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48岁当保姆,雇主要求夜陪床,我说可以,但要满足3个条件

楔子

我叫李巧云,今年四十八岁。老家在西北一个叫枣树沟的村子,那地方,风大,土厚,人穷。我男人十二年前在煤窑上出了事,留下我和一个闺女。闺女去年考上了省城的大学,学费加生活费,一年下来要两万多。我一个农村寡妇,能有什么来钱的路数?伺候人的活,我干过;搬砖和泥的活,我也干过。可那些,都挣不了几个钱。后来听人说,去城里当住家保姆,吃住在雇主家,一个月能挣五六千。我一咬牙,就出来了。

中介给我介绍了好几家,有带小孩的,有照顾老人的,都嫌我没文化,岁数也偏大。最后,一个叫刘大勇的老头,六十八了,脑梗刚出院,半边身子不利索,儿女都不在跟前,想找个住家保姆。中介问我去不去。我想都没想,说,去。

去了才知道,这活,比我想象的复杂得多。特别是那“夜陪床”,让我这个守了十几年寡的女人,心里头直打鼓。可我没有退路。我就对刘大勇说,夜陪床可以,但我有三个条件。

这三个条件,后来成了那场风波的由头,也让我认清了这世道人心。

第一章 穷途末路

说起来,我这一辈子,就没过过几天舒心日子。十八岁嫁到枣树沟,二十岁生下闺女小雅。男人叫王建国,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家里三间土坯房,几亩薄田,一年到头,累死累活,也就够个温饱。后来,为了多挣点钱,建国去了邻县的煤窑上打工。那活虽然危险,但一个月能挣两千多,比在家里种地强多了。

建国有的是力气,人又本分,在煤窑上干了几年,手里攒了点钱。我们合计着,把家里的土坯房翻盖成砖房。可就在那年冬天,煤窑出了事故。建国被埋在下面,刨出来的时候,人已经不行了。那年,他才三十三岁。小雅刚刚五岁。

天塌了。我把建国的抚恤金,一部分还了债,剩下的,一毛都没敢动。那是小雅上学的钱,是我闺女的命。我对自己说,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得把闺女供出去。

这些年,我在村里种地,在镇上给人帮工。什么苦活累活都干过。夏天,顶着大太阳在地里锄草;冬天,在镇上的粉丝厂里洗粉条,两只手泡在冰水里,裂得全是口子。可再苦再难,一想到小雅那张争气的脸,我心里就有了奔头。

小雅从小就知道心疼我。别的孩子上初中就闹着要新衣服、新手机,小雅从来不攀比。她总说,妈,等我以后挣了钱,咱们再也不用过苦日子了。她的学习,也一直拔尖。去年高考,她考了六百多分,被省城一所好大学录取了。

消息传来那天,我抱着小雅,哭了大半夜。我高兴啊。我王建国在天之灵,也能瞑目了。可高兴过后,愁事就来了。学费怎么办?生活费怎么办?我算了算,一年下来,最少得两万五。我拼了命地打工,一个月也就挣个两三千。刨去家里的开销,根本不够。

那段时间,我愁得整宿睡不着觉。后来,村里一个在省城打工的姐妹回来,跟我说:“巧云,你不如去省城找活。你手脚麻利,人又干净,去干个住家保姆,一个月能挣好几千呢。吃住都在雇主家,还能省下房租。比你在家里打零工强多了。”

她这番话,点醒了我。是啊,我得出去。在这穷山沟里,我就是把腰累断了,也供不起一个大学生。

我把家里那几亩地,包给了邻居。把院门一锁,带了几件换洗衣服,就坐上了去省城的长途汽车。

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出这么远的门。车窗外,山峦起伏,风景不断变换。我的心里,有害怕,有期待,更多的,是一种破釜沉舟的决绝。为了小雅,我什么都愿意干。

第二章 初到刘家

到了省城,我在那姐妹的帮助下,找了个便宜的小旅馆住下。然后,就去找家政中介。中介的墙上,贴着密密麻麻的用工信息。我凑上去看,有要找带孩子的,有要找照顾老人的,工资从三千到六千不等。

