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员工入职三甲医院仅6天，被发现在医院内死亡。事发至今超过两周，遗体仍存放于殡仪馆，未能下葬。家属称警方已排除他杀，但因家属拒绝尸检，工伤认定程序陷入僵局。院方表示正按流程办理，人社局要求明确死因。
孙某某急诊抢救病历
7月24日，孙某某正式入职临汾市中心医院麻醉一科。7月29日18时27分，她完成手术后消失在监控画面中。次日10时03分，保洁人员在医生专用楼道处发现其倒地。急诊抢救病历显示，患者意识丧失、呼吸心跳骤停，口腔黏膜发紫，牙关紧闭，经心肺复苏、气管插管等抢救措施无效死亡。
孙某某分配的科室为麻醉一科
家属称，7月27日、28日孙某某还与家人正常聊天，无异常表现。7月29日晚间未联系，家人并未及时察觉异常，直至医院来电才知晓噩耗。“我们赶到的时候抢救已经结束了。”孙父在电话中对记者说，“人应该是凌晨左右就死亡了”。孙父透露，警方已将排除他杀的结果告知家属，但未明确具体死因。关于工伤认定，院方称已向人社局提交相关材料，但人社局需要明确死亡原因。家属因希望保持遗体完整，拒绝尸检。
律师指出，尸检并非工伤认定的法定强制项，但拒绝尸检可能因死因无法明确而被认定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从而无法通过工伤认定。家属可尝试通过调取监控、封存抢救记录、申请非侵入式体表检验等方式补充证据，但认定风险依然较高。
家属的诉求很明确：希望能够认定工亡，拿到相应抚恤。但出于传统观念，无法接受解剖遗体，坚决拒绝尸检。
这就形成了本案最核心的矛盾。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才可视同工伤。自杀、自残情形不在工亡认定范畴之内。
警方只排除了刑事案件，却无法区分死亡究竟是突发疾病猝死、意外摔倒，还是其他个人原因。
法律层面，尸检并不是工伤认定的强制程序，家属拥有拒绝的权利。但不可回避的现实是：尸检是查清死亡原因最核心、最有力的证据。没有尸检报告，就没有权威结论支撑“岗位突发疾病死亡”这一关键事实。
人社局想要作出工亡认定，需要完整证据链；如果死因无法查明，按照行政认定的规则，很大概率会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作出不予认定工亡的结果。
医院方面已经向人社部门提交了工伤认定申请，但工伤认定的决定权归属于人社部门。家属并非完全没有备选路径：调取全量监控录像、封存完整抢救病历、搜集逝者生前身体状况、既往病史等旁证。但这些材料的证明力度远不及尸检，以此去争取工亡，失败风险极高。如若认定结果不如预期，后续只能走上周期漫长的行政诉讼。
一头是中国人入土为安的朴素情感，不愿逝者再受解剖；另一头是冰冷的行政认定规则，缺少关键证据就难以达成诉求。亲情与法规拉扯之下，悲剧持续发酵。
消息传出，很多临床同行倍感心痛。
麻醉科本身就是医院高压科室，急诊连台手术、夜班、高强度精神紧绷是工作常态。近年来，年轻医务从业者猝死的新闻屡见报端。每一次悲剧，都在提醒整个行业关注医护群体的身心负荷。
但这起事件又和普通医护猝死悲剧不一样。它抛出一个行业很少直面的现实命题：当医护人员在院内死亡，家属想要工亡抚恤，却抵触尸检，现实的出路到底在哪里？
我们尊重家属不愿解剖遗体的情感，这是人之常情。但也必须客观看清法律现实：情感诉求，不能替代法定证据。
现实里，大量类似的死亡纠纷都卡在这道关口。家属承受丧亲之痛，同时还要面对工伤认定的博弈；医院夹在中间，同样处境为难。
逝者已逝，我们盼望能有一个兼顾情理与法理的结果，也希望这起案例，能够给整个行业带来思考：既要守护医护的职业权益，也要正视现实中情理与法条之间的鸿沟。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综合自红星新闻、大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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