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到那天，我被处长拍桌骂迟到

省委大院门口的哨兵查验完我的证件，抬手敬了个礼。我看了看手表，九点四十七分，比约定时间晚了十七分钟。

穿过那道有些年头的门楼，两侧的梧桐树遮天蔽日，把阳光筛成细碎的光斑落在柏油路上。我穿着一件半旧的藏青色夹克，拎着一个普通的黑色公文包，看上去和来省委办事的基层干部没什么两样。没有人注意到我，也没有人知道我是谁。

办公厅在省委主楼三层。我沿着有些磨损的水磨石楼梯走上去，楼道里很安静，只有某个办公室隐约传来电话铃声。走廊尽头挂着“办公厅”的牌子，我推门进去，外间几个工作人员抬头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去继续忙手里的活。

“同志，我找一下赵处长。”我说。

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指了指最里面那间虚掩着的门：“赵处在，你直接进去吧。”

我走到门口，轻轻敲了两下。里面没回应。我又敲了两下，听见一声极不耐烦的“进来”。

推开门，一股浓重的烟味扑面而来。屋里坐着一个五十岁上下的男人，头发梳得一丝不乱，白衬衫外面套着一件深灰色的鸡心领羊绒衫，正低头看一份文件。他抬了抬眼皮，目光从文件上方扫过来，在我身上停了一秒，又落回文件上。

“什么事？”他的声音很冷。

“赵处长，我是来报到的。”我说。

他这才放下手里的文件，但并没有让我坐的意思。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眼，嘴角微微往下撇了一下，那表情像是看到了什么让他不痛快的东西。

“报什么到？哪个部门的？”

“中纪委第三巡视组。”我说，“按计划今天来省委对接。”

赵处长的手顿了一下，抬起头，表情变得微妙起来。他盯着我看了好几秒，然后慢慢靠回椅背，从鼻子里哼出一声冷笑。

“中纪委？”他摇了摇头，“你一个人？就这么来了？”

“对，我先过来对接，其他同志后天到。”

赵处长突然站了起来，双手撑在办公桌上，身体前倾，声音猛地拔高了八度：“你知不知道今天几点？你看看现在几点了！九点五十！让你九点半到，你迟到了二十分钟！你当这是什么地方？菜市场吗？”

他的声音很大，大得外间的人都停下了手里的工作，有人探头往这边张望。

我站着没动，只是平静地看着他。

“巡视组的人我见多了，哪个不是提前来等着的？你倒好，一个人，拎个包，随随便便就来了。你以为巡视组是来走亲戚的？”赵处长的巴掌“啪”地拍在桌面上，震得茶杯盖叮当响了一声，“你们组长呢？让你们组长亲自来！你回去告诉他，就说我说的，省委不是他想来就来、想迟到就迟到的地儿！”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眼睛一直盯着我，眼神里有一种不加掩饰的轻蔑和跋扈。在他眼里，我大概就是个不懂规矩的办事员，或者顶多是个跑腿的联络人。

我没说话，只是把公文包放到旁边的椅子上，拉链拉开，从里面取出一个蓝皮证件，翻开，正面朝他，放到他面前的办公桌上。

“赵处长，”我的声音不大，但很清晰，“认识这个吗？”

他愣了一下，低头去看。证件页面上，“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几个字下面是“第三巡视组”，再下面是我的照片、姓名和职务。

“组长”两个字，清清楚楚。

赵处长的脸色在一瞬间发生了极其复杂的变化。他脸上的怒色还没来得及收，就那么僵在那儿，像面具一样扣在脸上。他的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但一个字也没说出来。

房间里安静极了，安静得能听见窗外梧桐树叶被风吹动的沙沙声。

他把我的证件拿起来，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手似乎有点抖。然后他抬头看我，眼神完全变了——从刚才的轻蔑跋扈，变成了难以掩饰的惊愕和惶恐。

“您……您是……”

“陈默。”我说，“第三巡视组组长。”

赵处长的喉咙上下滚了一下。

“赵处长，”我收起证件，放回包里，“刚才的话，我都听清楚了。你说的没错，我迟到了十七分钟，这件事我认。但你刚才说的那些话，做的事，我一个字都不会忘。”

我拉上公文包的拉链，把它提起来，目光平视着他。

“麻烦你转告省委办公厅，我下午三点再来，希望到时候，该在的人都在。”

说完我转身就走。

身后，赵处长似乎想追上来，又迈不动步子。我走到外间的时候，那几个工作人员齐刷刷地站起来，一个个脸色发白，没有人敢看我的眼睛。

我走出省委主楼，阳光重新照在身上。我没有回头，但我知道，三楼那扇窗户后面，有一双眼睛正死死地盯着我的背影。

那个上午，省委大院里阳光很好，梧桐树影在地上轻轻摇曳。我走在树影里，脚步不疾不徐，心里却很沉。

因为我不是来耍威风的。

我是来查人的。

而赵处长，只不过是我踏进这扇门后，撞上的第一张脸。

一、任务

五天前，北京。

中纪委某间会议室的窗帘拉得很严实，只有投影仪的光线打在白墙上。坐在我旁边的老郑用激光笔点着屏幕上的几张照片，语调平缓得像在念一份气象报告。

“李明川，青山省委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五十七岁，在省委工作二十一年。妻子王某是省人民医院麻醉科主任，儿子李某在省城开了一家医疗器械公司。”

