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顿饭吃得很闷。二叔坐在主位上，筷子搁在碗沿，话不多，但每一句都带着钝钝的分量。他说起他处里的新政策，说起他参加的那些会议，说起他见过的那些大人物。他说这些话的时候目光没有落在我爸身上，像在跟一桌子的空气说话。我爸坐在他对面，穿着一件洗得有些发硬的旧夹克，袖口的线头松了一根，他没有去扯。他只是一边听着，一边把碗里的饭一口一口地吃完了。那顿饭吃完的时候，二叔站起来拍了拍裤腿上并不存在的灰，说了一句话，你儿子这事，处里批下来之前谁也帮不了你。

我爸没有接话，把碗筷收进厨房洗了，在灶台前面站了一会儿，然后走到客厅的座机旁边，从柜子最深处摸出一本旧电话簿，翻到某一页，看了一会儿，拿起听筒拨了一个号码。他拨号的时候手指头在数字键上按得慢，像在重新确认一条很久没有走过的路，每个路口他都停下来辨认了一会儿，然后才继续往前走。

电话接通之后，我爸说了一句，老班长，是我，小周。然后他沉默了一会儿，电话那边的人说了什么。他握着听筒站在客厅里，目光落在窗台上那盆枯萎的绿萝上，叶尖微微卷着。他没有说太久，前后大概两三分钟，挂断之前他嗯了一声，说好，我知道了。然后他把听筒放回座机上，坐下来把那双旧拖鞋的鞋带重新系紧了。

第二天中午二叔打电话来了。他说，你爸昨晚找谁了。我说我不知道。电话那头顿了一下。他说你爸以前当过兵。我说没听他提过。他沉默了一会儿说，他班长现在是军区的副参谋长，他昨天一个电话打过去了，今天早上我这边就收到了通知，你提干的材料通过了。他的语气跟昨天吃饭时不一样了，像一块被磨过之后重新放回原处的旧砚台，表面看起来平整了。我没有说多余的话，只是把那句“材料通过了”在脑子里重复放了一遍，然后说了一句谢谢二叔关心，然后挂了电话。

我爸那时候正蹲在院子里修一把旧锄头，用的是铁锤和一块磨石，锤子落在锄刃上的声音一阵一阵的，在午后的空气里传出很远又落回来。他说那通电话打完了，没有告诉我他说了什么。我站在院子门口看着他，他蹲在那儿，后背微微弓着，那把旧锄头在他手里被敲打了很长时间。他放下铁锤抬头看了我一眼，说了一句，以后的路还得你自己走，电话只能帮你敲开一扇门，进门之后怎么走，是你自己的事。

二叔再也没有提起过那通电话，提起我爸提干的事，后来见面的时候他跟我爸说话的语气比从前软了一些，像一块被火烤过的铁，还在慢慢冷却的过程中，表面的温度正在往下降，但还没有完全降到室温。我爸应着，还是跟以前一样话不多，从口袋里摸出烟盒递过去一根，他接了。院子里那棵老槐树的影子投在砖地上，被风吹得轻轻晃着，像一层正在慢慢落定的薄灰，还没有落稳，还在沿着地面的纹路缓缓游移着。我爸把那只旧鞋盒重新放回柜子最深处，盖上了盒盖，把柜门关好，站起来走回客厅，拿起桌上那半杯凉茶喝了一口，杯沿上印着一圈淡淡的旧印痕，杯沿的温度正在慢慢升起来。他把那杯茶放回桌面上，纸面上那道折痕还在，已经快要被压平了，但对着光看的时候还是能看见一道浅浅的凹痕，像一条已经走完的路，上面还留着脚印，正在慢慢被风填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