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刘栓子，在周家坳活了六十五年。

我们村在半山腰上，几十户人家，土墙灰瓦，石磨水井，跟方圆几十里那些个村子没什么两样。可我们村有个跟别处都不一样的人，他叫郑文远，是个老知青。打从我有记忆起，他就住在村东头那间破窑洞里。后来不兴叫知青了，村里人还是这么叫他，郑知青，郑老师，一叫就是几十年。

关于郑老师的事，我零零碎碎听大人们念叨过。他原是上海人，六八年下的乡，背着个黄书包，戴了副断了一条腿用胶布缠着的近视镜，来的时候刚满二十。跟他同批来的有七八个知青，分到我们村的就他一个。那时候村里的条件比现在差远了，吃糠咽菜，点煤油灯，连条像样的路都没有。那些个知青来了以后，有的受不了苦，熬上一两年就托关系走了，有的熬了三五年也陆续回了城。唯独郑文远，来的时候是一个人，后来还是一个人，再没提过回城的事。

要说他为啥不回城，村里传过好几种说法。有人说他成分不好，家里受了牵连，回去也没活路。有人说他跟村里一个姑娘好上了，那姑娘后来得病死了，他就把魂儿丢在了这儿。还有人说，他单纯就是喜欢这地方，住惯了，不想折腾了。这些说法，我小时候听，长大了也听，可郑老师自己从来不多说。他像村东头那棵老槐树，风里雨里站着，把根越扎越深，深到你再想拔，已经拔不动了。

我记忆里的郑老师，总是那身灰蓝色的旧中山装，冬天加一件军绿色棉袄，袖口磨得发亮，领子洗得发白。他个儿不高，精瘦精瘦的，背有点驼，走路的时候习惯背着手，步子迈得很慢，像在丈量什么。他鼻梁上那副眼镜，从我认识他起就是破的，用胶布缠了一道又一道，跟他的衣裳一样，旧得不成样子，可他从来不换。

郑老师在村里教了半辈子书。村小办起来以后，缺老师，他就去了。一个知青，上海口音，教我们这些山里娃认字、算术、画画。他念课文的时候，总爱把普通话念得字正腔圆，嘴角带着点城里人的腔调，我们那时候小，背后偷偷学他说话，笑得前仰后合。可正经学东西的时候，谁都不敢笑。他打人手板，也罚站，可从不下狠手。有回我因为逃课去河滩摸鱼，被他抓回来，在教室门口站了一节课，下课以后，他把我叫到跟前，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半黑的巧克力，说吃吧，吃了以后好好念书。我站在那儿，把巧克力嚼得满嘴都是苦味，心里头却热烘烘的。

我们那一批孩子，但凡认识几个字的，都是郑老师教的。他教语文、数学、音乐，还会拉二胡。每年“六一”，他带着学生们在打谷场上开联欢会，二胡一响，全场安静。他拉《二泉映月》，也拉《让我们荡起双桨》，两种曲调从他手里出来，都带着一股子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我娘说，郑老师拉二胡的时候，眼睛里总像有泪，可仔细一看，又是干的。

日子就这么不紧不慢地过着。我长大了，也成家了，郑老师却越来越老。他早年间住在村集体那间土窑里，后来那窑洞塌了一角，没法住了，他就搬到了村里废弃的饲养室。那屋子又低又潮，夏天漏雨，冬天透风，墙上糊的报纸黄得发脆，一碰就碎。村干部给他送过几次被褥和粮食，他每次都要推辞，说不用，够用。最后都是村干部硬塞下才作罢。

郑老师的日子过得极省。他吃素，很少吃肉，自己在地头开了片荒，种了些白菜萝卜。他养了只花猫，那猫跟他一样瘦，整天跟在他脚边，他去哪儿它跟哪儿。村里谁家有个红白喜事，他不随礼，也不去坐席，只在门口站一站，说两句吉利话就走。大家知道他脾气，也不强求。

后来我当了村主任，心里头惦记着郑老师的事。他那住处实在不像样子了，万一生个病，连个照应的人都没有。我跟村支书老韩商量，说咱们给郑老师盖三间瓦房吧。老韩抽着烟，半晌没说话，最后把烟头一踩，说盖就盖，这钱村里出，不够我们想办法凑。乡亲们听说要给郑老师盖房，也都愿意出力。有的人家捐了椽子，有的人家出了门窗，青壮劳力轮流来帮工。那一个月里，村东头叮叮当当的，比过年还热闹。

郑老师起初死活不同意。他站在工地上，一个劲地摆手，说我一个孤老头子，住哪儿都一样，别花这冤枉钱。我把他扶到旁边坐下，说郑老师，您教了村里两代人，这房子不是给您的，是给咱村的面子。您要是再推，就是打我们全村人的脸。他听我这么说，不吭声了，坐在那块石头上，嘴唇动了动，最后叹了口气，说那就盖小一点，别铺张。

三间瓦房盖好的那天，天气很好。青砖灰瓦，红漆木门，窗户宽敞明亮。郑老师站在房子前头，仰头看了好半天。他大概是想看清楚些，可那副破眼镜已经花得跟磨砂玻璃似的。我找人给他配了副新眼镜，他戴上以后，又到处看，把屋里屋外每个角落都看了一遍。看到最后，他说了句：“比我家在上海的阁楼都好。”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轻轻的，像在跟什么很久远的东西说话。