老郑按了一下遥控器，画面切换到几张银行流水。

“这家公司近三年来的流水非常不正常。大量进项来自省内多家公立医院，总额超过两个亿。而李某名下还有三套房产，其中一套在海南，一套在北京，总市值……”

他顿了顿，看了我一眼。

“一千七百多万。”

会议室里很安静，有人轻轻咳嗽了一声。我看着投影上的那些数字，心里没什么波澜。做了这么多年纪检工作，钱的事，见的太多了。

“但李明川这个人，”老郑关掉激光笔，坐直身体，“在省里的风评并不差。他工作能力很强，在办公厅干了这么多年，上上下下都说他勤勉。省委主要领导对他也很信任。”

“去年下半年，省里有一批干部被调整，其中好几个是李明川推荐的。”另一个同事补充道，“所以我们怀疑，他利用职务便利，在干部调整、项目审批、医疗设备采购这几个口子上，都有利益输送。”

老郑点头：“线索很多，但缺硬证据。所以这次派第三巡视组去青山省，明面上是常规巡视，实际上重点就是李明川。你去了以后，不要打草惊蛇。”

我“嗯”了一声。

“还有，”老郑说，“青山省那边的人，鼻子都很灵。你到那边之后，先别亮身份，按程序对接。看看他们什么态度。”

我笑着说：“你怕他们给我下马威？”

老郑也笑了：“下马威？那倒要看看，谁敢给你陈默下马威。”

话虽这么说，但当天晚上从单位出来，我还是一个人去吃了一碗面。坐在小馆子里，隔壁桌的电视在播新闻，主持人字正腔圆地念着某省省委会议的报道。我低头吃面，心里想的是另一件事：一个省委副秘书长，如果真有问题，那他在省里的根子会有多深？他身边的人，会有多少？

赵处长拍桌子的那一幕，我已经预感到会发生些什么。只是没想到，会来得这么快，这么直接。

二、报到

从省委主楼出来，我没有走远。沿着省委大院外的围墙走了一段路，拐进一条小街，找了一家不起眼的面馆坐下。要了一碗牛肉面，十二块钱，面汤很清，牛肉片切得薄薄的，摆了几片青菜。

我慢慢吃着，脑子里回放着刚才那十几分钟里的每一个细节。

赵处长拍桌子时的表情，他看我的眼神，他那些话里的“你们组长”、“让你们组长亲自来”——这些都不像是一时冲动。一个在省委办公厅干了十几年的人，什么场面没见过？什么样的人来报到，该怎么接待，他不可能不懂。

可是他却拍了桌子。

为什么？

因为他真的不知道我是谁。在他眼里，一个穿着旧夹克、拎着黑包、一个人来报到的中年男人，怎么看都不像是中纪委巡视组的人。巡视组下来，哪个不是前呼后拥，省委办公厅提前好几天就开始准备接待？他大概以为我是某个借调到巡视组帮忙的小角色，或者是哪个部门的普通干部。

这倒也正常。

但正常之外，还有一层东西。赵处长那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跋扈和轻慢，不是装出来的。那是一个人在一个位置上坐久了，对“不配他重视的人”习惯性的碾压。在他的认知里，来省委办事的人，就该小心翼翼、毕恭毕敬，哪怕你是中纪委的。

如果是别人被这么拍桌骂了一顿，可能就忍了。毕竟在别人地盘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赵处长没想到，他今天拍桌子的对象，是巡视组组长本人。

这不怪他。是我故意没亮身份。

按原来的计划，巡视组来青山省之前，应该先和省委办公厅联系，由他们安排对接。但我提前三天到了省城，谁也没通知，就是想把这次对接当成一次“火力侦察”。我想看看，在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省委机关会怎么对待一个陌生的来访者。

结果，赵处长给我上了第一课。

面吃完了，我付了钱，走出面馆。手机震了一下，是组里的小周发来的微信：“陈组长，我们后天上午到。你在那边怎么样？”

我回了一句：“还好。按原计划。”

发完消息，我把手机放回口袋，沿着小街慢慢走。街边的银杏树叶子已经微微泛黄，风一吹，几片叶子落在人行道上。我踩着一片叶子走过去，心里盘算着下午的事。

赵处长应该已经把上午的事上报了。不出意外的话，省委办公厅现在应该正在开会研究对策。他们可能会打电话到北京，核实我的身份；也可能会直接联系我，安排下午的“正式接待”。

