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准备北伐。8月，孙中山写信给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热切表示要加强同苏俄的联系，学习苏俄革命的经验。12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到中国，和孙中山在北伐大本营桂林桂王府举行了多次秘密会谈。马林向孙中山提出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建议，其中特别提到了“创办军官学校，建立革命军的基础”；1922年8月，苏俄特使越飞来华，先后与孙中山、廖仲恺举行多次会谈，并进一步商讨建立革命军队的问题；
1924年1月，苏联政府应孙中山的要求，为黄埔军校派来以弗·波里亚克为组长的第一个军事顾问小组，参加军校筹建工作：亚·伊·切列潘诺夫、雅·格尔曼（又译作捷尔曼）、尼·捷列沙托夫、斯莫连采夫、波良克等10多人；同年10月，苏联政府派遣由军事政治干部组成的军事顾问团来华协助黄埔军校工作，以加伦将军为军事顾问团团长，接任巴甫洛夫的工作。加伦将军率领40多位苏联军事专家到达广州后，被任命为军事总顾问。
加伦将军原名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柳赫尔（或译作瓦·康·布留尔，瓦西里·布留赫尔元帅）！
如此庞大的军事顾问团，他们的伙食与待遇如何保障？经费从何而来？全部由苏联政府负责：苏联军事顾问的基本工资由苏联莫斯科拨付，不由广州国民政府发薪；在华食宿、住房、汽车、翻译、本地生活开支，由苏联顾问团专项经费列支，不从国民政府财政支取；
苏联军事顾问内部也划分等级，工资采用（档案记录）港币发放：20世纪20年代初，苏联尚未和广州大元帅府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广州没有苏联领事馆、没有苏联本土银行分支机构，卢布不能直接汇到广州。当时，莫斯科的经费先由共产国际/俄共中央拨付外币，通过欧洲—香港的外资银行渠道，中转到香港，再由香港转拨广州顾问团，香港是当时华南唯一可靠的国际汇兑节点；款项抵达香港之后，账户记账单位天然就是港币；再从香港把资金调拨广州，为避免反复换算损耗，顾问团内部账本直接沿用港币作为工资记账单位，而不是卢布，也不是广东毫洋—卢布只在莫斯科的支出总账出现；到华南执行发放环节，全部转换为港币记账结算。
1. 总军事顾问（加伦‑布柳赫尔）：月薪401.38港币；鲍罗廷（政治总顾问）432.38港币，这是最高一档。
2. 高级军事顾问（各兵种首席顾问、参谋部顾问）：300‑370港币/月。
3. 普通军事教官、专科顾问（炮兵、步兵、工兵、飞行教官）：分三档，180‑260港币每月。
4. 初级技术人员、翻译（苏联派出人员）：120‑160港币每月。
他们的工资绝大部分汇回苏联国内家属，在华只领取小额生活零用；在华的吃住、住房、车辆不扣个人工资，由团内专项经费承担。同期，黄埔学生津贴每月15毫洋（约合港币7‑8元）；粤军高级军官月薪约200‑300银元。苏联顾问薪资显著高于广州本地军官群体；
苏联军事顾问团集中居住在广州东山租界周边的洋楼，为租赁住宅；高级顾问独立洋房，普通顾问2‑3人一套洋房，有雇佣本地厨师、佣人。不是和黄埔学生同吃军校大灶，独立起伙；
苏联军事顾问团自聘中式厨师，同时兼顾俄式饮食习惯；经费总账里面只记“顾问团生活总开支”，没有拆分到单人每日伙食费：西餐、粤菜混合；肉、蛋、牛奶、面粉、咖啡、罐头均有采购。广州本地新鲜鸡鸭鱼肉，搭配进口罐头食品；苏联军事顾问团的高级顾问（加伦等）饮食条件更优；普通军事教官统一在顾问驻地食堂就餐，也可在住宅内分餐；
战时（东征随军阶段）：苏联军事顾问团跟随革命军上前线，不使用洋楼厨房。条件允许时单独安排炊事；战场环境恶劣时，只能吃部队供应普通战地伙食，和中国军官大体相同—切列潘诺夫回忆录记录东征途中曾吃粗粮咸菜，属于战地临时状态，不是广州驻地常态；
目前，没有官方档案写死“每人每月伙食费XX港币”，只能确认伙食全部由顾问团专项经费包干，个人不用出钱；生活总支出在俄档案有月度总账，但没有细化到单人伙食定额；
苏联军事顾问团其他配套待遇也相当不错：配属翻译、勤务人员，由顾问团经费雇佣；高级顾问配汽车；顾问团有随团医生；重症送广州外国医院，费用由专项经费承担；服装则是一部分苏联制式军服，一部分在广州定制西式便装、礼服；
苏联军事顾问团待遇对比黄埔军校学生：学生是集体大灶，初创期伙食拮据；苏联顾问独立洋楼伙食，食材、肉食供给远高于黄埔学生大灶。
他们的待遇对比国民政府高级军官：物质条件大体持平或略优于国府将官；但是顾问个人不能在中国拿双份薪饷，不在国民政府体系领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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