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102年前后，黄州。
可这个少年成名的人，后来却在北宋党争中一次次被推离朝堂，甚至因为悼念苏轼再次获罪。
更有意思的是，仕途越往下走，他笔下的目光反而越靠近普通百姓。张耒真正精彩的地方，恰恰藏在这种人生落差里。
公元1102年前后，黄州。
张耒的人生已经走到了一个极其狼狈的阶段。
这个时候的他，早已不是初入仕途的小官。元祐年间，他曾长期在馆阁任职，做过秘书省正字、著作佐郎、秘书丞、史馆检讨、起居舍人；宋徽宗即位后，他又一度被召回朝廷，官至太常少卿。
更何况，张耒还有另一重身份——“苏门四学士”之一。
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后来并称苏门四学士。张耒是其中年纪最小的一位，却很早便进入二苏视野。
可到了黄州，一切都变了。
因为党争和政治处分，他被安置在这里，生活迅速陷入困顿。
为此，他不得不卖掉自己的小毛驴，后来又典当玉佩，在柯山附近租屋居住。
当地郡守见他生活艰难，曾想给他置办一份公田，让他种些豆麦蔬菜补贴日用，张耒却谢绝了。
从太常少卿到卖驴典玉，这中间的落差，比任何仕途坎坷四个字都更具体。
张耒并不是没有才华。
恰恰相反，他少年时代就已经成名。
他也不是没有政治经历。
甚至连这次跌入黄州，也不是因为贪腐或者明显失职。
更值得一提的是，张耒这一次遭受打击，还与苏轼有关。
1101年，苏轼在北归途中病逝。张耒当时在颍州任职，听到恩师去世的消息后，为苏轼举哀行服。
可当时围绕元祐旧党的政治清算并未完全停止，张耒公开悼念苏轼，也被赋予了政治意味。第二年，他再次遭贬，被安置黄州。
于是，张耒的人生出现了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场面。
晚年，他却因为与这个群体过于紧密的关系，一次次付出政治代价。
可如果把时间继续往前拨，会发现今天黄州这个清贫落魄的张耒，少年时代几乎是另一个人。
十七岁时，他写下一篇《函关赋》，很快传诵开来。
不久之后，他又走进陈州，见到了苏辙和苏轼。
那个时候的张耒，大概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几十年后的黄州生活，会穷到连一头小毛驴都留不住。
如果只看少年时代，张耒的人生几乎挑不出什么坎坷。
熙宁四年，也就是1071年，张耒在陈州从学于苏辙。也正是在这里，他经苏辙引荐，得以拜见苏轼。
这次相遇，对张耒很重要。
两年之后，张耒迎来了人生另一场高光。
熙宁六年，也就是1073年，他考中进士，正式进入仕途。
按照1054年的生年计算，此时的张耒还不到二十岁。
几年后，苏轼在密州修超然台，张耒虽然没有亲自到场，却写下《超然台赋》。
但少年得志并没有立刻变成仕途高飞。
中进士之后的十多年里，张耒长期在基层地方官职上辗转，做过主簿、县尉、县丞一类职位。官不大，俸禄也不高，家庭生活却不断出现压力，父母、前妻相继去世，家境逐渐窘迫。
这已经埋下了他一生最典型的矛盾。
张耒不是没有机会，只是机会一直来得断断续续。
元祐元年，也就是1086年，张耒的人生终于迎来真正意义上的上升期。
这一年，在范纯仁荐举下，张耒与黄庭坚、晁补之等人参加太学学士院考试，由苏轼命题。
考试之后，几人同时得到拔擢，张耒进入秘书省任正字。此后，他又历任著作佐郎、秘书丞、史馆检讨、起居舍人，在馆阁前后生活约八年。
这八年，对张耒而言不仅是做官。
后来，人们把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并称为“苏门四学士”。南宋汪藻谈到这个群体时，特别指出张耒年龄最小。
但张耒真正值得注意的，并不是“苏门四学士”这个名号。
而是他进入二苏门下以后，没有把自己的诗写成苏轼、苏辙的复制品。
这也让张耒的诗出现了一个很鲜明的方向——关注民生。
普通农民怎样劳作，粮食怎样缴纳，灾荒给百姓带来什么压力，这些并不风雅的现实，都能进入他的诗。《和晁应之悯农》《仓前村民输麦行》等作品，关注的正是底层百姓的生计。
他的乐府诗尤其突出。
后世周紫芝甚至将张耒的乐府推为“本朝第一”。 这当然是一家之评，却足以说明张耒在宋代诗坛并不是靠“苏门弟子”的身份获得位置。
更值得一提的是，他后来的人生越坎坷，这种诗歌倾向反而越明显。
长期在地方任职，使他真正接触过基层生活；仕途上的起伏，又让他比单纯身居馆阁时更容易理解普通人的困顿。
于是，张耒没有把所有失意都写成个人牢骚，而是不断把目光投向身边真实存在的人。
这才是他从二苏那里真正继承下来的东西。
张耒在馆阁最安稳的八年，很快就结束了。
张耒刚刚走到仕途高处，就不得不离开京城。
张耒仕途真正的转折，发生在他已经站稳脚跟之后。
这也是张耒一生中难得安稳的时期。
可1093年高太皇太后去世、宋哲宗亲政以后，朝廷政治风向发生变化。章惇等人重新进入政治中心，元祐时期得到重用的一批官员陆续受到冲击。
张耒的馆阁生活结束了。
1094年以后，他离开京城，辗转润州、宣州等地。随着政治处分不断加重，1097年又被贬到黄州监酒税，后来继续辗转地方。
从起居舍人到地方监酒税，落差不可谓不大。
但张耒真正的困境，还不是一次被贬。
而是反复。
政治环境稍有变化，他就可能重新得到起用；风向一旦改变，又会重新跌下去。
1100年宋徽宗即位后，张耒的命运终于出现转机。他重新得到任用，仕途一路恢复，甚至累官至太常少卿，后来又出任颍州、汝州知州。
经历多年外放和贬谪，张耒似乎终于熬了出来。
偏偏就在这时，苏轼去世了。
1101年，苏轼在北归途中病逝。张耒听到消息后，为这位影响自己一生的师友举哀。却因为朝政中新旧党争余波位息，张耒为苏轼举哀，也因此被卷入新的政治风浪。
1102年，他被贬为房州别驾，安置黄州。
张耒又回到了低谷。
而且这一次，他的生活比过去更加窘迫。
在黄州期间，他不得不卖掉坐骑的小毛驴，后来又典当玉佩，在柯山附近租屋居住。
当地郡守见他生活困难，想替他购置公田，让他种些豆粟蔬菜补贴生活，却被张耒婉言谢绝。
从少年成名到馆阁八年，从被贬监酒税到重新官至太常少卿，再到黄州卖驴典玉，张耒一生的坎坷从来不是简单的一路下降。
而是一次次刚刚站起来，又被政治风浪推回低处。
但也是在这样的生活里，他的诗越来越少了少年时代的意气，越来越多地转向农民、赋税、生计和普通人的艰难。
官场让他离权力中心越来越远。
他的笔，却离真实生活越来越近。
政和四年，也就是1114年，张耒去世，归葬淮安。
六十年人生，到这里结束。
十七岁时，他写《函关赋》，少年意气正盛；后来进入二苏门下，成为苏门四学士中最年轻的一人，又在馆阁度过多年高光岁月。
可人生后半程，迎接他的却是外放、复起、再贬，以及黄州清贫的生活。
只剩一个经历半生宦海起伏的老人，听着几片梧桐叶，在秋风中依旧有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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