不管是哪种，我都不着急。

下午两点半，我准时出现在省委大院门口。哨兵还是那个哨兵，但这次他看我的眼神明显不一样了——多了几分拘谨和恭敬。我点了点头，走进去。

还没走到主楼门口，一个穿着深色西装的中年男人快步迎了上来。他个子不高，圆脸，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两个酒窝显得很和善。

“陈组长！陈组长您好！”他远远就伸出手来，“我是办公厅副主任宋启明，上午的事……”

他握住我的手，表情诚恳得近乎谦卑：“实在对不住！赵立群他……上午是忙昏了头，又赶上一份急件出了岔子，心情不好，就冲着您发火了。他真不知道是您啊！陈组长，您别往心里去……”

我没有抽回手，也没有笑，只是平静地看着他。

“宋主任，”我说，“我来省委，不是来闹情绪的。上午的事，咱们先放一放。我今天来，就是按程序对接巡视工作的。麻烦你带我去见省委主要负责同志。”

宋启明连忙点头：“好，好！省委孙副书记已经在等着您了。他让我下楼来接您。陈组长，这边请！”

他侧身做出“请”的手势，然后快走两步在前面带路。走了几步，他又回头看我一眼，似乎想说什么，嘴唇动了动，到底没说。

电梯上到四楼，宋启明带我走到一间办公室门口，门虚掩着。他轻轻敲了敲门，里面传来一个温和的声音：“请进。”

宋启明推开门，我走了进去。

办公室里坐着一个六十岁左右的男人，头发花白，戴着一副银边眼镜，眉眼之间透着一种学者气质。他站起来，从办公桌后面走出来，朝我伸出手。

“陈默同志，欢迎来青山省。”

我握住他的手，感觉他的手掌干燥、温热，力度恰到好处。

“孙副书记，打扰了。”

“哪里的话。”他示意我坐下，又对宋启明说，“启明，泡茶。”

孙建国，青山省委副书记。来之前我看过他的资料：在青山省干了十五年，分管党建和干部工作，和李明川的关系比较密切。但这些都是面上信息，具体什么情况，还得靠后面的工作去摸。

他在我对面坐下，先是寒暄了几句——问我什么时候到的、住哪家宾馆、生活上有没有什么需要。我一一回答，话说得不多，但也没端架子。他提上午的事，说：“上午的事，我听说了。赵立群同志脾气急，方式方法有问题。办公厅那边，我已经安排他做检讨了。陈组长，这件事，我代表省委办公厅向你道歉。”

他说得诚恳，但我注意到他的措辞：“代表省委办公厅”。

我摇了摇头：“孙副书记言重了。上午的事，我当时就已经说清楚了：我迟到是事实，这一点我也有责任。赵处长批评我，批评得对不对另说，但态度粗暴、作风霸道，这个不能说不存在。不过，这些都不是我来这里的主要矛盾。”

我顿了顿，看着孙建国的眼睛：“我这次来，是带着巡视任务来的。希望省委方面全力配合。上午那种事，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我希望以后不要再发生。这不光是对我个人，更是对中央巡视工作的尊重。”

孙建国推了推眼镜，点头：“陈组长放心，保证不会再有下一次。赵立群同志，我们也会严肃处理。”

我没接这个话，而是说：“后天，我们巡视组其他同志就到。到时候需要省委提供办公场地、车辆保障和联络人员。具体事项，我会让组里的同志跟办公厅对接。”

“好，没问题。”孙建国答应得很爽快。

又聊了几句，我起身告辞。宋启明送我下楼，一路上不停地说话，什么“陈组长您多包涵”、“赵立群那个人就是那样，但人心眼不坏”、“咱们省委的同志们都很配合巡视工作”——我一边听，一边“嗯嗯”应着，没多说什么。

走到主楼门口，我停下脚步，转身对宋启明说：“宋主任，麻烦你转告赵处长一句话。”

宋启明立刻站住，表情有些紧张：“您说。”

“让他好好准备一下。”我说，“三天之内，我会找他谈话。”

宋启明的脸色微微变了一下，但很快恢复了笑脸：“好，好，我转告他。”

我点了点头，转身走了。

出了省委大院，我站在马路对面等红灯。手机又响了，这次是个陌生号码。我接起来，对方是一个女人的声音：“陈组长，我是青山省委办公厅的小林。领导让我问一下，您住哪个酒店？晚上我们安排……”

“不用了。”我说，“我住的地方，巡视组统一安排。不用你们费心。”

挂了电话，我在路边站了一会儿。天边有云慢慢飘过来，遮住了太阳，光线一下子暗了下来。风吹得梧桐叶子簌簌作响，有一片落在我的肩头。

我伸手把叶子拿下来，看了一眼，然后松手，让它落进路边的花坛里。

赵处长的这一场戏，只是一个开始。

真正的大幕，还在后面。

三、初到

巡视组驻地设在省城市郊的一家宾馆，叫“青山宾馆”。名字虽然叫宾馆，实际上是个半封闭的院子，几栋小楼围着一片草坪，门口有伸缩门和保安亭。省委办公厅提前打了招呼，把我们安排在三号楼，一整层都腾了出来。

