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某大学中西医结合学院2024级的班级群里出现了炸裂之话：“如果连教材都不舍得买，或者还要计较那一点与旧书的差价，这个书也可以不读了，直接休学或退学去工作挣钱吧。”
说这话的人，是这群学生的辅导员。
8月11日上午，辅导员先在群里通知，教材要通过教务处指定的小程序买，别去别的地方买，也别买二手和电子版。特意强调“不允许在其他渠道购买教材，也不要购买二手教材、电子书之类的”。后又补充了那段炸裂之话。
该大学的学生算过一笔账，学校统一订的教材三百多，网上同款一百出头。医学生全套新教材动辄上千，一学期二手书五十块就能搞定。想省下这笔钱，合情合理。但辅导员不让省，还扬言念不起就别念……
这是辅导员呢，还是大内总管、柜姐、国营商店售货员……这一系列经典人物形象，在此刻灵魂附体借尸还魂，这样的“贫穷羞辱”为何在我国大力弘扬艰苦朴素的社会生活场景中数十年阴魂不散深入人心呢？
本人作为早已跟随全社会进入小康阶段的公民，此时又陷入了深深的沉思：这样的精神分裂一般的思想矛盾可真的是无处不在啊。
校方很快发了通报，说辅导员情绪失控、言语失当，已严肃批评教育，责令其在年级群公开致歉。通报里还说，学校坚持自愿选购、自主获取原则，学生可以自行购买二手教材、电子教材，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申请临时困难补助。
早干嘛去了呢？辅导员的威权恐吓与贫穷羞辱难道是这个人天生就是个下贱胚子吗？不是学校层层加码给他逼出了这样的低智商言论吗？
难道这种逻辑在体制内不是很常见嘛：上级布置任务，下级完成，完不成就要承担后果。问题是学生不是他的下级，大学也不是行政机关，辅导员更不是街道干部。但他们所作所为偏偏如此照猫画虎。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教育部2017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第43号令）写得清清楚楚：辅导员是“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应当努力成为学生“成长成才的人生导师和健康生活的知心朋友”。这件事里辅导员却把行政管理那套逻辑直接搬到了教育场景里，把学生当成了必须服从指令的兵。
而且是大学生，不是小学生啊。永远把成年人当作未成年人进行威权管教，这就是当前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主要矛盾：日益僵化的教条手段与日益正常的人民思想之间的矛盾。
他之所以会说出“念不起就退学”这种话，一定是因为他过往的经验告诉他，这种话管用。他一定在别的时候说过类似的话，他就觉得这招好用。这次只是翻了车而已。这种僵化低智的压制手段一定是长期存在的，只不过这次爆发了。
辅导员制度的设计，源头可以追溯到1953年。那一年，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面对学生数量迅速增加、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干部严重不足的情况，创造性地提出了“双肩挑”政治辅导员制度。从高年级学生里选拔政治上坚定、业务上过硬的人，一肩挑业务学习，一肩挑思想政治工作。当时的设计很巧妙，辅导员本身就是学生，和学生住在一起吃在一起，了解实际情况，做工作也能做到点子上。蒋南翔后来总结说，政治辅导员制度“不仅是解决学校政工干部队伍的来源和培养的有力措施，而且是为国家培养党政干部和各方面骨干人才的重要途径”。
这个制度后来推广到全国，沿用至今。
但几十年过去，当初那个定位早就变形了。辅导员的身份经历了从单一的政工干部，到承认教师身份允许评聘职称，再到确立双重身份的演变。教育部43号令明确了辅导员“教师”和“管理人员”的双重身份，界定了九大工作职责。听着挺全，问题也出在这个全字上。今天的辅导员，思想政治教育要做，党团班级建设要做，学风建设要做，日常事务管理要做，心理健康教育要做，职业规划就业指导要做，帮困资助要做，安全稳定要做，甚至查寝、催缴、统计、填表全是他们的活。一个人被塞进这么多职能，多高的智商都会变低。
一个长期被行政任务追着跑、被各种指标考核、被夹在上级和学生之间两头受气的人，脾气能好到哪里去。他手里那点权力，在行政体系里什么都算不上，但在学生面前却能决定评优、入党、助学金流程审批。这种对上唯唯诺诺，对下重拳出击的生态，不是这事里面的这辅导员一个人的锅。
低智商手段的行使者，不是这一个，而是一大群，一大阶层，这就是这一大阶层与一大生态的极致缩影罢了。
这种压迫式的工作方法，本质是用行政管控的粗暴逻辑去替代教育引导的柔性逻辑。在教育这个最需要耐心、同理心和专业性的场域里，任何纯粹依赖权力位阶的压制手段，都注定是无效且反噬自身的。
该大学的这些学生只是想省几百块钱。没想到一张截图，炸出了这么多东西。而这些东西，正是长期累积发酵变酸变臭的根源。
既然是根源，那自然是短期解决不了的。但可以被发现，也可以被避开。全国那么多的大学辅导员，当然不全是低智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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