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知｜我们所有的失败，归根结底都是爱的失败|凯特|戴尔|斯蒂芬|格罗斯|波特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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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小鸟与好奇心）

《爱的辛劳》很好读，即便你对精神分析闻所未闻，也会被其中的故事吸引：就是没办法发出结婚请柬的女子，咬定妻子出轨的丈夫，从公司里顺手牵羊现金却分文不用的年轻女职员……作者斯蒂芬·格罗斯被比作“萨克斯与契诃夫”的合体确实有其道理，他的讲述充满了场景、表情和动作，有如小说般栩栩如生，而他随后把你带入精神分析的领域，在梳理之外展示他的工作方法和思考过程。你经常会读到一个相隔10年甚至更久的案例，格罗斯的叙述平和、耐心、细致，他不会故意戏剧化人物的经历，反而会尽量让其中的玄虚慢慢消散。

格罗斯说，精神分析“是一种特定形式的无知。是双方同处于无知之中，共同思考、共同寻找意义……我的工作是从患者的言语、记忆与梦中找到下潜之路：唯有潜入黑暗，才能看见光明。”

精神分析的出版物绝大多数有相当的专业门槛，尽管如此，它也在中国为越来越多人所知。谈论自己的内心和躯体化反应，并使之成为公共话题，似乎越来越常见于社交网络。另一方面，心理学专有名词几乎进入了通货膨胀的状态，大家乐于将之变成身份卡片乃至社交货币，来构成某种自我定义。

格罗斯医生的书里，这样的名词并不多。他似乎更愿意呈现某种日常的思考，正如他在序言里说：

那时的我有太多不懂的事情。我不懂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幸福负责，不懂如果我不悉心善待自己，别人就不大可能这样对我。那时的我不懂痛苦，认为爱一个人时承受的种种痛苦——渴求、焦虑、悲痛——是需要避免的感受、需要消除的症状。我不懂痛苦是我们所拥有的探测自身欲望最灵敏的工具。关于爱——爱谁、爱什么、为什么爱——我们常常欺骗自己。但我们也有破除自欺的能力。爱的辛劳是我们要看清自己与所爱之人必须付出的劳作，是我们试图融人真实世界的努力。艾丽丝•默多克写道：“爱是个体的感知。爱是极其艰难地意识到：“自我之外的他者也是真实的。”她接着写道：“爱是对现实的发现。”

经出版方“理想国”授权，我们摘选了其中一个故事的部分内容分享给读者。

第三章

无望的欲望

获得精神分析师资质两年后，我入职了波特曼诊所，它是一家位于汉普斯特德的法医心理治疗机构。我偶尔会接诊罪犯的妻子、丈夫或孩子，但大多数患者是罪犯本人。一些患者有暴力史。其中一人还袭击过他之前的心理治疗师，那就是另一个故事了。

波特曼诊所的主管是默文·格拉瑟（Mervin Glasser）医生，也是我的督导。格拉瑟医生就不良性行为，具体而言是关于侵犯、乱伦和恋童癖撰写过多篇论文，在国际上享有盛誉。他最著名的观点是，人人都有他所谓的“核心情结”。该情结由两种相反的焦虑，即对被吞没的焦虑和对被抛弃的焦虑组成。按照他的观点，我们从一出生就深深渴望与他人建立强烈的亲密关系，而正是这种渴望，可能导致我们会害怕永久失去自我。反之，我们对独立与自足的渴望也会导致我们害怕被遗忘。这两种焦虑同时影响着我们对他人的爱。我们的所爱之人注定无法满足我们对距离不断变化的期望——他们不是电话打得太频繁，就是接得不够快。

我刚开始在诊所工作时，格拉瑟医生已经担任波特曼诊所主任近20年，马上要退休了。他当时62岁，我37岁。他是个内敛的人，给人一种距离感，对我的职业发展抱有一种正式的、近乎庄重的关切。我的第一批个案包括：一名高等法院法官的妻子，她在哈罗德百货商店偷面包；一名来自哈克尼的16岁男孩，他在学校纵火；一名被定罪的裸露癖人士；一名会毫无征兆地发出骇人暴行的男护士；以及一名将自己转介到这个诊所的29岁出庭律师——她穿着高跟鞋乘地铁，好在故意踩到男人的脚背时使对方更疼。

一天，在员工会结束后，格拉瑟医生把我拉到一边，请我帮个忙。他想让我接手一例个案，是一名刚出狱的21岁女性。她因从工作单位盗窃近3万英镑而服刑15个月。“我没有空，不然就自己接这个案子了，”他说，“她经历了至暗时刻。”他的嗓音里带着一种紧迫感。“她需要帮助。我把她的档案放在你的文件篮里？”