中介的人看我年纪不小,又没干过,就挑了几个条件不太好的给我。有一家,是照顾一个瘫痪在床的老太太,一个月四千,但老太太脾气大,已经气走了好几个保姆。还有一家,是给一个小年轻带孩子,一个月三千五,但要英语好,会开车。我哪会那些。

就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中介接了个电话。挂了电话,他问我:“有个老头,刚出院,脑梗后遗症,半身不遂。主要就是做个饭,扶他上厕所,帮他做做康复。一个月五千。他儿女都在外地,想找个稳当点的住家保姆。你去不去?”

“去。”我脱口而出。五千块,对我来说,简直就是一笔巨款。

第二天,中介带我去了刘大勇家。刘大勇住在城西一个老小区里,房子是两室一厅,不新,但收拾得还算干净。他半靠在沙发上,身子往右边歪着,左手和左脚不太听使唤。他见我来了,抬了抬眼皮,打量了我一番,说:“你就是李巧云?”

“是。”我点点头。

“会做饭吗?”他问。

“会。咱农村人,家常饭都会做。”我答。

“我这身体,你也看见了。离不开人。夜里也得有人。我上岁数了,起夜多,你得陪着我。不然,我摔倒了,连个叫人的都没有。”刘大勇说。

“夜陪床”三个字,像一根刺,扎得我心里一紧。我一个寡妇,跟一个老头,夜里待在一个屋里,这要是传出去,好说不好听啊。我脸上一阵发烫,没敢接话。

刘大勇似乎看出了我的顾虑,说:“你也别多想。我这把老骨头,走一步都费劲,还能有啥别的想法?就是身边缺个人。你不放心的话,可以自己拿个褥子,铺在我屋里的沙发上。我要是叫你了,你应一声就行。”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要是再推辞,就显得我思想不正经了。可我心里,还是七上八下的。我低头想了半天,对他说:“刘大哥,这活,我愿意干。夜陪床,也可以。但我得把丑话说在前头。我有三个条件。你要是能答应,我现在就能留下。要是不能,那就当我没来过。”

刘大勇愣了一下,随即说:“行,你说。”

我深吸了一口气,一字一句地说:“第一,我是来干活的,不是来图别的。工钱,一个月五千,一个子都不能少,也不能拖欠。第二,我只负责照顾你的饮食起居和康复锻炼。你家里的贵重物品,我不经手。你最好当着中介的面,把你那些金表、存折什么的,都锁起来。免得到时候出了事,说不清楚。第三,夜陪床,我睡你屋里的沙发。门不能反锁。还有,你不能对我动手动脚。你如果犯了这条,我立马就走,工钱一分不能少。”

我这话说得硬气,其实心里虚得很。我怕他一听,火了,不要我了。但我又不能不把话说清楚。我一个孤身女人,在别人家里,要是连这点保障都没有,那不是羊入虎口吗?

中介的人在一旁听着,连连点头,说:“刘大爷,这李大姐是个明白人。这些条件,合理。你看呢?”

刘大勇看着我,嘴角扯了一下,笑了。他说:“行。你这女人,有点意思。我答应了。就冲你这股子爽利劲,我也信你。”

就这样,我留在了刘家。

第三章 夜陪床的日子

刘大勇这房子,虽然不大,但各种家具电器一应俱全。比起我枣树沟那几间土坯房,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可住在这样的房子里,我心里却并不轻松。

刘大勇是个要强的人。他年轻时当过兵,后来转业到地方,在一家国企干了大半辈子。退休后,没享几年清福,就得了这病。他的老伴,前些年得癌症走了。一双儿女,儿子在北京,女儿在上海,都挺有出息的。可越是有出息,就越回不来。一年到头,也见不着几面。

每天早上五点半,我准时起床。先去厨房熬粥。刘大勇的胃不好,得吃软烂的。粥里,我会加点山药、红枣、桂圆,听老中医说,这些对心脑血管有好处。然后,我再给他蒸两个鸡蛋羹,用香油和葱花拌匀。他胃口好的时候,能吃下一大碗;胃口不好的时候,吃几口就放下筷子了。