我比组里的同志早到两天，这两天里，我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把宾馆周边的环境摸了一遍。哪条路通哪儿、哪个门进哪栋楼、大堂的监控探头朝向哪儿、前后门各是什么情况——这些看似琐碎，但对巡视组来说很重要。我们查的是省里的高官，谁知道会不会有人狗急跳墙。

第二件事，约了青山省纪委的一位老熟人吃了顿饭。这人姓方，青山省纪委常委，我们多年前在北京培训时同住过一个宿舍。他见了我，第一句话是：“你怎么来了？还这么低调。”

我说：“巡视组来青山，不是例行公事吗？有什么高调低调的。”

老方笑了笑，给我倒茶：“行，你跟我还藏着。李明川的事，是不是？”

我没承认也没否认，只是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陈默，我提醒你一句。”老方的表情认真起来，“青山省的水，比你想的深。李明川这个人，能量很大。他的关系网遍布全省，甚至伸到上面。你这次来，要动他，不容易。”

“我什么也没说。”我放下茶杯，“不过你既然提了，那我就听进去了。”

老方看着我，叹了口气：“我干纪检这么多年，最怕的就是查自己人。李明川在省委干了一辈子，人脉广、根基深，光办公厅一个处室，他提起来的人就占一半。你要动他，得先把这些外围的人捋清楚。”

我点点头。

第三件事，我去了省人民医院。

当然，我是以普通患者身份去的。挂了个号，在内科门诊外面排队。我穿着那件旧夹克，和周围的病人没什么区别。等了大概四十分钟，轮到我，医生问了几句，开了点胃药。我拿着处方单出门，没去药房，而是拐了个弯，在医院的行政楼前站了一会儿。

那是麻醉科所在的地方。

我没有进去，只是在外面远远地看了一眼。三楼窗户上贴着“麻醉科”的蓝色字牌，窗台外摆着两盆绿萝，长势很好。

转身离开的时候，我在心里记下了：这里，是李明川妻子工作的地方。

两天时间很快过去。第三天上午，巡视组其他五名同志抵达青山宾馆。分别是：老周，副巡视员，五十出头，在纪委系统干了三十年；小周，联络员，三十岁出头，细心能干；大刘，从审计署借调过来的，擅长查账；小孙，从最高检借调的，法律方面很熟；还有小林，组里唯一的女同志，文字材料方面很拿手。

大家安顿好之后，我召集开了一个短会。

“青山省的情况，大家来之前都看过材料了。”我站在窗边，看着外面的草坪，“这次巡视，明面上是常规巡视，但我们心里要有数。省委办公厅主任李明川，是重点对象。”

老周问：“省委那边怎么样？配合吗？”

“目前来看，表面配合。”我说，“不过，我来报到那天，被办公厅一个处长拍桌子骂了一顿。”

几个人面面相觑。

“后来知道是我了，态度一百八十度转弯。”我淡淡地说，“这件事先放着，以后再说。”

我走到桌前，坐下来，翻开笔记本：“现在分下工。大刘，你负责调取省政府近三年来的采购台账，重点是医疗设备和药品。小孙，你负责梳理省委组织部近两年的干部调整名单，和医疗系统有关联的都要标注。老周，你和我一起，从外围走访入手。小周，你负责和省委办公厅对接，把明面上需要提交的材料清单要过来，同时留意他们的反应。小林，你负责会议记录和材料整理，另外，住下来之后，所有人的手机都交给你统一保管，对外联系一律用巡视组的固定电话。”

分完工，我合上笔记本：“从今天起，我们正式进驻。大家记住，在这个院子里，我们代表的是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任何事，都要经得起检验。”

几个人点头。

当天下午，省委办公厅派人送来了办公设备：两台电脑、一台打印机、几箱打印纸。来的人是宋启明，他亲自带着人来的，见面先客客气气地跟我握手，问还有什么需要。我说暂时没有，辛苦宋主任了。

他走后不久，小周进来跟我说：“陈组长，宋启明留了个信封。”

“什么信封？”

小周递过来一个白色的信封，是宾馆的信封。我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叠餐券——青山宾馆自助餐厅的，二十张。

“他什么意思？”小周问。

我把餐券翻过来看了看，背面是空白的。“放在那。”我说，“等走的时候一起退还。”

小周点点头出去了。

晚上吃饭，我们在自助餐厅碰巧遇到了赵立群。他端着餐盘，正和几个人说着什么。看见我们进来，他脸上的笑容明显僵了一下。我端着盘子走过去打菜，在他旁边不远的地方站定。

“赵处长，这么巧。”

赵立群整个人像触电一样转过来，看我的眼神里带着几分恐惧：“陈……陈组长。”

他旁边那几个人也都停下了动作，有些不知所措地看着我。

“吃好喝好。”我朝他笑了笑，然后端着盘子走了。

小周跟在我身后，小声问：“陈组长，你刚才笑那一下，我怎么觉得比拍桌子还吓人？”

