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俄罗斯打工我彻底傻眼：当地女孩的早熟，和国内差距真大|伐木场|俄罗斯|小刀|胡子|面包店|饭馆

我叫王建军，今年三十五，吉林通化人。去俄罗斯打工是前年的事，跟着一个搞木材生意的老板，在伊尔库茨克那边伐木场干了一年半。老板是牡丹江的，在俄罗斯包了一片林子，雇了二十来个中国工人，管吃管住，一天八百，干满半年结一次账。

去之前我对俄罗斯的了解仅限于伏特加、套娃、还有电视上那个总在新闻里出现的红场。老婆帮我收拾行李的时候往箱子里塞了六盒方便面、两袋榨菜、一包感冒药，说“那边吃的你肯定不习惯”。我说行了够了，她又塞了一瓶老干妈，用保鲜膜裹了三层，塞在袜子中间。

飞机落伊尔库茨克的时候是下午四点多，当地气温零下二十度。我裹着老婆给买的那件厚羽绒服走出航站楼，冷气从领口灌进来，像有人往脖子里倒了一杯冰水。接我们的是个当地司机，四十来岁，满脸胡子，开一辆旧丰田吉普。他不会中文，我们不会俄语，全程靠比划。他指了指后备箱，我把行李放进去，他点了点头，一踩油门上了路。

从机场到伐木场开车四个小时，路上全是雪。白茫茫的一片，树也是白的，路也是白的，天也是灰白色的，整个人像钻进了一个巨大的冰箱里。司机开了收音机，里面放着俄罗斯歌，女声，高亢又带点沙哑，一句听不懂，但听着让人心里发空。我靠着车窗，看着窗外那些白桦树一棵一棵往后倒，忽然觉得老婆塞的那瓶老干妈，大概撑不了太久。

到了伐木场天已经全黑了。几间木板房围着一个院子，院子中间堆着小山一样的原木，雪盖在上面像一床白被。老板姓刘，五十多岁，穿一件军大衣站在门口等我，递过来一瓶啤酒，说：“到了就好，先进去吃饭。”

我被安排住一间四人宿舍，铁架子床，床垫是棕的，躺上去硌腰。室友三个，两个辽宁的，一个内蒙古的，都比我早来大半年。辽宁的老张递给我一根烟，说：“头一个月熬过去就好了，后面就习惯了。”我点着烟吸了一口，烟丝冻得有点潮，抽着费劲。

第二天早上六点半起来，零下三十多度。我穿上两层秋裤、加绒牛仔裤、外面再套一条工装裤，上身是保暖内衣、毛衣、羽绒马甲、工装外套，整个人像裹了三层被子，走路都费劲。出了门，冷空气把鼻子里的毛都冻僵了，吸一口气，鼻毛都结冰了。

伐木场的活儿简单——锯树、去枝、截段、装车。我负责把锯下来的树枝砍掉，拖到一边堆起来。手戴两层手套，里面是棉的，外面是皮的，可还是冻得手指头僵硬。干半个小时必须进屋烤烤火，不然手指头不听使唤。

真正让我傻眼的，不是冷。

是那些俄罗斯女孩。

伐木场附近有个小镇，叫谢廖金卡，大概两三千人，走路过去二十分钟。镇上有两家小商店，一家卖日用品，一家卖酒和面包。我们隔几天去一趟，买烟、买酒、买泡面。偶尔也去镇上一家小饭馆吃一顿，老板娘是个胖大妈，做的红菜汤挺好喝，配黑面包，喝下去浑身暖和。

第一次去镇上，我在商店门口遇见三个女孩。

她们站在商店门口的台阶上抽烟。三个人都穿着短羽绒服，下面是紧身裤和靴子，膝盖露在外面——零下三十度，露着膝盖。头发颜色不一样，一个金色，一个棕色，一个黑色，都化了妆，眼线画得黑黑的，嘴唇涂得红红的。抽烟的姿势很熟练，夹烟的食指和中指，翘着一点小拇指，像电视里演的那种。

我看了一眼，赶紧收回来。不是我想看，是我没见过这个天还能光着腿的。老张在后面推了我一把，说：“别看了，当地的小姑娘都这样，十好几岁就这样打扮。”我说：“不冷吗？”老张说：“冷，习惯了。”

后来我才知道，这三个女孩里最小的那个才十四，金头发的那个十六，黑头发的十七。十四岁，搁国内还在上初中，穿校服、扎马尾、写作业、偷偷摸摸用手机看漫画。可那个女孩站在台阶上，穿着一件黑色短款羽绒服，露出肚脐眼，嘴里叼着细杆烟，看人眼神直勾勾的，没一点躲闪的意思。

第二次见她，是在镇上的小饭馆。她一个人坐在靠窗的位置，面前一杯可乐，一根吸管咬扁了，她拿手指头捻着吸管的头，一圈一圈地转。我坐她后面那张桌子，等红菜汤。她忽然回过头来，跟我说了一句俄语，我没听懂。她笑了一下，用半生不熟的中文说：“中国人？”

我点了点头。

“你好。”她说，中文带着浓重的卷舌音，像舌头底下含着颗糖。

“你好。”我说。

她转回去了，又喝了一口可乐，吸管咬得更扁了。我坐在后面，看见她耳朵上戴着一对银色的耳环，形状像个小月亮。她的头发扎了个低马尾，后脖颈那一片皮肤白得发亮，跟窗外的雪一个颜色。她看起来确实不大，下巴还带着一点婴儿肥，可她坐在那儿翘着腿、咬吸管、回头跟陌生人说“你好”的样子，又确实不像个孩子。

