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躺在瑞士那家机构的白色病床上，白炽灯亮得晃眼。
护士推着不锈钢小车过来，针尖在灯光下泛着一点冷光。
我闭上眼睛，耳朵里是自己心跳的声音。
这辈子的路，走到这儿就算到头了。
门哐当一声被撞开，一个年轻女人冲进来，头发散乱，胸口剧烈起伏，挂着市二院胸牌的脖子上一片潮红。
她举着手机，声音发哑，每一个字都像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朱伟先生，您一定要看完这个再决定。”我睁开眼，屏幕上的聊天记录里，备注名叫“春梅”的人发了一句语音。
我点了播放，赵春梅的声音从手机里传出来：“等他走了，房子卖了，一人一半。”
01
那天早上，我咳出一口血痰。
在卫生间灯下看了半天。
红褐色的一小团，粘在白瓷盆底，边缘洇开一些淡粉色的水渍。
我用手指碰了一下，又缩了回来。
拧开水龙头，水流哗地一下冲过去，血痰打了个旋就不见了。
镜子里的自己，头发有些乱，眼袋发青，下巴上冒了几根白色胡茬。
我拿毛巾擦了擦脸，把毛巾挂好，走出去了。
赵春梅在厨房煎鸡蛋，油脂受热发出的滋啦声隔着门传出来。
我站在客厅里，手里攥着公文包，想跟她说句话。
站了大概十几秒，油烟机太响，她没听到动静，也没回头。
我嘴巴张了张，最后说，晚上我不回来吃了。
她嗯了一声，声音隔着油烟机雾蒙蒙的。
我看了她一眼。
她穿着去年过生日为自己买的那件磨砂蓝外套，头发烫过了，弯弯的，扎了一根皮筋，脖颈那里露出来一小截，皮肤有些松弛。
结婚三十年，我记得她以前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是梳头，扎得利利索索才进厨房，现在她头发随便一挽就系上围裙了。
市二院呼吸科排长队。
挂号窗口前排了六七个人，最前面一个老大爷咳嗽得厉害，弯着腰，几乎要把肺咳出来。
他旁边的老伴一直拍他的背，边拍边唠叨：“让你少抽，你不听，你看看你看看。”老大爷缓过一口气来，说：“死了算，省得你嫌我。”我心里忽地酸了一下，赶紧移开目光。
轮到我的时候，坐诊的是一个年轻医生，戴黑框眼镜，看了看我的喉咙，拿听诊器让我做了几次深呼吸。
他表情淡淡的，问我抽烟吗，我说不抽。
又问我家里人有没有得过癌症，我说没有。
他开了个CT单子，让我去三楼影像科。
三楼走廊里一股消毒水味，还有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凉意，从脚底板往上蹿。
我坐在铁皮椅上，旁边一个瘦小的老太太低着头打盹，嘴角挂着一丝口水。
她大概陪谁来看病的，等了太久了。
一个年轻护士从我面前走过去，抱着厚厚一摞片子，走过去了又折回来，看了我一眼。
我也看了她一眼。
她大概二十六七岁，扎着马尾辫，眉眼干净，就是脸色有些白。
我低下头去，心想大概自己看起来状态不好。
她没作声，走了。
CT做完要等一小时。
我下楼去食堂，馄饨皮泡烂了，汤底寡淡，飘着几丝紫菜。
我吃了六七个，实在咽不下去，放下筷子。
对面坐着一个中年女人在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医生说还要再化疗两次，我快撑不住了……”后面的话我听不清了。
我低头看着碗里剩下的汤，上面漂着一点油花。
回到三楼，等报告的人在机器前围了一圈。
有人刷出报告，拿起来一看，脸色变了，站在那里不动。
有人看了一眼，折好放进口袋，面无表情地走了。
我叫到号的时候，把那片比A4纸还大的白纸从机器里接过来，低头看，眼睛扫了三四遍。
右肺中叶恶性肿瘤伴纵隔淋巴结转移，考虑晚期。
我站在机器前，周围的人来来往往，有人撞了我的肩膀，说声对不起，走了。
我低头又看了一遍那行字，每一个字都认识，连着读，却怎么也读不进脑子里。
我感觉到自己攥着纸张的指节在抖，纸张边缘被攥出一道深深的折痕。
我拐进楼梯间，在台阶上坐下来。
窗户开着半扇，风灌进来，带着外面马路上尾气的味道。
我想起前几天批改的作文，一个学生写到他的父亲，说父亲像一棵沉默的树，不会叫疼，不会弯腰，等到有一天突然倒了，你才知道原来树早就在空了。
我当时画了一串波浪线，旁边批了两个字：写得好。
现在我坐在这楼梯间里，觉得那学生的作文写得真他妈的好。
我坐了很久。