我没说话，夹了一块排骨放进盘子里。

四、暗流

巡视组进驻后的第一个星期，波澜不惊。

我们按计划调阅了一批文件资料，走访了几个基层单位，开了几场座谈会。省委这边的配合看不出有什么问题，材料送达及时，联络员随叫随到，安排也很周到。

但太周到了。

会议室里永远摆着鲜花和果盘，走访的单位明显提前做了准备，座谈会上发言的人都拿着写好的稿子念，内容空洞、毫无实质。我们想要的东西，有的被有意无意地推诿，有的虽然交上来了，但一看就是筛选过的。

老周经验丰富，第一周下来就找我聊：“陈组长，青山这边，外松内紧。面上是配合我们，实际上处处设防。给的材料都是无关痛痒的，谈话的人也明显有顾忌。这样下去，巡视变成走过场，查不到东西的。”

我点头：“所以，得换个方式。”

第二周开始，我调整了策略。表面上，我让小周继续按部就班地和省委办公厅对接，维持明面上的“平静”。暗地里，我带着老周和小孙，开始接触一些“关键人物”。

第一个重点接触的，是省卫健委一位退休的老干部，姓吴。这人曾经在青山省卫生系统干了很多年，和省人民医院的王某（李明川的妻子）有过交集。我们约在一家茶楼见面，对方来之前犹豫了很久，最后还是来了。

“陈组长，我就直说了。”吴老已经快七十岁，头发全白，但精神还不错，“王某的事，我早就向有关部门反映过。她利用麻醉科主任的身份，主导了医院多批麻醉设备的采购。每次招标，她都有话语权。后来有一次，一个外地的供应商来找我，说他们的设备条件更好、价格更低，但就是进不了青山省的医院。我当时已经调离了，没权管了。”

“具体是哪几年的事？”老周问。

“大概是2015年到2020年之间。”吴老说，“那几年，省人民医院的麻醉设备采购量很大，而且价格明显偏高。我记得有一次，一台进口的麻醉监护仪，中标价比市场价高出差不多二十万。”

小孙在笔记本上记录。我端详着吴老的表情：“当时你为什么没有继续反映？”

吴老苦笑了一下：“我反映了一次，后来就有人找我谈话。不点名，不追责，只是‘请我注意分寸’。再后来，我手底下一个年轻人被调走了。我就明白了，这不是我能碰的。”

他沉默了一会儿，又说：“陈组长，我这一辈子，没做过什么了不起的事。但这件事，这么多年一直压在我心里。如果你们真能查，我就配合。”

从茶楼出来，天色已经暗了。我们开车回宾馆的路上，老周说：“这个吴老讲的情况，和之前掌握的线索对上了。关键是，那几批设备采购的招标文件和中标记录，被他们销毁或者藏起来了。没有纸面证据，光靠口供很难突破。”

“那就要想办法找到那个外地供应商。”我说。

与此同时，省委那边也在动。

那天晚上，李明川主动来拜访了。

他来得不算太晚，八点多。我正好在房间里看材料，小周敲门说：“陈组长，省委办公厅的李主任来了。”

我放下材料，站起来。李明川推门进来，这位我在资料上看过很多遍的人，终于出现在眼前。

他比照片上显得瘦一些，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夹克，脸上带着温和的笑容。五十七岁的人，头发已经有些稀疏，但精神很好，腰杆挺得笔直。

“陈组长，打扰了。”他伸出手，我握了握。

“李主任，请坐。”

他在沙发上坐下，环顾了一下房间，说：“陈组长，条件简陋了点。要是有什么需要，尽管跟我说，我来安排。”

“不用，挺好的。”我在他对面坐下，看着他。

李明川这个人，笑起来很真诚。如果不是事先掌握了那些线索，我很难把眼前这个人和腐败分子联系起来。但越是这样的人，才越危险。

“陈组长来了快两周了，我一直想找机会来拜访，又怕打扰你们工作。”他叹了口气，“你们是来帮我们‘体检’的，我们欢迎还来不及呢。”

“李主任太客气了。”我说，“巡视工作，就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只要省委配合，我们争取把事情做好。”

“一定配合。”李明川点头。

他坐了一会儿，聊了些有的没的——问我们住得习惯不习惯、食堂的饭菜合不合口味、组里同志有没有什么困难。我一一回答，不动声色。他也不着急，慢条斯理地唠家常。

临走的时候，他忽然说了一句：“对了，陈组长。听办公厅的同志说，你报到那天，赵立群对你不太礼貌。这件事，我已经让他做了深刻检讨。赵立群同志在工作态度上，确实有需要改进的地方。但这个人，对工作还是很认真负责的。陈组长大人大量，别跟他一般计较。”

我笑了笑：“李主任放心，这件事我已经说过了，翻篇。”

李明川看着我，也笑了笑，然后告辞了。

送走他，老周从隔壁房间过来，问：“他来干什么？”

“探底。”我说，“看看我们掌握了多少，也看看我这个组长，是什么态度。”

“那你怎么说？”

“我什么也没说。”

