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间十二点，圣阿格尼斯医院迎来一天中最繁忙的时刻。候诊室坐满人，担架床每隔几分钟穿过走廊，探视家属来来往往，阳光透过大厅的窗户倾泻而下。所有人都忙着各自的事，没有人会停下来多看别人一眼。 弗朗西斯科·巴拉哈斯已经在这家医院的走廊里推了两年担架床。他学会了一件任何护理课程都不会教的事：人们相信搬运工是隐形的。医生跟他打招呼时不看他，病人把他当成带轮子的家具。但他知道很多连医生都不知道的事——他知道哪间病房里有人在夜里独自哭泣，哪个护士从不在食堂留下小费。这家医院真正的脉搏，不在监护仪上，而在走廊里。 那天他从中午到午夜要值十二个小时的班。下午七点十四分，午间高峰已经过去，傍晚的平静逐渐降临。玛丽亚·查孔照例每周二来送他的午餐盒——一个保温壶的咖啡和两块用锡纸包好的玉米饼，总是热的。她从三年前他们从哥伦比亚来到这里后，走了上百次这条路，把公交车时间掐得分毫不差。 弗朗西斯科后裤袋里装着她不知道的东西：两张机票，当天下午刚刚确认，下星期飞往布卡拉曼加。厨房里那个玻璃罐攒了八个月的硬币，八个月没买新电视机。他打算在今晚下班时拿出来给她一个惊喜。 “下星期的这时候，我们已经在去布卡拉曼加的路上了。”她笑着说，替他整了整衣领，好像他还是个五岁孩子。 “快了，亲爱的。”他说，手轻轻碰到裤袋里那两张机票，决定等午夜的钟声敲响时再告诉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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