打到第六年时的民意，但短期内几乎不会爆发大规模街头抗议。

战争代价的隐蔽性，容易让人误以为 “史诗之怒” 这类仓促开战的行动无伤大雅。毕竟过去二十年中东战争给普通美国人带来的损失看似有限：阿富汗、伊拉克美军伤亡远少于此前战争，越南阵亡人数是两场战争总和的 7 倍以上；经济成本被转化为国债，转嫁后代承担。

但这种判断存在致命误区。美国历次中东战争（包括当下这场）带来长期战略损耗，严重损害全球影响力、削弱与其他大国竞争的能力。历史规律证明：大国过度深陷局部冲突，终将无力守护自身核心战略利益。

最直观的危机是弹药库存严重告急。即便美国宣布扩产，五角大楼也无法快速补齐缺口，形成两难困境：一枚拦截弹用于中东基地防御，就无法调配至其他战区。

有效威慑需要充足军事储备与战略信誉。若东亚、波罗的海美军弹药短缺，美国便无力遏制相关国家、俄罗斯等大国。

中东战事带来的隐性机会成本更为致命：部署中东的兵力无法调往其他区域；投入战争的军费不能用于前沿技术研发；海湾基地重建开销挤占印太基建升级预算。政权更迭战争需要完全不同的兵力结构 —— 相比海军，会消耗海量陆军资源。

倘若美国核心战略目标是守护西半球、遏制相关国家南海行动，持续投入政权更迭战争会彻底打乱五角大楼兵力重构、多场景预案规划。

单纯增加国防预算无法抵消这类机会成本。即便特朗普政府提出的 1.5 万亿军费预算在国会通过，军费占 GDP 近 5%，创下数十年新高，也会分流民生领域投资，长期拖累创新与经济增长。

军事凯恩斯主义理论上看似可行，实际很难拉动经济：每投入一美元军费创造的就业岗位，少于其他政府开支；对全社会创新的带动效应也远不及民用产业。

美国长期标榜自己是全球规则自由秩序的维护者，这套说辞本就夸大其词；但数十年来美军确实承担全球航运、能源流通安全保障角色。此次对伊冲突中，美国主动扰乱国际能源市场，彻底戳破自身 “全球公共利益公正仲裁者” 的伪装。

民调显示，全球仅约三分之一民众认可美国对世界和平稳定有突出贡献。这场战争消耗了美国大量外交资本，全球干预能力大幅缩水，乌克兰等地区和平推进工作几乎全面停滞。

所有代价都具备滞后、分散的特征。但持续发动战争的选择，可能在二十年后让美国军队战力下滑、全球影响力萎缩、经济实力衰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