搬进新瓦房的那天晚上，郑老师破天荒地没有早睡。他坐在门槛上，抱着他那把旧二胡，吱吱呀呀地拉了起来。月光从屋檐上泻下来，把他整个人泡成了一团灰白色的影子。围过来的邻居们谁也没说话，就那么安安静静地听着。那晚他拉的是《二泉映月》，调子又低又缓，像从地底下渗出来的水，一漾一漾地漫过每个人的脚脖子。我媳妇站在我旁边，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泪流满面。我拍拍她的肩，自己也别过了脸去。

后来我出去打了几年工，回来的时候，郑老师更老了。他的背驼得更厉害了，走路要拄一根竹竿。可他还是每天起得很早，在院子里活动活动筋骨，然后坐在门口那块石头上晒太阳。那只老花猫死了以后，他又养了只小土狗，黄白相间，跟在他身边寸步不离。我给那狗起了个名，叫“小黄”。郑老师听了，咧嘴笑，说你这名字起得，跟你人一样实在。

前年冬天，郑老师病了一场，发烧咳嗽，好些天吃不下东西。我跟几个村干部轮流去照看，给他熬药送饭。我劝他去县医院住几天，他摆摆手，说老毛病了，吃点药就好。可他嘴上这么说，人却一天比一天没精神。有一天晚上，我给他送小米粥过去，他靠在床头，忽然拉住我的手，说栓子，你说我这辈子，算不算白活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看着我，那双浑浊的眼睛里，竟有了一丝清明。他说他刚来周家坳那年，天天夜里躲在被子里哭，想家，想上海，想弄堂口那家生煎的味道。后来不哭了，因为哭也没用。再后来，他真的不想了。他在这儿教了一辈子书，送走了不知道多少学生。他说他有时候做梦，梦见自己走在上海的外滩上，江风吹得人很舒服，可醒来一看，还是这间土坯房。他说他这辈子就这么交代在这儿了，说不上后悔，也说不上不后悔，就是习惯了。

我握着他的手，那手又干又凉，轻得没一点分量。我说郑老师，您没白活。咱村这一辈人，哪个不是您教出来的。他说那就好。然后他闭上眼睛，不再说话了。

那个冬天，郑老师没有熬过去。他走的那天，外面下着小雪，细碎碎的，像撒盐。我推门进去的时候，他安安静静地躺在床上，眼睛闭着，像睡着了一样。那只小黄狗趴在他床脚，呜呜地叫。我站在门口，脑子空白了好一阵，然后走到床边，轻轻给他掖了掖被角。他的身体已经凉了，可脸上很安详。

村里为郑老师办了一场很简单的葬礼。村民们自发地来了，黑压压地挤满了半个打谷场。花圈摆了一长排，上面写着“郑文远老师千古”。没有哀乐，没有繁文缛节，大家只是安安静静地站着，送他最后一程。我站在最前头，看着那个冷冰冰的灵牌，想起了他教我认的第一个字。那是用粉笔写在黑板上的“山”字。他说，山，就是家乡。

郑老师下葬在村后的山坡上，坟头朝着东南方向。那是老韩选的址，说郑老师想家，让他能望着上海的方向。下葬那天，小黄狗跟着队伍一路跑上山，到了坟前，它蹲下来，怎么也不肯走。后来我们就把它留在了那儿，第二天去看，它还蹲着，眼睛湿漉漉的。

去年，村里整理郑老师的遗物。那三间瓦房里，除了他用了半辈子的被褥，最值钱的就是一个旧木箱子。打开来，里面整整齐齐地放着他的东西：几件换洗衣裳，一条毛巾，半支没有用完的铅笔，还有一本泛黄的上海户口簿。户口簿上贴着他年轻时候的照片，黑白的一寸照，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眼睛里全是光。下面压着一封信，收件地址是上海闸北区一个早就拆迁不存在的门牌号。信没有寄出去，也没有封口。我小心翼翼地把信抽出来，只看了开头一句。

“父亲，母亲：儿在乡下一切都好，请勿挂念。”

我站在那三间瓦房的门口，手里捏着那封几十年前写下的信，风从坡上吹下来，把信纸吹得哗哗响。我突然想起郑老师离开那天下的那场小雪，那么轻，那么薄，落在地上就化了。他这一辈子，就像那场雪，下过了，化尽了，可你总觉得，土地记住了它。

村干部后来决定，把那三间瓦房改成一个小图书室，里面摆上郑老师用过的书和教具。门楣上挂一块木牌，写着“文远书屋”。村里的大人小孩都能去看书，不收钱。前几天我路过那儿，看见几个孩子蹲在门口翻一本旧画册，阳光从门缝里斜斜地照进去，照在他们身上，也照在地上那一方小桌上。那桌子是郑老师用旧讲桌改的，桌面上还有孩子们刻下的歪歪扭扭的字。

我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忽然很想再听他拉一次二胡。可耳边只有山风穿过树叶的声音，细细的，像一根断了又续上的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