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两兄弟同年高考

我认识老赵那年他刚退休，在小区凉亭里下棋，旁边搁着一杯泡得发黑的浓茶。他落子慢，每一步都要琢磨半天，对面的人等得不耐烦催他，他也不急，说了一句：“我这辈子就学会了等，不急这一时半刻的。”

后来熟了才知道，他这话是有来由的。

老赵有个哥哥，叫大赵，比他大两岁，但两人同一年参加的高考。这事说起来有点绕——大赵是六八届初中生，在乡下待了八年才回来，回来的时候都二十六了。老赵是七二届高中生，应届毕业。那年是七七年的冬天，高考恢复后的头一遭，兄弟俩一起报了名，一个报理科，一个报文科，考场隔着一道墙。

老赵跟我说，那天上海冷得要命，他坐在考场里手脚冰凉，钢笔写着写着就冻得不出水了，得在嘴边哈几口气。他哥在隔壁，考完出来脸都白了，说数学最后三道大题一道都没做完。老赵还好，他觉得自己发挥正常。

发榜那天是腊月二十三，小年。两个人一起骑自行车去教育局门口看榜，墙上贴了老长的大红纸，名字密密麻麻的。老赵从第一行开始找，找到倒数第三行看见了自己的名字——上海师范学院，历史系，本科。他高兴得蹦了一下，回头想跟他哥说，看见他哥还在一行一行地找，从前往后，又从后往前，来来回回找了三遍。

然后他哥把自行车锁打开，说：“走吧，回家。”

老赵说当时他不敢问。两个人骑车回去，一路上谁也没说话。上海冬天的风又潮又冷，从黄浦江那边刮过来，刀子似的。到了弄堂口他哥才开口，声音平平的：“我那个是专科，上海机械工业学校，中专。”

“不是还有大专吗？”

“没考上。就差三分。”

老赵说他当时心里特别复杂，高兴也不是，不高兴也不是。他哥比他大两岁，从小比他聪明，小学时候算术比赛拿过全区第二。可他在乡下八年，连课本都没摸过几回，手生了。老赵呢，高中那两年好歹天天上课，底子没丢。

“命。”老赵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把那个字咬得很轻。

后来的人生就分岔了。

老赵去了上师院，四年本科出来，分到了杨浦区一所中学教历史。那时候大学生金贵，他进去就是正式编制，工资五十二块五。他哥从机械工业学校出来，进了上海一家国营仪表厂，技术员，工资四十八块六。第一年回家过年，他哥还掏了两块钱给他买了个皮夹子，说大学生用得着。

日子就这么过着。八九十年代国企改革，他哥那个仪表厂半死不活的，工资发不出来，经常拖两三个月。老赵在学校旱涝保收，虽然也不多，但月月有。那段时间他哥过得紧巴巴的，老婆在纺织厂下岗了，孩子要念书，一家三口全指着他那点死工资。老赵有时候接济他哥，塞个三百五百的，他哥接了，说声谢谢，下回发工资就还。

“他还我我就要，”老赵说，“不还我也不问。但我了解他，他一分都不肯欠人的。”

两千年前后，事情开始起了变化。老赵在中学教了二十多年书，熬到了高级职称，工资也慢慢涨上去了。他哥那个厂子彻底改制，卖给了一个民营企业，一大半人下岗，他哥因为技术过硬被留了下来，还当上了车间副主任。新老板从德国进口了一批数控机床，让他哥去学，他哥那年四十八岁，硬是啃了三个月的说明书，把那些洋文参数一个一个背下来了。

“我哥那个人，你让他考试他不行，但你让他干具体的事，他比谁都钻得进去。”老赵说这话的时候，语气里有点佩服的意思。他告诉我，他哥后来成了厂里的技术骨干，什么精密仪器出了毛病，别人修不了的，他哥拿把螺丝刀鼓捣鼓捣就好了。厂里离不开他，工资噌噌往上涨，从两千到四千到八千，最后十年，他哥的年薪加上奖金，一年能拿二十多万。

老赵在学校呢，稳定是稳定，但稳定也有稳定的代价。他退休那年，教龄三十六年，高级职称，一个月退休金三千五百多。他哥晚他三年退，从那个仪表厂退下来的时候，厂子已经成了行业里数得着的民营企业，给老员工的退休待遇相当厚道，加上他哥那些年自己补缴的补充养老保险，一个月到手一万出头。