吃完饭,我要扶他起来,在客厅里走几圈。他左边身子没力气,走起路来,像个刚学步的孩子,摇摇晃晃的。我得用肩膀顶着他,两只手死死地抓住他的胳膊,生怕他一个趔趄,摔在地上。一圈走下来,我的后背,全都是汗。

白天,我洗衣服、拖地、买菜、做饭。闲下来的时候,我就坐在刘大勇旁边,陪他看电视。他爱看抗战剧,一边看,一边跟我讲他当年在部队里的事。他说他当兵的时候,是个神枪手,百米之外的啤酒瓶,一枪一个准。我听了,笑笑,说:“刘大哥,你现在也不差。你康复得挺好的,再过些日子,说不定还能下楼溜达呢。”

他摇摇头,说:“不行了。这身子骨,废了。要不是舍不得我那俩孩子,我早就不想活了。”

我看他说这话时,眼里那光,一点点暗了下去,心里也不是滋味。人老了,最怕的不是病死,是没人管。他儿女是有出息,可出息了,就成了人家的了。

到了晚上,最难的时刻就来了。夜陪床。

头一天晚上,我洗漱完,抱着自己的铺盖卷,进了刘大勇的卧室。他在床上,我在沙发上。沙发是布的,有点窄,翻个身都费劲。我蜷缩在上面,睁着眼睛,盯着天花板,心里头乱糟糟的。

刘大勇在床上翻了个身,说:“睡吧。有事我叫你。”

我“嗯”了一声,闭上眼睛,却怎么也睡不着。这屋里,弥漫着一股药味和老人身上特有的气味。那气味,跟建国当年的不一样,让我感到陌生和不安。我翻来覆去,一直到后半夜,才迷迷糊糊地合了会眼。

突然,我被一阵响动惊醒。我“噌”地坐起来,看见刘大勇正挣扎着想要坐起来。我赶紧跑过去,问:“刘大哥,你怎么了?”

“上……上厕所。”他憋得脸通红。

我使出吃奶的劲,把他从床上扶起来,然后半搀半抱地,把他弄到了卫生间。到了门口,他摆摆手,说:“你别进去了。我自己行。”

我只好在门外等着。听着里面传来悉悉索索的声音,心里头七上八下的。过了好一会,他喊我:“进来扶我一下。”

我进去,见他一手扶着墙,身子靠在洗手台上,裤子都还没提好。我脸一热,赶紧别过头去,帮他整理好衣服,又把他扶回床上。

这样的场景,几乎每晚都要上演两三次。有时候,他尿了床,还得我给他换床单,擦身子。一开始,我也难为情。可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在病人面前,没有男女之别。我把他当成了一个需要照顾的亲人。

第四章 风言风语

在刘大勇家,一干就是三个月。这三个月里,我尽心尽力,把刘大勇照顾得妥妥帖帖。他的身体,恢复得比预想的要好。脸色红润了,人也精神了,有时候,都能拄着拐杖,自己下楼去小区里晒晒太阳了。

我心里也高兴。一方面是看着病人好转,有成就感;另一方面,我这每个月五千块的工资,可是实打实地拿到了手。我每个月都去银行,把钱给小雅打过去。剩下的几百块,我自己留着。虽然不多,但心里踏实。

可就在这时候,风言风语,像长了翅膀一样,飞了起来。

起初,是小区里的几个老太太。我推着刘大勇在楼下遛弯,她们就在背后指指点点,挤眉弄眼。有一次,我路过花坛边,听见一个老太太小声说:“就是这个女人,天天晚上跟老刘睡一个屋。啧啧,也不害臊。”

另一个说:“听说是个寡妇。寡妇嘛,那心思,谁说得清。老刘有钱,又有房子。说不定,人家就是冲着这个来的。”

我听到这话,脑袋“嗡”地一下。我猛地转过身,瞪着她们。她们见了我,连忙散开了,可那嘲讽的眼神,像刀子一样,扎得我生疼。

我回到屋里,躲进厨房,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流。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啊?我辛辛苦苦伺候人,凭自己力气吃饭,怎么就成了他们嘴里那么不堪的人了?

