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响起来的时候，我正蹲在院子里修那把坏了半个月的藤椅。屏幕上跳出一串北京区号的号码，我盯着看了好一会儿，没敢接。十六年了，这个号码从来没出现在我的手机上。上一次听到二叔的声音，还是父亲出殡那天，他在电话里说了一句“路上堵，赶不上了”，然后就再也没有然后。

我犹豫了半天，还是按了接听键。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二叔的声音传过来，老了很多，沙沙的，像砂纸在磨木头。他说：“是我。”就这两个字。我攥着手机没吭声，等着他往下说。他又沉默了一阵，然后说了一句让我愣在原地的话：“以后有事没事都别找我。”说完，电话就挂了。

我站在院子里，手里的手机还贴着耳朵，半天没放下来。十六年没联系，头一通电话就是这句话。这不像是一个长辈对晚辈说的话，倒像是在划清什么界限。可我想不通，父亲都走了十六年，两家早就断了来往，还有什么界限需要专门打个电话来划？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翻来覆去都是小时候的事。二叔是父亲最小的弟弟，年轻时考上大学去了北京，在那安了家落了户，成了整个家族唯一一个跳出农门的人。爷爷走得早，长兄如父，父亲供二叔读书的那些年，家里穷得揭不开锅，母亲为这事没少跟父亲吵架。可父亲从没抱怨过一句，逢人就说二弟有出息。二叔参加工作后，头几年还常往家里寄钱寄东西，后来慢慢地就少了，再后来只有过年才打一个电话，说几句不咸不淡的客套话。

父亲病重那年，我给他打过电话。那时候父亲已经躺在医院里，人瘦得只剩一把骨头，清醒的时候少，糊涂的时候多。可每次清醒过来，他都会问一句：“你二叔……打电话没？”我每次都骗他说打了，说二叔忙，过几天就回来看你。父亲就点点头，眼睛里亮一下，然后又暗下去。直到父亲走，二叔也没出现。出殡那天我站在灵堂门口，看着亲戚们一个一个来，就是没等到二叔一家。后来我拨过去，他说堵在路上，赶不上了。那时候我心里堵得慌，可什么都没说，把电话挂了。

这么多年过去，我早就不恨了。日子是自己的，恨一个人太累。可这通电话来得太突然，那句话说得太绝。我想了一整夜，还是决定去一趟北京。有些事，电话里说不清楚，得当面问。到了北京按照地址找过去，二叔住在一个老小区里，房子不大，家具都是旧的。他开门看到我，愣了一下，没让我进门，自己走出来，把门带上，靠在门框上看着我。他说：“你不该来。”我问他为什么打那通电话，他没回答，转身进了屋，再出来的时候手里拿了个信封递给我。

我没接，问他里头是什么。他说是你父亲当年寄给我的东西，我一直留着，现在该还给你了。我打开信封，里头是一张发黄的汇款单存根，还有一封信。汇款单上的日期是十六年前，父亲走之前那个月，金额是五万块。信很短，父亲的字歪歪扭扭的，写的是：“二弟，哥知道你在北京不容易，这点钱你拿着应急。别让家里人知道，哥谁都没说。”

我拿着那张纸，手抖得厉害。二叔靠在门框上，眼眶红红的，说你爸这辈子最疼我，可我没脸见他。那五万块是他从药费里省出来的，他自己舍不得治，把钱寄给了我。我当时生意失败欠了一屁股债，穷得连房租都交不起，可我没敢花那笔钱，我知道那是哥的救命钱。后来你爸走了，我更没脸面对你们。这十六年我没打过一次电话，不是不想，是不敢。那天给你打电话说别找我，是怕你万一遇到什么事来找我，我却帮不上忙，更怕你知道了这些事，恨我恨得更深。

我站在那个老旧的楼道里，听着二叔断断续续地说这些，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十六年了，我以为他是忘了这个家，忘了他哥。原来他什么都没忘，只是被愧疚压了十六年，压得连一个电话都不敢打。那五万块钱他一直留着，汇款单都泛黄了，信纸都脆了，可他从没动过。他说这笔钱不能花，花了就对不起哥。

那天我没进二叔的家门，他也没留我。走的时候他把信封塞进我手里，说钱你拿回去，信你也拿走，这些东西搁我这儿十六年了，该挪个地方了。我攥着信封下了楼，走到小区门口回头看了一眼，二叔还站在阳台上，隔着窗户朝我摆了摆手。

回来的火车上，我把那张汇款单翻来覆去地看。父亲的字写得不好，可每一笔都用力，像是把一辈子没说完的话都摁进了那几个字里。他这辈子没享过什么福，把所有的好都给了别人，到最后连治病的钱都省下来给了弟弟。而二叔，背负着这份沉重走了十六年，连一句“对不起”都说不出口。

有些亲情不是断了，是太沉了，沉到两个人都不敢伸手去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