五、变故

第三周，事情有了转机。

大刘在审计材料里发现了一个细节：2020年省人民医院采购的一批麻醉设备，中标公司是一家名叫“康源”的医疗器械公司。这家公司的法人代表，是一个叫“林志强”的人。但进一步查工商信息后发现，林志强名下还有另一家公司——“恒泰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而恒泰医疗的股东名单里，有一个名字：李浩然。

李浩然，就是李明川的儿子。

这个发现让整个巡视组都兴奋起来。大刘说：“李明川的儿子通过康源公司中标省人民医院的设备采购，但这个康源公司本身和恒泰医疗有没有关系，还需要进一步查。不过从资金流向来看，康源公司收到货款之后，三天内就把其中百分之四十转给了恒泰医疗。”

“这是典型的利益输送。”小孙说，“但还需要确定，省人民医院那批设备的中标过程，有没有人为干预。”

我沉吟片刻：“继续查资金。同时，小孙，你重点查一下那批设备采购的招标文件，看是哪个环节被做了手脚。如果能找到当初参与评审的专家，最好能拿到旁证。”

然而就在我们准备深入调查的时候，意外发生了。

那天上午，老方给我打来电话：“陈默，出事了。”

“什么事？”

“省人民医院麻醉科一个护士，昨天晚上从她家楼上摔下来，现在在医院抢救。”

我放下手机，心里“咯噔”一下。老方接着说：“这个护士叫陈小燕，今年三十二岁，在麻醉科干了八年。前段时间，有人看到她在科室里跟王某争吵过。具体因为什么不清楚。但没过多久，她就出事了。”

“是意外还是……”

“不知道。警方已经介入了，但具体结论还没出来。不过，陈默，你要有个准备。如果这件事和王某有关，那说明他们已经开始灭口了。”

我沉默了几秒钟：“我知道了。”

挂掉电话，我把老周叫过来，跟他简单说了情况。老周的脸色也严肃起来：“如果真的是灭口，那咱们就得更快了。拖得越久，变数越大。”

当天下午，我独自去了趟省人民医院。

陈小燕还在重症监护室。我找到了她的丈夫，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蹲在ICU外面的走廊上，头低着，两只手插在头发里。

“你是陈小燕的家属？”我在他旁边坐下。

他抬起头，眼眶是红的：“你是什么人？”

“我是中央纪委的工作人员。”我说，“陈小燕的事，我们想了解一下情况。”

男人的眼神里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他沉默了很久，才开口：“小燕她……一直很害怕。最近几个月，她总是说工作压力大，有时候半夜醒来就哭。我问她，她什么也不肯说。后来有一天，她跟我说，她想辞职，不想在麻醉科干了。我问她为什么，她说……她说那个地方太脏了。”

“她说没说具体什么事？”

男人摇了摇头：“她没细说。但她说过一句话……”

他低下头，声音颤抖：“她说，她手里有一样东西，如果放出去，有人要坐牢。”

我心里一凛：“什么东西？在哪儿？”

“我不知道。她没告诉我。”男人的眼泪掉下来，“我也问她，她就是不肯说。她说她知道得太多了，有人盯着她。我还觉得她是不是精神出了问题……”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小燕同志现在的情况，医院怎么说？”

“医生说要观察，暂时还没脱离危险。”他抹了一把脸，“领导，你告诉我，小燕是不是因为工作上的事，被人害了？”

我看着他，慢慢地说：“不管是不是，你放心，我们都会查清楚。”

走出医院，天阴沉沉的，像是要下雨。我的脚步很重，每一步都像踩在棉花上。

一个三十二岁的护士，年轻的生命，此刻正躺在ICU里。她说自己手里有东西，能让某些人坐牢。那这个东西，现在在哪里？

六、亮证

当天晚上，省委办公厅打来电话，说省委孙副书记要见我。

我去了省委。

这次进省委大院，没有人再拍桌骂我。门口哨兵敬礼，宋启明亲自到楼下迎接，全程小心翼翼。电梯里，他几次欲言又止，我也没有说话。

孙建国的办公室亮着灯。他见我进来，让秘书关上门。

“陈组长，医院那个护士的事，你知道了？”他开门见山。

我点了点头。

“我刚刚和公安的同志通了电话。”孙建国说，“目前初步判断是意外。她从阳台收衣服的时候失足摔下去的。当然，调查还在继续，有新的进展我会第一时间通报你们。”

“孙副书记，”我看着他，“如果仅仅是意外，那最好不过。但据我了解，陈小燕最近几个月情绪一直不稳定，而且她和麻醉科主任王某有过冲突。这些情况，公安的同志了解吗？”

孙建国的眉头微微皱了一下：“陈组长的意思是，这件事可能和王某有关？”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说，“我只是觉得，一个年轻护士突然坠楼，既然有这些背景情况，调查的时候就该一并考虑。这样才能排除疑点，给家属一个交代。”

孙建国沉默了片刻，点了点头：“你说得对。我会让公安方面把这个情况纳入调查范围。”

