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塔一针见血地指出:美日英法德在自身发展初期,都曾依赖重商主义、产业政策和补贴。成功后却“踢开梯子”拥抱新自由主义,转而指责中国“扭曲市场”,以“国家安全”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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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德国工业就业正以每月1.5万个的速度持续减少。

总理默茨近来总爱“诟病”中国有不公正贸易行为,企图找到可以施压的“压力点”。

默茨并非例外。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制造业竞争力提高,一些西方国家解释国内问题时,越来越习惯把中国拉进来。

本应是自身的问题——制造业衰退、就业减少、产业竞争力下降——现在统统说成“对华依赖”和“中国冲击”。

这些年,美国谈到对华贸易政策,总把“保护美国工人”“反制不公平竞争”挂在嘴边,不断发起301调查、提高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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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经济学会的研究表明,美国原有的社会保障和就业援助,根本没有帮助受冲击的工人重新找到出路。

把制造业地区长期衰退全部解释成“中国抢走工作”,省略了太多东西。

日本经产省2025年《通商白皮书》提到出口能力下降时,就把矛头指向中国。2026年,经产大臣赤泽亮正更进一步,要拉上七国集团讨论如何“应对”。

日本制造业竞争力下降问题早就存在,如今却越来越强调中国因素。

英国钢铁业困境,官方承认有自身原因——能源贵、成本高、技术老旧。但2026年3月,英国仍宣布中国镀锡板倾销,决定征收最高49.98%的反倾销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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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问题短期内解决不了,收关税却快得多。

法国更激进。马克龙多次表示,“如果大批没有得到很好补贴的中国产品进入欧洲,欧洲产业政策就会受到很大约束”。

法国政府讨论这一问题时,越来越多地提到就业、产业安全、减少对华依赖。

以前西方说得最多的是“中国商品太便宜”。现在说法越来越多:产能过剩、政府补贴、供应链风险,几乎都被塞进对华政策里。

这里当然有真实竞争,也有各国自身的焦虑。

但一个现实问题摆在面前:如果政府承认产业衰退主要是自己内部出了问题,就必须动手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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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怎么收、福利怎么改、养老金谁多拿谁少拿、企业转型的钱由谁承担——这些都会落到具体利益集团身上。

改革的损失很快能看到,收益却可能几年后才出现。对需要不断面对选举的政府来说,这是一笔不好算的政治账。

有些国家真正需要解决的,是产业竞争力、社会保障、经济结构问题。但这些很难改,也很难短期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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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问题归到外部竞争,对政府来说容易得多。说“中国企业太强”“中国补贴太多”,不需要回答那个更难的问题:本国政策究竟哪里出了错,准备让谁来为改革买单。

改革国内利益关系需要和很多人博弈,提高关税却只需要制定一项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