后来我跟老张聊起这事。老张在俄罗斯断断续续待了六年，比我见得多。他说：“这边女孩早熟得很。十三四岁谈恋爱，十五六岁跟人同居，十七八岁生孩子的有的是。你看着她们穿得少，化妆，抽烟，觉得像大人。其实她们心里也还是小孩，只不过这边环境不一样，她们觉得那么大了，该像大人那样了。”

“那她们上学不？”

“上啊，上午上学，下午没事干，就在镇上晃。这边孩子散养，家长不怎么管。跟咱国内不一样，国内一个孩子全家盯着，这边一家生三个四个，顾不过来，自己长呗。”

老张说“自己长呗”的时候语气很随便，像在说院子里的草。

我在伐木场干了三个多月，慢慢认识了一些镇上的人。有个叫安娜的女孩，十八岁，在当地一家面包店帮忙，每天早上骑自行车来上班，羽绒服拉链拉到下巴，戴一顶毛线帽，帽顶有个毛球，骑车的时候一颠一颠的。她挺高，得有一米七，瘦瘦的，脸很小。她不会中文，我不会俄语，我们每次在面包店碰上都用手势交流。她指面包，我点头，她帮我装袋，我掏钱，她把找零递给我，说一句俄语，我听不懂，但听语气是“谢谢”之类的。

有一次我去买面包，她递给我一个纸袋，里面多装了一块黄油。她指了指我，又指了指黄油，然后做了一口咬的动作。我明白了，她让我抹面包上吃。我冲她笑了笑，她也笑了，露出一排白牙，门牙中间有一道很小的缝，笑起来显得特别孩子气。可那天她穿着一条黑色紧身皮裤，上面是紧身的灰色针织衫，那身打扮放在国内任何一个城市，都是一个二十几岁姑娘的装扮。

我拿着那块黄油走出面包店的时候，心里忽然有点说不清的滋味。她看着像大人，笑起来又像小孩。我家里也有个闺女，十一岁，上五年级。她每天早上吃一碗小米粥，背着粉色的书包出门，马尾扎得高高的，走路蹦蹦跳跳。她怕冷，十月份就穿秋裤了。她不知道什么叫抽烟，不知道什么叫口红，老师让背的古诗背不下来会急哭。

安娜十一岁那年，不知道在干嘛。

我后来又见过那个金头发的女孩一次。那天下了大雪，我走路上镇上去买烟。雪没过了脚脖子，路不好走，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踩着。路过镇上的小广场，看见她和几个男孩在打雪仗。她把羽绒服脱了扔在旁边的长椅上，只穿着件薄薄的卫衣，头发湿了一片，脸上全是雪水。她抓起一把雪揉成团，往一个男孩身上扔，准头不行，扔偏了，砸在旁边的垃圾桶上。她笑得弯了腰，卫衣下面露出一截腰，瘦瘦的，皮肤冻得发红。

那个瞬间我忽然觉得她没那么大了，她就是个孩子，跟国内那些在操场上疯跑的孩子一样。可她刚才踩灭烟头的时候，又那么熟练。

我给家里打电话的时候，闺女接的。她在那头喊：“爸，你什么时候回来？”我说再过几个月。她说：“回来给我带套娃。”我说行。她又说：“爸，俄罗斯是不是特别冷？你多穿点。”我说穿了，穿了好几层。她说：“那就好。”然后她跑去写作业了，电话挂了，嘟的一声。

我握着手机站在宿舍门口，外面的天是深蓝色的，远处林子边上还有一丝橘黄色的光，也不知道是落日还是什么。

我想起安娜的眼睛，灰绿色的，像冬天的湖水。又想那个金头发女孩，笑起来门牙上粘着一片菜叶子。她们都还是孩子，可她们走路的样子、说话的语气、看人的眼神，都已经不像孩子了。

老张说得对，环境不一样。

我跟老张说，我闺女十一岁，还不会自己过马路。老张说，你闺女幸福。我说，幸福是什么。老张说，幸福就是不用在零下三十度的天露着膝盖，也不用在十四岁就学会抽烟。

他这句话说了好久我都在想。幸福可能就是这样，被包裹着，被人看着，被人在意冷还是不冷。安娜们也没人管她们冷不冷，她们自己也不在乎。她们看上去比谁都坚强，可她们明明还那么小。

后来我回国了。走之前又去了一趟那个面包店，安娜不在，换了个大妈。我没买到加了黄油的软面包。我在那个镇上最后一次买面包，是大妈给我的，硬邦邦的黑面包，跟锯末一个味儿。

我在伐木场干了一年半，攒了十几万回来。老婆去车站接我，闺女也来了，长高了半头。她穿着件带帽子的粉色棉袄，帽子上的毛边围了一圈，把她的小脸围在中间。她跑过来喊爸，我蹲下来抱她，她身上一股奶味，暖烘烘的。

那天晚上我给她讲俄罗斯的雪，讲白桦林，讲那个面包店里给过我黄油的女孩。闺女问：“那个姐姐漂亮吗？”我说：“漂亮，跟你一样漂亮。”闺女不满意：“我问她漂不漂亮，你说我干什么。”我笑了一下，没再说什么。

她不知道那个女孩跟她差不多大的时候就已经在烟酒糖茶旁边活了很久了。这些事儿等她大了再说吧，不急着让她知道。

窗外的雪化了又下，可通化这点雪跟伊尔库茨克比起来，简直像洒了一把盐。我站在窗前看了一会儿，把老婆叫过来，说：“今晚吃啥？”她说：“炖酸菜。”我说：“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