我站起来准备走。孙建国忽然叫住我：“陈组长，我想跟你交个底。”

我转过身。

“青山省的问题，我不是完全没有感觉。”他摘下眼镜，揉了揉鼻梁，“有些事，积重难返。我在这里干了十五年，很多事不是想不动就能不动的。但作为一个党员干部，我的底线还在。”

我看着他，揣测着他这番话的用意。

“陈小燕的事，如果查出来有问题，不管牵扯到谁，我绝不包庇。”他重新戴上眼镜，看着我，“我说到做到。”

“孙副书记能这样想，是好事。”我缓缓地说，“我们巡视组的职责，就是帮省委把问题查清楚、解决好。只要大家目标一致，事情就能办好。”

回到宾馆，我翻来覆去睡不着。凌晨三点多，我起来打开台灯，点了一支烟。窗外夜色深沉，青山市仿佛也睡着了。

我在想，陈小燕说的“手里有东西”，到底是什么？如果真的很重要，那她会不会有备份？她的手机、电脑、笔记本，有没有可能存着那份“东西”？

第二天一早，我安排小孙去陈小燕家里查看，重点找手机、电脑、日记本。同时，我让大刘继续深挖康源公司和恒泰医疗的资金往来，务必找到李明川儿子直接获益的证据。

当天中午，小孙从陈小燕家打来电话：“陈组长，找到了。”

“什么东西？”

“一个U盘。”小孙说，“藏在衣柜最底层一个装卫生巾的盒子里。陈小燕的丈夫配合我们一起找的，说那个盒子平时谁也不会碰。”

“U盘里什么内容？”

“有一份文件，和一些照片。文件是2019年省人民医院麻醉设备采购的评审打分表和一条修改记录。照片是王某和康源公司的人在一家酒店见面的照片，拍摄时间是2019年5月。那时候正好是那批设备招标之前。”

我吸了一口气：“东西先带回来，别声张。”

小孙说好。

这个U盘的出现，让整个调查有了质的突破。但与此同时，我也清楚：既然陈小燕手里有这个东西，那对方一定也知道。他们不会坐以待毙。

果然，第二天下午，赵立群来了。

他这次没拍桌子。相反，他坐在会议室的椅子上，两只手绞在一起，表情很紧张。

“陈组长，我想跟您谈谈。”他说。

“谈什么？”

赵立群抬头看我，嘴唇动了动，好一会儿才说：“谈……李明川。”

我看着他，没有说话。

赵立群深吸了一口气，像下定了某种决心：“陈组长，我知道你们在查什么。李明川的事，我知道一些。不是很多，但我知道，他儿子那家公司和省人民医院的采购，肯定有问题。”

“你为什么现在来找我？”我问。

赵立群苦笑了一下：“因为陈小燕的事，我害怕了。”

他低下头，双手绞得更紧：“我一个同事，陈小燕的闺蜜，她们私下说过一些话。陈小燕说她手里有证据，能证明王某收受康源公司的回扣。后来……后来陈小燕就摔下楼了。我越想越怕，怕下一个是我。”

“你知道她手里的证据是什么吗？”

“不清楚。但我知道，李明川前阵子让省委办公厅的人去查了巡视组的底。他跟我们说，能顶就顶住，顶不住就……就各顾各的。”

“各顾各的”四个字，透露出李明川的真实心态。这个人，已经准备弃车保帅了。

我看着赵立群，心里并没有恨意。这个人，一开始冲我拍桌子的时候那么嚣张，现在却像霜打了的茄子一样蔫。他不过是一个被吓坏了的小人物，想在风暴来临之前找一个避风港。

“赵处长，”我说，“你能来找我，说明你还有基本的是非观。上午的事，我早就不计较了。但你要明白，今天你来找我，就要为自己说的话负责。你愿意配合组织调查吗？”

赵立群点头：“我愿意。”

“那好。”我递给他一支烟，“抽支烟，慢慢说。”

七、收网

巡视组进驻第四个星期，调查取得了关键性突破。

U盘里的文件经过鉴定，是一份2019年省人民医院麻醉设备采购评审打分表。表格显示，某公司的评分被人为篡改过，修改痕迹的时间戳显示为评审前一天晚上。而照片则清晰地记录了王某与康源公司老板林志强在一家酒店包厢门口握手交谈的画面。

结合大刘查出的资金流水，利益链条已经基本清晰：康源公司通过不正常手段中标，获得货款后，将其中一部分作为回扣转入恒泰医疗公司账户。而恒泰医疗的股东李浩然，就是李明川的儿子。李明川利用职务之便，在省卫健委和医院层面打了招呼，默许、纵容甚至推动了康源公司的中标。

赵立群提供的信息，也补上了关键一环：李明川曾在办公厅会议上公开表示，“巡视组待不长，大家正常过日子，配合好表面工作就行”。

这已经不仅仅是“态度问题”了。

我把情况向老郑做了电话汇报。电话那头，老郑沉默了片刻，说：“证据确凿了。省委孙建国那边是什么态度？”

