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长沙市碧湘街小学的教师梅嘉陵，针对当时在学生中流行的“读书无用论”现象，创作了一台名为《新教师》的话剧。该剧讴歌了一位青年女教师俞英循循善诱、因势利导地教育顽皮落后的学生，引导他们认真学好科学文化知识的事迹。这台剧后经长沙市戏剧工作室的专业作者柳仲甫加工提高，更名为《园丁之歌》，并由长沙市湘剧团演出。这部戏演得很成功，一下子冲破了当时以“样板戏”为主的沉闷舞台局面。
1973年，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和北京电影制片厂联合把《园丁之歌》拍成了彩色舞台艺术片，俞英由湘剧名角左大玢饰演。但令左大玢没想到的是，这部仅30分钟的小戏电影，竟闯下了大祸！
按照当时的规定，《园丁之歌》拍完后要送到国务院文化组进行审查，而当时中央的宣传舆论大权都被“四人帮”把持。7月28日，江青在审查《园丁之歌》时，故意找茬说：“《园丁之歌》这个片名不对，教师怎么可以叫园丁呢？园丁应该是指党的领导才对嘛！《园丁之歌》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是大毒草！”
当江青看到电影里俞英唱“没有文化怎能把革命重担来承当”时，她又胡搅蛮缠地说：“这一句唱词完全是诽谤污蔑劳动人民群众，是对‘运动’的反攻倒算！左大玢演得像个少奶奶！”
江青之所以猛批《园丁之歌》，是因为在1973年夏天，毛远新在辽宁树立起了“白卷英雄”张铁生这个典型，江青一伙正拿张铁生猛轰周恩来主持的恢复教学秩序的举措，《园丁之歌》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堂堂正正地唱“没有文化不行”，这等于当众拆江青的台。
1974年6月14日，江青公开表示：“《园丁之歌》的电影应上演，上演的同时发表批判文章。”7月19日，国务院文化组给北京、天津、上海、湖南的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批判《园丁之歌》的通知，并抄送全国各省、市、自治区。8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长文《为哪条教育路线唱赞歌》，公开批判《园丁之歌》，此后各大报刊发表了近百篇批判《园丁之歌》的文章。
“四人帮”还在北京展览馆圆形剧场里召开5000人参加的“批园大会”，强迫左大玢进行所谓“现身说法”的“自我批判”，“四人帮”称为了达到批判的效果，要求左大玢必须说普通话。左大玢认为：老师诱导学生重视文化学习，究竟有什么错，犯了什么法？她以不会讲普通话为由，对此进行了抵制。
1974年10月13日凌晨，毛泽东乘专列从武汉来到长沙，并在长沙驻留了一段时间。11月的一天，毛泽东说想看些电影，湖南省委接待处列了一份片单呈了上去，毛泽东在片单上亲手圈定了《园丁之歌》。
湖南省委把《园丁之歌》列入节目表中，是有所考虑的。由于“四人帮”步步紧逼，批判《园丁之歌》的恶浪来势凶猛，给湖南省委施加了越来越大的压力。因此湖南省委想请毛泽东审看一下《园丁之歌》，听听他的反应如何，有什么指示没有。
毛泽东看完《园丁之歌》后，情不自禁地热烈鼓掌，连连点头称好。毛泽东身边的一位女服务员连忙告诉他《园丁之歌》正受到大批判，毛泽东听后吃惊地问道：“遭受批判？为什么要批判？《园丁之歌》犯了什么错误？”
服务员摇摇头回答说：“我也不知道《园丁之歌》犯了什么错误，为什么要批判，反正报纸上说《园丁之歌》是大毒草！”
毛泽东沉思了一下，用充满肯定的语气说：“不管别人是怎么看的，反正我认为《园丁之歌》不是什么坏戏，而是一出好戏！”
时任湖南省委第二书记的张平化马上将毛泽东对《园丁之歌》的评价，报告给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邓小平对此极为关注，很快通过各种渠道将毛泽东的谈话传到全国。
1975年8月，国务院副总理王震来到湖南，他在一次会议上竖起大拇指说：“《园丁之歌》是好戏。”他还一针见血地批驳江青的谬论：“园丁有什么不好？邵阳有一个园丁，辛勤培育果树就是好。批判《园丁之歌》，是文化部几个臭味搞的！”
江青一伙这时慌了手脚，他们一方面极力封锁毛泽东的谈话；另一方面继续唆使抛出批《园丁之歌》的文章。1976年3月2日，江青擅自召集12省主要负责同志开会，气急败坏地斥责张平化为《园丁之歌》翻案，公然说毛泽东对《园丁之歌》的评价是“造谣”。
直到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之后，《园丁之歌》才获得彻底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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