刘大勇似乎也察觉到了什么。他问我:“巧云,你这几天脸色不太好。是不是有人说什么了?”

我摇摇头,说:“没事。可能没睡好。”

可这事,越传越邪乎。连小区门口的保安,见了我,眼神都怪怪的。甚至还有人,拐弯抹角地去问中介,说我这保姆,是不是跟雇主有那方面的关系。

这些闲话,像一块块石头,压在我的心上。我抬不起头来。我不敢跟小雅说,怕她担心。也不敢跟刘大勇说,怕他难堪。我就一个人扛着。

终于,在一个周末,矛盾爆发了。

刘大勇的儿子刘洋,突然回来了。刘洋在北京工作,一年到头难得回来一次。他回来那天,我正扶着刘大勇在阳台上晒太阳。他推门进来,看见我,愣了一下,然后叫了声“爸”。

刘大勇很高兴,拉着儿子的手,问长问短。我见他们父子相聚,就识趣地退到了厨房里,准备多做几个菜。

晚上吃饭的时候,刘洋的脸色,就不太好看。他看着我,说:“李阿姨,这段时间,辛苦你了。我爸的病,恢复得不错。多亏了你。”

我忙说:“应该的。这是我的工作。”

刘洋顿了顿,又说:“李阿姨,有件事,我想跟您商量一下。我爸现在恢复得也差不多了。我呢,想给他请个专业的护工,最好是男护工。您看……您要不就先回去歇歇?当然,这几个月,您的工钱,我一分不会少。”

我手里的筷子,停在了半空。我心里明白,他这是下了逐客令。他一定也听到了那些风言风语,或者,从别人那里,听说了什么。他不放心。

我看向刘大勇。刘大勇的脸色,也沉了下来。他“啪”地一声,把筷子拍在桌上,说:“刘洋,你这是什么意思?巧云干得好好的,你凭什么让人家走?”

刘洋赶紧说:“爸,您别激动。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觉得,您身体好了,不用这么辛苦李阿姨了。再说了,一个女同志,夜里照顾您,确实不方便。传出去,对您,对她,都不好。”

“什么不方便?老子病了,身边需要人,她还愿意照顾,这就是最大的方便!那些嚼舌根的话,你也信?”刘大勇火了,声音都提高了八度。

“爸,我不是信不信的问题。我是为你们好。现在这社会,人言可畏。我不想您晚节不保,也不想李阿姨被人说三道四。”刘洋也急了。

“你放屁!”刘大勇气得直咳嗽,“老子的晚节,用你操心?你一年到头,回来几次?你管过老子吗?现在听了几句闲话,就回来撵人?你还有没有点良心?”

他们父子俩,在饭桌上,吵得不可开交。我坐在那里,脸上像被火烧一样,坐立难安。

第五章 三个条件的分量

刘洋最终还是没能拗过刘大勇。刘大勇放了狠话,说要是敢让巧云走,他就跟刘洋断绝父子关系。刘洋没办法,只好妥协。但他走之前,找我谈了一次话。

那天,刘大勇午睡了。刘洋把我叫到客厅里,关上了卧室的门。

他坐在沙发上,神情严肃。他看着我,说:“李阿姨,我知道你是个好人。我也不是针对你。但我爸现在这种情况,确实需要一个更专业的人来照顾。我希望你能理解。”

我低下头,没说话。

他叹了口气,又说:“我也听说了你的事。你一个人,不容易。但这世上,有些事,不是光凭良心就能做好的。你跟我爸,孤男寡女,日夜相处。就算你们清清白白,可别人不这么想。你难道就一点都不在乎自己的名声吗?”