“孙建国前些天跟我说，他的底线还在。”我说，“但我不能确定他能不能靠得住。”

“再等等。你们先准备材料，时机成熟就行动。”

又过了一周，陈小燕苏醒了。

她在ICU里躺了二十天，终于脱离了生命危险。我让小林去医院看她，以巡视组的名义慰问。陈小燕的身体还很虚弱，但意识已经清楚。得知是中央巡视组的人来看她，她掉了很多眼泪。

她告诉小林：U盘里的文件，是她从一台旧电脑里无意中发现的。那是2019年采购评审之前，科室主任王某让她去整理旧文件，她在回收站里发现了被删除的打分表。出于好奇，她恢复了文件，发现有两家公司的评分被对调了。她留了个心眼，保存了备份。后来王某开始针对她，给她安排高强度的工作，还找各种理由扣奖金。

陈小燕没有说更多。但小林说，她最后说了一句：“我以为我会死。既然没死，我就什么都不怕了。”

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坐在办公室的椅子上，看着窗外。天已经晴了，秋天的阳光柔和而温暖。我点了一支烟，吸了一口，然后摁灭在烟灰缸里。

当天下午，我带着老周和小孙去见了孙建国。在他办公室，我把掌握的证据摊在桌上。

孙建国看着那些照片和文件，脸色一点点变得苍白。

“事实就是事实。”我说，“孙副书记，中央巡视组此行的任务之一，就是核查关于李明川的问题。现在证据已经比较充分，我们需要省委协助，立即对李明川采取措施。”

孙建国沉默了很长时间。最后，他摘下眼镜，用袖子擦了擦镜片，重新戴上。

“好。”他说。

八、结局

李明川被带走的时候，我正在省委大楼的三楼。他走出办公室，看见了我，脚步停了一下。

他看着我，没有愤怒，也没有慌张，只是轻轻地摇了摇头。

“陈组长，”他说，“我没想到会这么快。”

“有些事，早做晚做，迟早要做。”

他点了点头，然后跟着省纪委的工作人员走了。

那一刻，他走得很平静，甚至有些释然。也许对于他来说，这一天早就预料到了。只是没想到，会以这样的方式到来。

赵立群来巡视组驻地找过我一次。他被免去了办公厅处长职务，调到了一个边缘部门。他坐在我对面，接过我递过去的烟，点着了。

“陈组长，谢谢。”

“谢我什么？”

“谢你没有一竿子把我打死。”他叹了口气，“说真的，那天拍桌骂你，是我这辈子做的最蠢的一件事。但我后来想，如果不是你，我可能到现在还跟着李明川混，越陷越深。”

我没接话，只是看着他。

“其实那天的火气，不全是冲你。”赵立群说，“那天上午，李明川把我叫去，说巡视组要来了，有些东西赶紧处理干净。我心里烦，又不敢跟他顶。你来了，我就把火撒你身上了。”

我笑了笑：“这大概就叫‘不打不相识’。”

他也笑了，笑容有些苦涩。

一个月后，第三巡视组的任务结束。我们向中央呈报了巡视情况，建议对李明川移送司法处理，王某涉嫌受贿问题另案处理，康源公司和恒泰医疗的相关人员由公安部门依法查处。

孙建国在巡视组离省前，到驻地来送行。他握着我的手说：“陈默，这次巡视，对青山省是一次刮骨疗毒。我这个副书记，也要反思。”

“孙副书记做的选择，我们都看到了。”我说，“守住底线，比什么都重要。”

他点了点头，目送我们的车离开。

回北京的高铁上，我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窗外的田野飞速后退。手机震了一下，是小林发来的消息：“陈组长，陈小燕说，等她身体好了，想请您吃饭。”

我回了一条：“告诉她，好好休养，吃饭就不必了。以后有什么困难，可以联系我们。”

发完消息，我靠在座位上，闭了闭眼睛。

车窗外的光线投在脸上，明暗交替。我想起了这一个月来经历的种种：赵立群的拍桌子，李明川深夜的拜访，陈小燕在ICU里流下的眼泪，还有那个藏在卫生巾盒子里的U盘。

巡视工作就是这样。没有多少惊天动地的瞬间，更多的时候，是在蛛丝马迹中寻找真相，在人性缝隙里撬开出口。有的案子，靠的是证据；有的案子，靠的是人自己选择站在哪一边。

而赵立群们、陈小燕们，甚至孙建国们，他们才是这个故事里最真实的部分。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位置上，做出了不同的选择。有人下沉，有人浮起，有人在最后关头抓住了一根绳子。

而我做的，只是把真相和正义，牢牢地握在手里。

车窗外，青山省的山脉已经远去。天边有云海翻涌，像一面巨大的镜子，映照着这片土地上发生过和正在发生的一切。

我拿出手机，给老郑发了一条消息：“任务完成。回京复命。”

打完这几个字，我收起手机，重新看向窗外。阳光穿过云层，洒下一片金光。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