手机上只有两条未读消息，一条是学校群里发的通知，一条是移动公司的账单提醒。
没有赵春梅的。
我坐到自己觉得腿上有了力气，把报告折好，塞进夹克内兜里，按了按，确定它不会掉出来。
回到家是下午四点多。
赵春梅已经回来了，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茶几上摆了半盘瓜子壳，电视上放着调解节目，一男一女在台上争得面红耳赤，主持人夹在中间劝。
她看见我进门，问了句，检查怎么样。
我说老毛病，胃炎。
她哦了一声，嗑了一颗瓜子，目光又回到屏幕上。
我站在玄关，看了她一会儿，换鞋进了卧室，把报告单锁进床头柜最底下的抽屉里。钥匙挂在衣柜里那件灰西装的领标上。
那天夜里我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
赵春梅的呼吸声均匀平稳，像一潭水。
我轻轻下了床，赤脚走在地板上，地板凉丝丝的。
到客厅拉开抽屉，又把报告单拿出来，压在茶几上，用掌心抹平褶皱。
我看了很久，把上面的字一个一个地在心里默念。
念完一遍，又念一遍。
像是在跟谁较劲，想把那些字念得软下来，变成假的。
窗外的路灯光透过窗帘缝，在地板上拉出细细长长一道白线。我坐在沙发上，手边放着一杯早就凉透了的水，那颗心像浸在冷水里。
第二天早上，赵春梅还没起。
我给自己下了碗面条，卧了个鸡蛋，吃完，洗了碗，穿上外套出门。
走到半路又折回来，站定在小区门口的公交站。
我坐了半小时公交，在市第一房产中介门口下了车。
一个姓罗的年轻人接待了我，倒了杯水。
我接过来，没喝，说我有一套房要卖，四百五十万。
他看了一眼我手机里的房产证照片，笑了笑说朱叔您这房子位置是好，但四百五十万目前市场比较难出。
我说，我不等钱急用，但这价格不低。
他点点头，把我登记好，送到门口，我走出十几步回头，他正站在玻璃门后面打电话，表情有些微妙。大概是跟同事议论我来卖房的神色。
02
房子挂出去第二天，就有中介带人来看房。
来看房的是一对年轻夫妻，女人一进门就皱着眉看我阳台上的绿萝，说这花都蔫了呀。
我说是的，最近没怎么管它。
男人问了下采光、隔音，又去看了厨房和卫生间，出来冲女人摇了摇头。
他们走后，我站在阳台上，给绿萝浇了水。水渗进干裂的土里，很快就没声了。
赵春梅晚上回来，拎着两袋子菜，进门看我坐在沙发上，问今天有人来看房了？
我说来了。
她把菜往厨房台面上一放，没有接话，转身去开冰箱。
我听见冰箱门打开又关上的声音，然后是水龙头的声音，哗啦哗啦的。
她大概在洗菜，洗了很久。
我等了一会儿，把电视打开，调到新闻频道，播音员的声音四平八稳地响起来，像是某种安慰。
一个星期后，罗志强打电话来，说有个客户看了照片，觉得合适，想实地看看。
我说行。
他第二天下午就带人来了。
来人四十多岁，穿着灰色夹克，头发梳得一丝不乱，进门后先站在玄关打量了一圈，又去客厅、阳台、卧室挨个转。
他问了物业费，我答了。
他问了这房子哪年装修的，我说快二十年了，一直自住，维护得还行。
他点了点头，没有压价，当天晚上就回话说定了。
我把这个消息告诉赵春梅，她正在阳台上收衣服。
她听了，手里攥着一件衬衫，顿了一下，说，这么快，你急什么？
我说，那边的手续时间不等人。
她没有再说话，把衬衫抖开来，叠得整整齐齐，放进衣柜里。
晚上我坐在床上，看着这间住了二十多年的屋子，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空旷感。
墙上有一道细小的裂缝，从灯座延伸到墙角。
我记得那年赵春梅生孩子，房子刚搬进来，隔壁在装修，动静很大，赵春梅抱着朱明杰在客厅里来回走，边摇边说，宝宝不哭，过阵子就好了，爸爸给我们盖新家。
那时候她那么年轻，声音那么软。
现在，那道裂缝就这么静静地躺在墙皮上，没有人去修补它。
我伸手摸了一下墙上的裂纹，指尖感受到粗糙的触感，心里有种奇怪的感觉。
像是这二十年被我摸过了，指肚上沾着岁月的尘灰。
签约那天是周三。
罗志强坐在我家餐桌前，从公文包里拿出合同，一式三份。
他递过来一支笔，我在甲方签字栏里写下自己的名字。
朱，伟。
两个字，我写了很久，笔画有点抖。
写到第三个名字的时候，罗志强笑着说，朱叔，您这是要把自己名字练成签名档啊。
我说，练什么，名字就是名字，写一百遍也是两个字。
他走后，我坐在空荡荡的客厅里。茶几上摆着那张合同的复印件，甲方那一栏有三个签名。我看着它们，忽然觉得那像是三个我不认识的人的名字。