我抬起头,看着他,说:“刘洋,我李巧云活到这把年纪,最在乎的,就是这张脸。我跟你爸,就是普通的雇佣关系。我照顾他,他给我工钱。我睡在他屋里,是因为他说夜里需要人。而且,我当初来的时候,就跟他约法三章了。这三条,你可以问你爸,也可以问中介。”

“约法三章?”刘洋有些意外。

“对。”我点了点头,把当初那三个条件,一字不差地告诉了刘洋。最后,我说:“我提这三个条件,就是怕有一天,会出今天这样的事。我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也从没想过要高攀你爸。我就是个保姆,凭力气挣钱,供我闺女上学。我不偷,不抢,不卖。我有什么不敢见人的?”

刘洋听了我的话,愣住了。他可能没想到,我这个看起来土里土气的农村妇女,竟然还有这样的心思。

他沉默了好一会儿,说:“李阿姨,对不起。是我错怪你了。那三个条件,我爸答应了吗?”

“答应了。”我说,“你爸是条汉子。他说话算数。这三个月来,他对我,一直客客气气的,从没越雷池一步。我敬他这一点。”

刘洋点了点头,站起身来,说:“我明白了。李阿姨,你放心。只要你自己愿意,你就继续留下。我爸离不开你。他信任你。我也信任你。只是……那些闲话,你可能还得再受些委屈。”

我笑了笑,说:“委屈我受得住。只要心里坦荡,就不怕鬼敲门。”

刘洋走后,我的心里,反而轻松了许多。有些事,说开了,反倒不堵了。

第六章 雨夜意外

那之后,日子又恢复了平静。刘洋虽然没有再把重点放在这件事上,但我也明显感觉到,他对我,多了一份尊重。

可树欲静而风不止。小区里的闲话,并没有因为刘洋的信任而停止。反而,有些人开始编排新的故事。说刘洋之所以没撵我走,是因为被我迷住了;还有的说,刘家父子,都被我这个乡下女人,玩弄于股掌之中。

我听了这些话,只是苦笑。这世上,最堵不住的,就是别人的嘴。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的本分。

就在这时候,一场意外,打破了所有的平静。

那是一个夏天的夜晚。天闷热得像蒸笼。刘大勇的血压,那几天有些高。我特意把空调温度调高了些。半夜里,我突然被一声闷响惊醒。我“噌”地坐起来,借着窗外透进来的微光,看见刘大勇不知什么时候,翻下了床,正躺在地上,四肢抽搐,口吐白沫。

“刘大哥!刘大哥!”我吓得魂飞魄散,连滚带爬地扑过去。我想把他扶起来,可他身子沉得像块石头,根本扶不动。我喊他,他没有一点反应。他的脸色,在月光下,惨白得吓人。

我慌了。我哆嗦着,摸到床头柜上的手机,颤抖着拨打了120。电话接通后,我语无伦次地报了地址。

打完电话,我跪在刘大勇身边,眼泪哗哗地往下流。我一边用手擦着他嘴边的白沫,一边哭着喊:“刘大哥,你醒醒!你千万不能有事啊!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可怎么担待得起啊!”

那一刻,我心里头想的,不是害怕摊上责任,而是真真切切地,害怕这个跟我朝夕相处了几个月的老人,就这么走了。虽然我们非亲非故,可这几个月的相处,已经让我把他当成了自己的长辈。

救护车来得很快。医护人员把刘大勇抬上了担架,送进了抢救室。我跟到了医院,守在走廊里,浑身发抖。

我挨个给刘洋和他妹妹打了电话。他们在电话那头,声音都变了调。刘洋连夜订了机票,往回赶。

好在,刘大勇被抢救过来了。医生说是突发的癫痫,可能是脑梗后遗症引发的。幸亏发现得及时,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刘洋赶到医院时,天已经亮了。他看着我,眼里布满了血丝。他握住我的手,声音哽咽:“李阿姨,谢谢你。多亏了你。不然,我爸可能就……就没命了。”

我摇摇头,说:“快别这么说。这是我该做的。他没事就好。”

