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的海南乙堆村，三十五度，烈日把地面晒得发烫。
距村子两百米的土坡上，新土还没干透。
两排椰子树站在坡道两旁，茂密的叶片从树顶炸开来，像凝固的绿色焰火。
石雕师傅手里的电锯吱吱作响，一笔一划往墓碑上刻着三个字。
二零一七年八月十二日晚上九点，陵水黎族自治县英州镇母爸村委会乙堆村，一间不到十平方米的小瓦房里，九十岁的黄有良停止了呼吸。
去世前两天，她几乎没吃下什么东西。
她的儿子胡亚前守在旁边。
母亲念叨了一辈子的那桩官司，始终没有一个结果。
她死在第五个全球“慰安妇”纪念日的前两天。
随着她的离去，中国大陆起诉日本政府的“慰安妇”幸存者原告，全部辞世。
官方登记在册的大陆“慰安妇”幸存者，只剩下十四人。
而在抗战期间遭受同样命运的中国妇女，大约有二十万。
老人去世前一个礼拜，身上到处都疼。
严重风湿让她体重不足四十公斤，已经无法下床，只能蜷缩在那张漆色脱落的木床上。
今年六月九日，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的工作人员来看过她。
老人躺在老宅一间毛坯房的床上，腿上贴满了膏药。
她对来人说：我老了，我希望等我闭眼前，能讨回公道。
七十五年前，她被日军抓去的那个地方附近，也种着一片小椰树。
不远处有一人多高的木桩还在，是日军抓了人绑在上面打人用的。
那些木桩和那些椰树，比她记忆里的任何东西都活得久。
日子要往前数七十五年，回到那个让她恨了一辈子的年头。
一九四一年农历十月，陵水县田仔乡架马村。
十四岁的黄有良帮父亲种田。
那天她挑着稻笼，走到村外的水田去做活。
忽然听到几声吆喝，抬头一看，前面不远处站着一群日本兵。
她扔下稻笼，转身就往山里跑。
日本兵在后面紧追不放。
她跑得没了力气，被抓住。
一个满脸胡茬的日本兵抱住了她，另一个人撕开她的衣裙。
其他日本兵围在旁边发狂大笑。
黄有良抓起一只手，狠狠咬了下去。
那个日本兵痛得大叫一声，松开了手，暴怒之下举起刺刀朝她砍来。
这时候一个军官大声喝止了他。
那个军官用不太流利的中文对她说“姑娘别怕”，把几个士兵遣走了。
但接下来，他反过来搂抱黄有良。
她用力挣扎，他倒也没有强迫。
她以为没事了，便回到田里把稻笼挑回了家。
她不知道那个军官叫什么，只知道发音大概是“九壮”。
她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跟到了家门口。
他拦住她，把她抱进了卧室。
黄有良偷偷哭，忍着。
第二天日本兵又来了，她吓得躲了起来。
找不到她，日本兵就把她的父母推倒在地上毒打，逼他们做“四脚牛”——当地方言，四肢趴在地上。
黄有良听说后赶回来，再次被强奸。
那个叫“九壮”的军官认得她家的门，天天来。
只要她躲走，他就毒打她的父母。
关于这个“九壮”，史料中没有更多记载。
黄有良后来对志愿者陈丽菲回忆这段往事时，只留下了这些零碎的片段。
那个用一句“姑娘别怕”拦住刺刀的日本军官，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把她拖进了更深的深渊。
他比那些直接施暴的士兵更可怕——他用“救助”的姿态让她放松了警惕，然后用同一双手把她抱进了卧室。
十四岁的少女以为遇到了好人，等来的却是一个接一个的夜晚。
那一年她十四岁。
按照中国传统的虚岁算法，有些报道说她十五岁。
但无论是十四还是十五，她都只是一个孩子。
一九四二年三四月间，黄有良被日本兵抓走了。
他们把她押上军车，一路开到了藤桥。
藤桥在今天属于三亚市。
车子停在一座房前，门口有哨兵把守。
她被关了进去。
同一年四月二十一日，日军占领陵水县城后立即设立了慰安所。
四月底，驻廖次峒架马村据点的日军军官带着几名士兵开着卡车，闯进架马村，把黄有良和一批黎族少女一起押往藤桥日军分遣队营地，和先前抓来的一批妇女关在一起，强迫充当长期“慰安妇”。
那不是一座普通的房子。
那是一个慰安所。
海南三亚藤桥侵华日军慰安所旧址，后来被一场大火烧毁，只剩下残垣断壁还站在那里。
慰安所的日子是什么样的？
黄有良后来回忆说：白天做杂工，扫地，洗衣服。
夜间就有日本兵来找，一般是三个五个，有时还要陪着睡。
不听话就会挨打。
她很怕，被逼着只能“叫干”。
她被关了两年。
白天做苦力，夜晚受侮辱。
在那两年里，她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发生了什么。
她只知道每天天亮就要扫地洗衣，天黑就要等人来。
一九四四年六月，事情有了转机。
她的堂兄弟黄文昌冒着生命危险来到藤桥日军军营。
他告诉日军，黄有良的父亲死了，恳求放她回家给父亲送葬。
实际上这是为了解救她想出来的计策。
起初日军军官不答应。
黄有良不顾一切去找那个军官，趴在地上磕头。
她终于得到允许，条件是事情办完后必须马上回来。
她回了家。
父亲没有死。
父女俩搂在一起抱头痛哭。
但日军会再来抓她。
全家人商量之后做了一个决定——跑。
对外放出话说黄有良因父亲去世悲伤过度而自尽了。
然后一家人连夜逃离了故乡。
他们逃到了保亭，在山里躲了起来。
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日军投降，他们才回到家乡。
两年。
七百多个日夜。
十四岁进去，十六岁出来。
她逃出来了，但战争没有从她身上走开。
抗战胜利了。
黄有良回到了乙堆村。
村子还是那个村子，人还是那些人。
但有些事情不一样了。
村里人知道了她的过去。
