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大放小」回头去看,是90年代国企改革最核心的一步,抓住关键少数,放开一般多数,集中力量抓好一批国有大型企业,同时放开放活量大面广的国有小企业。

国家认定大企业管命脉,小企业管不了命脉,那就把资源集中给大企业,小企业放手让其自谋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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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吴邦国谈“抓大放小”[J].刊授党校,1998,(6):18.

为应对国企亏损,1995-2003年实施「抓大放小」。

90年代初,国企大面积亏损。全国独立核算的国有企业亏损面1992年为22.7%,1994年扩大至32.7%。一边是国有经济不断铺新摊子,一边是效益严重下滑,小型企业亏损面最大、亏损率最高。

1995年9月,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正式提出「抓大放小」战略,决定集中资源保住大型骨干企业,放开放活量大面广的国有小企业。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对原本已十分困难的国企雪上加霜,到1997年底,国有大中型企业按划型标准共16874家,其中亏损企业6599家,占39.1%,出现约有三分之一亏损,三分之一无利或少利的局面。

危机让决策层更加确信,继续每一户国企都要救的思路已经走不通,必须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1997年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明确,并用三年左右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

1999年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专门决定,国企改革全面进入国有经济布局战略调整新阶段。2000年,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从6599户减至1800户,减少约70%。

2003年国资委成立后,改革重心转向国有大型企业监管,抓大放小阶段基本完成

提高经营效率:抓住关键少数,放开一般多数。

集中资源做强命脉行业。集中力量抓好一批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通过债转股、淘汰落后产能、分离办社会职能等措施,让大企业摆脱困境。大企业规模效应和资本优势得以充分发挥,在国家战略产业中承担骨干作用。

让中小企业走向市场。企业脱离行政干预,在市场竞争中寻找最适合自己的生存方式。大量国有小企业通过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股份合作制、出售等形式改制。地方国企大部分通过产权和身份双置换转变为非国有企业。当时全国国有小企业改制涉及数十万户企业,数量庞大。

「抓大放小」在于要素流动与生产率提升。

战略实施释放了大量生产要素和技术资源,抓大提升了国有部门内生效率,放小带来从国有部门流向非国有部门间要素流动,促进了制造业整体配置效率的提高,贡献了1998—2007年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25%。

这场改革也留下了不可回避的另一面。

「抓大放小」与「下岗分流」几乎是同步推进,就业方式转型和社会关系重构带来较大压力,部分职工生活面临暂时困难,社保体系尚不健全,职工安置等问题需要持续完善,这一过程也为后续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积累了重要经验

部分地方在执行过程中,对放小的理解存在偏差,「放小」变成了「一放了之」一些原本还能正常经营的国有小企业被仓促改制,被淘汰出市场。资产评估和管理制度有待规范,个别环节存在国有资产处置不够审慎的情况,造成了改制过程中的国有资产流失,这些问题在改革推进中逐步得到重视,后续相关政策陆续跟进,为规范国资管理、完善改制程序提供了制度基础

对其他改革的参考意义。

「抓大放小」提供了一个基本方法论,改革不必一刀切,分类施策往往更有效。大企业和小企业问题性质不同,解决路径也应该不同,不能用同一套办法应对所有问题。该放的要果断放,该抓的要坚决抓。

另一个关键启示是:改革要敢于动存量。当时几十万家国有小企业改制,涉及大量资产和人员,但正是因为敢于动存量,才为后来的经济增长腾出了空间。放小短期有阵痛,但长期释放了市场活力。

改革不能只做增量调整,存量问题不解决,整体效率就上不去。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