刘大勇在重症监护室待了两天,才转到了普通病房。这期间,我一直守在医院里,没日没夜地照顾他。喂饭、擦身、端屎端尿,事无巨细。刘洋和他妹妹看在眼里,感动得不行。

刘洋的妹妹刘丹,是个三十出头的姑娘,心肠软。她拉着我的手,哭着说:“李阿姨,以前是我们不懂事。总听别人瞎说。今天我才知道,您是真心对我爸好。我们全家,都感谢您。”

我拍拍她的手,说:“傻孩子,这有啥。我拿了工钱,就该干这些。你爸能好起来,比啥都强。”

第七章 尘埃落定

刘大勇出院后,身体大不如前了。可他的精神,却还好。他经常对我说:“巧云啊,我这条命,是你捡回来的。我欠你一份情。”

我就说:“刘大哥,你别这么说。是你自己命大。再说,我照顾你,是拿了钱的。你可不欠我啥。”

他就笑,说:“钱是钱,情是情。我分得清。”

经过那场病,小区里的风言风语,竟然奇迹般地消失了。那些曾经在背后指指点点的人,再见了我,都主动打招呼,说“李阿姨,您辛苦了”“李阿姨,老刘多亏了您啊”。连那个最能嚼舌根的老太太,见了我,都竖起了大拇指。

我知道,他们是被我那晚的拼命救人感动了。人心都是肉长的。你能在关键时刻,豁出命去对一个非亲非故的老人好,这比什么解释都有力量。

刘洋和他妹妹,对我也彻底放下了戒心。他们商量了一下,把我的工资,提到了六千。刘洋说:“李阿姨,这多出来的一千,是我们的一点心意。您别推辞。您对我们家的恩情,不是钱能衡量的。”

我推辞了一番,最终还是收下了。我确实需要钱。小雅下学期的学费,又该交了。

我把我这些年的经历,在电话里,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小雅。小雅在电话那头,哭得稀里哗啦。她说:“妈,你太不容易了。我以后一定要好好孝敬你。”

我笑着说:“妈不苦。只要你好,妈再苦也值得。你在学校,别舍不得吃,别舍不得穿。妈现在挣得多了,供得起你。”

日子,似乎真的好了起来。

第八章 最后的尊严

刘大勇的身体,在慢慢地康复。他跟我之间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像家人。有时候,他会跟我讲他年轻时候的事,讲他的老伴,讲他的孩子们。我听着,就像听故事一样。

我也会跟他讲枣树沟,讲我的建国,讲我的小雅。他听了,就叹口气,说:“都不容易啊。”

有一天晚上,我照例铺好沙发,准备睡下。刘大勇躺在床上,突然说:“巧云,你睡床上吧。我睡沙发。”

我愣了一下,说:“那怎么行?你身体还没好利索。我睡沙发,就挺好。”

他摇摇头,说:“我身体已经好多了。你是女人,老是睡沙发,腰受不了。你睡床。听话。”

我心头一热。这老头,自己都那样了,还惦记着我的腰。

我说:“刘大哥,我没事。我睡沙发,习惯了。”

他坚持说:“不行。今晚你必须睡床上。不然,我就不睡了。”

我拗不过他,只好抱着被子,躺到了床上。他则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挪到了沙发上。那一夜,我睡得很不踏实。我借着月光,看着沙发上那个蜷缩的身影,心里头五味杂陈。这个倔强的老头,用他的方式,维护着我最后的尊严。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自己当初提出那三个条件,是多么的正确。它不光保护了我,也让我们之间,始终保持着一种清晰而体面的界限。那界限,让我们谁都没有越轨,让我们可以坦坦荡荡地,相处下去。

第二天早上,我做好早饭,刘大勇坐在餐桌前,看着碗里的粥,突然说:“巧云,我想立个遗嘱。”

我吓了一跳,说:“刘大哥,你好端端的,立什么遗嘱啊?多不吉利。”

他摆摆手,说:“不是不吉利。是未雨绸缪。我这一辈子,攒了点家底。我怕哪天突然走了,儿女们为了这点钱,闹得不可开交。我想趁现在脑子还清楚,把后事安排一下。”

