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程望山，一个住着丈母娘买的房、开着老丈人换下来的车，逢年过节还会收岳母红包的软饭男。
我四肢健全，有正经工作，脑子也正常。
所以有人说我吃软饭，我从来不反驳。
吃了就是吃了。
但软饭这东西，也不是张开嘴就能吃明白的。
吃得不好，叫寄生。
吃得好，才叫一家人。
我来自皖西大别山脚下的一个小村子，是我们村第一个考上985大学的人。
我有两个姐姐。
大姐初中毕业就去了义乌的饰品厂。她结婚时收了十六万彩礼，其中十万被我爸妈拿来给我交高中和大学前几年的学费。
二姐比我多读了两年书，后来也没考上大学，跟着亲戚去了杭州，在一家电商仓库做打包员。
我读大学期间，每个月都会收到她转来的六百块钱。
备注从来没有超过四个字。
“买点肉吃。”
我们家重男轻女。
这一点没什么好洗的。
小时候家里杀鸡，鸡腿是我的。
买了新衣服，先紧着我。
姐姐可以不读书，我必须读。
我爸妈觉得，只要把儿子供出来，这个家就算翻身了。
我是这个家庭规则里最大的受益者。
也正因为如此，我比谁都清楚，我能坐在杭城的大学教室里，不全是靠自己。
我踩着两个姐姐让出来的路，才走出了大山。
我长相只能算端正，身高一米八三，肩膀宽，力气大。大学里搬设备、抬展板、换办公室饮水机，只要我在，老师一般不会找第二个人。
同学请我帮忙装电脑、修台灯、搬宿舍，我很少拒绝。
一方面是因为我确实愿意帮忙，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刚进大学时什么都不懂。
我不知道咖啡为什么要分那么多种，也不知道一顿日料能吃掉我半个月生活费。
别人愿意教我，我就多做点事。
没人欠我。
大三那年，我在学校东门一家连锁面包店做兼职。
晚上六点到十一点，时薪二十一块。
过期前两小时还没卖完的面包，店长偶尔会让我带走。
我一周去五天，早餐和夜宵基本都有了。
那天晚上，杭城下了一场很大的雨。
我从实验楼出来，怕迟到，一路小跑着往面包店赶。雨水砸在伞面上，声音密得像有人往上面撒豆子。
经过艺术学院外面那条路时，我看见一个姑娘坐在非机动车道旁边。
一辆共享电动车倒在不远处，前轮还在慢慢转。
她一只手撑着地，另一只手捂着脚踝。裙摆和外套全湿了，膝盖擦破一大块，血被雨水冲得很淡。
当时路上没有多少人。
她手里握着手机，应该已经在联系人。
我本来已经跑过去几步，又停了下来。
说实话，我不是没犹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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