差了三倍，多。

我说：“那你心里平衡吗？”

老赵把棋盘上的棋子一个一个捡进盒子里，动作慢悠悠的。他想了想，说：“我哥拿到第一个月退休工资的时候，给我打了个电话。他声音不对，我听着像哭过。他说老弟，我这辈子终于比你挣得多了一回。”

凉亭外面下起了小雨，上海的秋天就是这样，说下就下，细细密密的，打在凉亭的塑料顶棚上，沙沙沙地响。老赵盯着那些雨丝看了一会儿，继续说：“我哥这辈子挺不容易的。高考那三分，他记了半辈子。前些年他孙女考大学，他把人家叫到跟前，说你可千万别像爷爷，差三分就掉一个档次，能多考一分都是好的。”

“那你怎么说？”

“我说你别给孩子那么大压力。三分算什么？我多考那三分去上了本科，教了一辈子书，到头来不如他一个中专生。人生的账不是这么算的。”

老赵笑了笑，脸上的皱纹堆在一起。他七十多了，头发全白了，但精神头还不错，每天早上去公园打太极，下午在凉亭下棋，日子过得清闲。他哥比他身体还好，退休后闲不住，被原来那家厂子返聘回去做技术顾问，一周去两天，给年轻人讲讲设备维护的经验。

“我有时候想，”老赵把最后一颗棋子放进盒子里，盖上盖子，“当年要是那三分换一换，我去念中专，他去念大学，会怎么样？他大概会在大学里好好念书，出来分个好单位，安安稳稳一辈子。我呢，说不定在哪个厂里当工人，学一门手艺，也混出来了。”

他停了一下：“可人生没有这种换法。那个冬天，那张红纸，就写好了谁也改不了。”

雨越下越大了，凉亭里又进来两个人避雨，招呼也不打就蹲在柱子旁边玩手机。老赵看了他们一眼，声音压低了些：“我跟我哥现在关系挺好的。他有钱，老想贴补我，我不肯要。我跟他讲，三千五有三千五的活法，一万有一万的活法。我又不抽烟不喝酒，没事下下棋，够了。”

“那你嫂子呢？”

“我老伴儿退休金两千八，我俩加一起六千三，在上海不算多，但也饿不着。我哥那边，两口子加起来快两万，孩子也出息，在张江做IT，不用他们操心。各人有各人的福气。”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和，是真的平和。但我能感觉到，那种平和是几十年消化下来的结果。当初那张红榜贴出来的时候，他大概也暗暗得意过，想着自己比哥哥强。后来看着哥哥起起落落，又看着哥哥爬起来超过自己，那中间的滋味，恐怕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的。

我问他后不后悔当初选了历史系。他说不后悔。他喜欢历史，教了一辈子书，看着一届一届的学生从教室里走出去，有的当官了，有的发财了，有的普普通通跟他一样。他觉得挺值的。

“再说，”他拍了拍装棋子的盒子，“我也就这点本事。你让我去弄那些机器，我摆弄不来。我哥行，他的手巧，心眼也细。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路，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到头来不都在这凉亭里下棋么？”

雨停了，太阳从云缝里漏出来，把湿漉漉的地面照得发亮。老赵站起来活动了一下腰，说要回家做饭了，老伴儿今天去女儿家看外孙，他得自己弄口吃的。

我看着他穿过小区花园往家走，脚步不快不慢的，经过一棵桂花树的时候停了一下，凑过去闻了闻。桂花开了，香气甜丝丝地弥漫在空气里。他深吸了一口气，又继续往前走，灰白的头发在午后的阳光里泛着一点暖色。

那年冬天的三分，一个上了本科，一个上了专科。三十多年后，一个退休金三千五，一个退休金一万。数字摆在那里，冷冰冰的，可人不是数字。人是走着走着就拐了弯的河，是长着长着就偏了枝的树。那三分改变了什么，又似乎什么都没改变。

他们都是上海滩普普通通的老头子，在各自的人生里尽了力，到了晚年，一个知足，一个宽裕，但都好好地活着。这大概比什么都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