下午，四百四十五万到账了。
屏幕上的数字像一小簇火焰，在我手心里跳。
我把手机锁了屏，在沙发上坐了很久，脑子里什么都没想，又好像什么都想了。
晚上赵春梅回来，在玄关换鞋时我听见她问，定了？
我说定了。
她走进客厅，站在沙发后面，手搭在沙发背上，站了大概半分钟，说，那我这几天回我妈那儿住。
我说，好。
她没有再说话，转身去了卧室，开始收拾东西。
我听着她翻箱倒柜的声音，想说点什么，终究没说出来。
她走的时候拎着一个中号行李箱。
在玄关她停了停，背对着我说，你一个人在家，别老吃方便面。
我说好。
门关上了。
屋子里一下子安静下来。
我伸手摸了摸茶几上的杯壁，凉透了的白开水，像这个屋子一样没有温度。
当夜，我拨通瑞士那家机构的电话。
对方声音温和，用英文说了一个词，我没听懂。
旁边有中文翻译接过电话，详细问了几个问题，我的病情、诊断材料、家人的意见。
我说家人同意。
翻译说，那请您把材料发过来，我帮您预约初审。
挂了电话，我在手机里翻出诊断报告的拍照件，选了角度最好的那张，点击发送。
屏幕显示发送成功。
我盯着那个蓝色的勾看了很久，像看着自己往后的人生线，一路滑到尽头。
睡前，我打开手机相册，翻到几年前一家人的合照。
朱明杰高中毕业那年在校门口拍的，他穿着蓝色学位服，赵春梅站在他右边，我站在他左边，三个人笑得很整齐。
我的头发那时候还是黑的。
赵春梅那时候脸颊也没现在这么瘦。
我看着这些笑容，看了很久，把手机翻过去扣在床头柜上，在黑暗中闭上眼。
睡不着。
脑子里全是翻来覆去的过去，像一盘老旧的录像带，卡住了。
第三天，罗志强打来电话，声音很轻快：朱叔，房子的事办妥了，手续都走完了，今天下午交易完成。
我说好，谢谢。
他说，您真的确定不买新房了？
我说不了，去个远地方。
他沉默了一下说，那您多保重。
挂了电话，我站在阳台上，给蔫了半边的绿萝又浇了一遍水。
水从盆底渗出来，沿着瓷砖缝慢慢淌，蜿蜒成一小片深色的痕，像眼泪一样干涸了。
03
日子一天一天过得很慢。
白天我去学校上班。
备课、上课、批作业，日子跟过去没什么不同。
只是每上完一节课回到办公室坐下，我都会发一会儿呆，目光落在窗外那两棵老梧桐上。
春天了，枝头冒出一些嫩绿的小芽，风一吹，轻轻摇摆。
我想往年这时候，我总是跟办公室的老宋说，春天来了，人的精神头也好了。
今年我不太说得出这样的话了。
下课铃响了，学生从走廊上涌过来，叽叽喳喳的声音穿过门缝传进来。
我坐在办公桌前，手里捏着红笔，面前摊着一沓作文本。
一个学生写道：“我爸最近总是沉默，我知道他有心事。”我看着这句话，笔尖停在空中，墨迹干了，也没落下去。
周日下午，我选了个赵春梅不在家的时间，把那个U盘里的文件打开来，又看了一遍那些我在医院拍下的报告照片。
电脑屏幕光映在脸上，我看着那些字，像在看另一个人的病历。
我关掉文件，运行了系统扫描。
屏幕右下角的小圆圈转了很久。
晚上，瑞士那边回了邮件，要我补充几份材料。
我一件一件地准备：诊断证明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一张银行卡信息单。
填表的时候，有一栏写着联系人及电话，我提着笔，想了一会儿，填了赵春梅的名字和手机号。
点完发送键，我坐在椅子上，手机屏幕亮了一下。
一条陌生号码的短信，归属地显示本市。
内容只有一行字：“朱老师，我想跟您聊聊您母亲的病情。”我皱了皱眉，心想我母亲没什么病啊，我删了。
现在骗子消息满天飞，什么胡话都有。
我刚锁屏，它又震了一下，一条新短信：“不是骗子。这关系到您自己的安全。”我盯着这两条短信看了很久，放下手机，没有回复。
我开始失眠，躺在床上的时候，盯着天花板上那道细纹，觉得什么东西正从那道裂缝里一点点漏走，像沙漏里的沙子，没有声音。
那几天我总在傍晚往楼下看，小区门口那盏路灯坏了好几天了，也没人修，到了晚上，那一块就黑着。
我在黑暗里站着，看着那片黑，心里莫名安定。
周五傍晚，我在菜市场买了半斤排骨、两根莴笋，慢悠悠地走回家，想着给自己炖个汤。
快走到小区门口时，我看到一辆白色帕萨特停在路边。
引擎没熄，尾灯亮着，一闪一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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