我沉默着,不知道该怎么接话。

他又说:“我的钱,一部分给刘洋和刘丹。另一部分……”他顿了一下,看着我,“我要给你留一份。”

“不行!”我脱口而出,“刘大哥,这绝对不行。我只是个保姆。我照顾你,是拿了工资的。你的钱,应该全部给你儿女。我要是拿了,成什么人了?那些闲话,好不容易才没了。我不能让人再戳我的脊梁骨。”

刘大勇看着我,笑了。他说:“巧云,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你是个有骨气的女人。可这份遗嘱,我必须立。你听我说完。我不是要给你多少。我是想给你一份保障。你毕竟照顾了我这么久。要是哪一天,我走了,你没了工作,又这么大岁数了,日子不好过。我给你留一小笔钱,不多。就当是……我给你的养老金。这样,我也能安心。”

我听着他的话,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这个老头,到死都还在为我打算。可我知道,这钱,我绝对不能要。我要是要了,我李巧云这三个字,就再也站不直了。

我强忍着泪水,说:“刘大哥,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这钱,我真不能要。我李巧云虽然穷,但穷得有骨气。我有手有脚,能干活。等我干不动了,我闺女也毕业了。她能养我。你的钱,留给你的孩子们吧。他们才是你的亲人。”

刘大勇叹了口气,没再坚持。但我知道,他心里,已经有了主意。

几个月后,刘大勇的律师来了家里。刘大勇当着我和刘洋、刘丹的面,立了遗嘱。遗嘱里,他的财产,大部分给了儿女。但其中,有一笔十万块的存款,他指定,赠予“李巧云女士,作为对她在我生病期间,无微不至照顾的感谢”。

我当场拒绝了。刘洋和刘丹也劝我收下。刘洋说:“李阿姨,这是我爸的一点心意。你就收下吧。你不收,他走得也不安生。”

我看着刘大勇。他那双因为生病而有些浑浊的眼睛里,满是真诚和期盼。我鼻子一酸,眼泪掉了下来。

最终,我收下了那笔钱。但我在心里,做了另一个决定。

尾声

刘大勇是在第二年春天走的。他走得很安详,在睡梦中,静静地没了呼吸。我给他擦洗身子,换上干净的衣服。他的脸上,还挂着一丝淡淡的笑意。

葬礼上,我哭得像个孩子。别人都以为,我是失去了工作,失去了依靠。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失去的,是一个尊重我、信任我的好人。

刘洋和刘丹,把我当成了他们的长辈。他们拉着我的手,说:“李阿姨,以后,我们家,就是你的家。你随时来。”

我谢过他们,但我心里清楚,那毕竟不是我的家。我的家,在枣树沟,在那三间已经有些破旧的土坯房里。那里,有建国的味道,有小雅的童年。

刘大勇留给我那十万块钱,我分成了两份。一份,我以小雅的名义,捐给了村里的小学。另一份,我存了起来,作为自己以后的养老钱。

后来,我又找了份新工作。还是当保姆,照顾一个孤寡老太太。老太太性格温和,待我很好。我依旧是那个勤勤恳恳、本本分分的李巧云。

我提出那三个条件的故事,在保姆圈子里,慢慢传开了。很多姐妹都说,巧云做得对。咱们当保姆的,虽说是伺候人,但也不能丢了尊严。那三个条件,提得好,提得硬气。

现在,小雅已经大二了。她经常给我打电话,说她在学校里的趣事。她总说,等她毕业了,就把我接到她身边,好好孝敬我。

我笑着说:“好。妈等你。”

挂断电话,我望着窗外的天空,心里头,是从未有过的平静和踏实。我知道,未来的日子,还会有很多困难。但我不怕。因为我有手,有脚,有一颗堂堂正正的心。

那三个条件,就像我人生的一道护身符。它让我在最卑微的处境里,守住了最宝贵的尊严。它也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人活着,再穷,再难,也不能丢了骨气。只要脊梁不弯,就没有人,能把你真正打倒。

刘大勇,愿你在天有灵。谢谢你,让我这个苦了半辈子的女人,在人生的下半场,活成了自己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