凯特·F的档案异常厚重：有追溯到她15岁时的警方报告和医疗报告、一份社工陈述、各种证人的证词、法院的心理评估、各种法律文件夹杂着她的事务律师写给诊所的信、诊所协调员和她的缓刑监督官间的一些通信，以及一些剪报。文件页面上时而贴有黄色便利贴，其中颇有几张标着“紧急”字样。

档案中最新的文件——这一大摞的最上面一份——是一位在苏格兰的事务律师最近来信的复印件，信中警告凯特不要与一个名叫阿拉斯戴尔·F的人联系：

鉴于您与F先生间的过往，您的信件和电话令他烦恼、痛苦，他并不欢迎。

他不希望您给他写信或致电。他不想见您或与您交谈。总之，他不想与您有任何形式的接触。

作为他的法律代表，我们请您勿再与他联系。

这封信是谁写的？发生了什么事？

往下翻档案，我找到了格拉瑟医生的法庭报告。凯特在17岁时找了一份助理记账员的工作。工作一年后，她开始每天顺走100来英镑。这些钱她没有花，而是藏在她的卧室里。被捕后，她把偷来的3万镑还给了雇主。格拉瑟医生在报告中发问，凯特为什么偷钱但不花？

格拉瑟医生在结论中写道，我们应该将凯特的偷窃行为理解为她对情感剥夺的反应；她是在试图抚平自己的心理失落。她深陷痛苦。她犯罪，不是为了索取外在的物质现实，而是为了满足其内在心理现实的需求。在潜意识中，她在寻求正义。监禁非但无用，反而会使她受害。格拉瑟医生的结论是，判处监禁是完全不适当的。

他通常会在反对监禁判决的论证后写这样一段话，这次也不例外：

请允许我指出，如果法庭接受我们的建议，即不对F女士判处监禁，我们请求不要将心理治疗作为F女士免于监禁的条件。心理治疗若要有效，必须自愿接受。我们认为F女士需要心理治疗的帮助，并能从中受益。无论何时，只要她向我们求助，我们会尽一切努力为她提供治疗。

在空荡荡的员工休息室里，我给自己倒了杯咖啡，靠窗找了把舒服的椅子坐下，开始阅读她的档案。

在前几份文件中，有一封凯特的全科医生写的信，信中介绍了凯特的家族史。在凯特八个月大时，精疲力竭的F先生带着她和妻子向这位全科医生求助：“这孩子很好带，动不动就哭的是我老婆。”

全科医生认为F太太得了产后抑郁，便将她转介给一位精神专科医生；F太太拒绝了转诊和全科医生开的抗抑郁药。数年后，F先生来和全科医生讨论他们夫妻关系的恶化，而后全科医生建议他俩去咨询婚姻辅导；F太太同样拒绝了这一转介。除此以外，凯特在13岁之前的生活——据这位全科医生所知——是“正常的”。

基于对凯特及其母亲的访谈，一位社工在报告中做了如下描述：凯特的母亲在美容院工作，周六是她最忙的日子，所以凯特会和父亲一起过。通常，凯特和父亲会在中午去餐馆吃饭——两人都吃炸鱼薯条——然后沿泰晤士河步行到斯坦福桥球场，看切尔西的足球比赛。

在凯特14岁前几个月的一个星期六，她母亲在正要出门上班之际，和她父亲吵了起来。凯特能从她的卧室听到母亲边哭边朝父亲大喊大叫（“你以为你很聪明”“你总是自以为是”“我巴不得你走”），然后听到大门砰的一声关上了。过了一会儿，凯特下楼，发现父亲蜷在地上——是心脏病发作。她打了急救电话999。在等救护车的时间里，接线员通过电话指导她做心肺复苏。然而，等急救人员赶到，凯特的父亲已经死亡。

接下来的9月，凯特的叔叔，也就是她父亲最小的弟弟，来伦敦上大学，攻读计算机科学，这是他第一次离开家。他以付费房客的身份搬进来与凯特和她母亲同住，想的是这样既可以在经济上帮到娘俩，也可以辅导凯特的学业。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他们仨相处融洽。据凯特的校长说，凯特的学习成绩有所提高，尤其是数学。

说话间，凯特的叔叔阿拉斯戴尔住进凯特家就要满一年。在6月的某一天，凯特的母亲因为肚子不舒服提前下班回家。在门厅看到凯特的书包后，她没有脱外套就上了楼。上到楼梯中间平台时，她见阿拉斯戴尔从凯特的房间走了出来。她后来告诉社工，她当时不明白他为什么光着脚。阿拉斯戴尔开始和她说些有的没的；她推开了他，打开凯特的房门，探头往里看。房间里一片昏暗，空气中弥漫着苹果香的蜡烛散发出的黏糊糊的甜味。凯特的母亲站在原地，让眼睛适应了一下。凯特正站在她没铺好的床边，扣着校服衬衫的扣子。在她脚边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里，她母亲总算看到了阿拉斯戴尔的袜子。

