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收藏行为就是收藏历史遗物。历史上的古董哪一件不是出土的？再说了，没有出土痕迹，谁来认定是古董？可是，当今的文物管理，却特别强调，有出土痕迹的文物，就默认为是国家文物。民间这些文物就是出土文物，就是怀疑是解放后出土的文物，也要依法行政的。
我们当今的执法实践中，仅仅凭出土痕迹，一流通就办案抓人。这是违背司法原则的。这些办案人员，常常不能够举证违法事实，就要求藏家自行提供交易票据、传承记录，让藏家自身用证据来证明藏品的来源合法性。“自证清白”的执法行为是极不合理和不合法的。早年城乡建设催生大量民间存量文物，多数地摊、旧货市场交易并无留存凭证，何来凭据？于是，藏品便被认定来源不明，不合法。逼迫、恐吓，制造恐慌。搞的人人自危，严重制约文物流通。
执法犯法的行为，谁来规范？ 推进文物流通法治化，核心问题一定要贯彻疑罪从无原则，落实“谁主张，谁举证”。
遵循无罪推定逻辑，若无确凿证据证明藏品来自盗掘、走私、馆藏流失等非法渠道，应当默认民间持有人合法拥有藏品。若文物部门、司法机关质疑藏品非法，举证责任归于质疑方，需拿出盗掘记录、赃物清单、涉案线索等完整证据链，不能仅凭器物出土痕迹、缺少交易凭证就推定藏品违法。
这套规则能够厘清公权力与私人财产的边界，也是契合民法典中私有财产受到保护的司法精神的。对于祖传器物、早年正规古玩市场善意购入的传世文物，即便无完整票据，也不受无端核查约束。当然，法治化不等于放松监管，针对有明确盗挖、倒卖线索的文物，执法部门依旧可依法追查、永久追索涉案赃物，精准打击文物犯罪源头。
以疑罪从无、举证责任倒置规范市场，既能打消千万藏家的收藏焦虑，盘活民间存量文物资源，打通商店收购、公开拍卖等流通渠道，又能实现精准执法、宽严有度，让文物保护与民间收藏双向兼顾，构建清朗合规的文物流通法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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