流言蜚语像藤蔓一样爬满了这个封闭的黎族村寨。
黄有良后来亲口说：“由于我有这段经历，村里人，特别是小一辈的，不清楚，背后议论……骂我是给日本人睡觉的……”她不止一次地说：“这不是我的错啊，我是苦命的人！”
因为“被糟蹋过”，她只能嫁给一个得过麻风病的男人。
丈夫知道她的过去，看不起她，甚至打骂她。
孩子有时也会说母亲。
“丈夫要当干部，小孩入团入党，都不可以。”
她一生都在承受这些。
她的身体在慰安所里留下了难以痊愈的伤痛。
她的心灵也是。
疼痛、打针和药物，贯穿了她的晚年。
她坐在床上发呆，站在院子里看过路的人。
日子过得平静，几乎没有了时间的概念。
但她从不避讳讲起从前的苦难。
有人来看她，她就会很高兴。
来自上海、香港、日本等地的友好人士经常来探望。
二〇〇〇年，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和他的妻子陈丽菲陪同黄有良去寻找当年藤桥慰安所的遗址。
正赶上那栋房子遭遇火灾。
黄有良站在慰安所遗址前，百感交集。
她后来说，应该烧掉，因为那是痛苦的记忆。
但当苏智良问她愿不愿意去日本起诉时，老人回答得很坚定：“我愿意到日本，当他们的面，控诉他们。
要他们赔礼道歉。
我不怕。”
二〇〇一年七月十六日，黄有良、陈亚扁、林亚金、陈金玉、邓玉民、谭亚栋、黄玉凤、谭玉莲等八名海南“慰安妇”幸存者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
她们要求日本政府在中日两国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每位原告两千三百万日元——按当时汇率约合一百五十二万六千元人民币。
这些幸存者大都是海南的黎族或苗族。
她们遭受日军性暴力时都是未婚少女，年龄最小的十四岁，最年长的也不过十七岁。
二〇〇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上午九点半，七十四岁的黄有良从广州乘机飞往日本大阪，再转往东京。
她代表八名黎族妇女出庭作证。
十一月二十八日下午日本当地时间一点十分，黄有良在委托中日律师团日本律师和翻译胡月玲的陪同下，走进了东京地方裁判所。
她坐在证人席上，面对日本法官，一字一句讲述五十七年前那个十四岁少女的经历。
二〇〇六年八月三十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法院认定了当年的侵害事实。
但以“个人无权利起诉国家”为由，宣布原告败诉。
判决那天，黄有良知道了结果。
整整一天，她没有讲一句话，也没有吃一口饭。
幸存者们没有放弃。
她们上诉。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海南受害者再度出席东京高等法院开庭并作证。
二〇〇九年三月二十六日下午，东京高等法院作出二审判决，驳回原告方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并赔偿的诉求。
原告再度提出上诉。
二〇一〇年三月二日，日本最高法院第三小法庭决定驳回原告上诉，维持一、二审判决。
近十年的诉讼之路，在反复上诉与被驳回之间挣扎。
日本法院每次都认定了当年的侵害事实。
但每次都援引同一个理由——“个人无权利起诉国家”。
这个法律术语叫“国家无答责”。
意思是个人不能起诉国家。
所以无论侵害事实多么清楚，无论证据多么确凿，原告永远赢不了。
自一九九五年起，中国大陆二十四位日军“慰安妇”幸存者、四个起诉案控告日本政府，原告方全部败诉。
八名海南原告中，有人陆续去世。
二〇一七年八月十二日，黄有良成了最后一个离开的人。
随着她的去世，当初对日本政府提告的八名海南慰安妇，全都没能等到日本政府的道歉与赔偿。
黄有良的儿子胡亚前说，母亲生前经常念叨官司的事情，对没能打赢官司心有不甘。
二〇一四年，八十七岁的黄有良靠床而坐，吃力地向前探了探身子，焦急地问村干部：“没有告赢日本吗？
请你们再核实一下好吗？”
儿子在旁边叹息着摇了摇头。
她蹙着眉，喃喃自语般反复问：“怎么会没告倒日本呢？”
她抬起枯枝一般的手，蒙住了双眼。
二〇一七年八月十三日下午，黄有良的葬礼在乙堆村举行。
按照当地黎族传统仪式办理。
亲属和村里的乡亲都来为她送行。
灵柩封死后，先铺上一层黑色的布，再铺一层蓝色的布——这是黎族的习俗。
海南八月酷热，正午时分太阳直直地照下来。
送葬的队伍走在两排椰子树之间。
椰子正是成熟的季节。
树叶从顶部炸开来，像凝固的绿色焰火。
黄有良被安葬在距家两百米的土坡上。
她九十岁。
生于一九二七年。
去世时距离她十五岁被关进藤桥慰安所，过去了七十五年。
距离她十七岁逃出那个地方，过去了七十三年。
距离她七十四岁走进东京地方裁判所，过去了十六年。
她没有等到道歉。
她用一辈子等一个公道，没等到。
临死前她对儿子说：“我等不到裁定了，你们替我坚持下去。”
八月的海南乙堆村，三十五度。
椰子树的影子投在新坟上。
不远处，那些七十多年前的木桩还在，一人多高，是日军抓了人绑在上面打人用的。
草丛里还残存着一些烧焦的砖石——藤桥慰安所旧址的残骸。
风吹过来，椰树叶沙沙响。
那些叶子从树顶炸开来，像凝固的绿色焰火。
和七十五年前她在那附近看到的，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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