“我们没想伤害任何人。”凯特说。

她母亲下楼打电话报了警。

凯特告诉警察，阿拉斯戴尔搬进来一两个月后，她每当深夜害怕得睡不着时，就会悄无声息地走去他的房间。“小时候，每次我要睡到爸爸妈妈的床上时，我妈就会生我的气—她说我会翻来覆去，让她睡不着。爸爸会把我送回我房间，帮我盖好被子，然后坐在床边的地板上，直到我睡着。我妈不喜欢我进她的卧室。但我可以钻到阿拉斯戴尔的床上而不吵醒他。”

她的证词——由询问她的女侦缉警员记录——继续道：

问：他摸了你哪里？

答：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什么也没做。我们就抱抱。

问：然后他摸了你？

答：是。

问：他摸了你哪里？

答：全身。

问：具体是哪里？

答：这里（指自己的乳房和阴道）。

问：你还记得他开始摸你阴道的日期吗？

答：不记得了。没有一开始就那样。很长时间

里，我们就抱抱。

问：很长时间？

答：六个月。不，更长。超过六个月。

问：他有没有把阴茎插入你身体？

答：有过。

问：什么时候发生的？

答：就在我生日之后，我记得是这样。

问：就在你15岁生日之后？

答：是。

问：你叔叔那时已经过了19岁？

答：我不知道——是吧。

问：你叔叔威胁过你吗？

答：没有，从来没有。

问：他把阴茎插入你身体时，你害怕吗？

答：不害怕，我怕的不是他。

问：那是什么？

答：我怕我们被抓住。

档案中的下一份文件是阿拉斯戴尔向同一名女警提供的证人证词。他讲的是自己受伤和遭到背叛的感受——“她们怎么能这样对我？”同时，他还怪凯特（“她经常爬上我的床”），并将他们的关系合理化（“她比《罗密欧与朱丽叶》里的朱丽叶年纪还大”）。他的证词在警员的笔录中继续道：

问：你能告诉我你们之前的性关系吗？

答：我俩都是第一次。

问：凯特是否反对过你把阴茎插入她的阴道？

答：大部分时间，我们只是抱抱。

问：凯特是否反对过你把阴茎插入她的阴道？

答：我们是很久以后才那样做的—大部分时间，我们就是抱抱。

问：我再问你一遍，凯特是否反对过你把阴茎插入她的阴道？

答：没有，我俩都想要——如果她不想，我不会那么做。我绝不会伤害她。我爱她。

数月后，阿拉斯戴尔被送进监狱，并被列入性犯罪者名册。他想和凯特保持联系，但被法院禁止。

凯特17岁时离开了学校。她母亲的一位同事听说她数学很好，就帮她在苏荷区的一家时装公司谋了一份助理记账员的工作。入职不久，凯特就开始与她40岁出头的已婚上司发生性关系。他们的关系被上司妻子发现，于是上司离开了公司。不久，凯特就开始偷公司的钱。除了她不小心把一个手提袋落在了公共汽车上，里面装着100镑之外，她偷的3万镑全部从藏在衣柜深处的箱子里找到，并归还了雇主。

我不清楚凯特受审时发生了什么。从她档案中的记录看，我怀疑她可能给法官留下了叛逆甚至侮慢的印象。无论是什么原因，法庭无视了格拉瑟医生的建议。凯特被判有罪，被处以15个月监禁，关在霍洛威监狱——欧洲最大的女子监狱。

这时，我身后的水壶响了，夜班的接待员也来了。我意识到自己读她的档案已经读了两个小时。我给凯特写了一封信，邀请她面谈。

我在第一次面谈的一开始就告诉凯特，我从阅读过的各种报告中对她有所了解，但如果她能自己讲讲她的情况，依然对我很有帮助。

她说她过得很不好，也找不到工作。上周六晚，她和一个邻居，也是她家的朋友出去喝酒，用她的话讲“我喜欢老男人”，这导致她和她妈吵了一架。她想搬出去住。她和她妈住在一起，但她讨厌这样——她不喜欢她妈，也不像她妈——她也讨厌她妈的男朋友。他总是在厨房或起居室晃荡，又喝啤酒又抽烟。凯特讨厌烟味。“我和我妈合不来。”她说。

“她很强悍，”凯特说，“她全家都这样——冷酷。”在凯特入狱的15个月里，她妈妈只来看过她四次。“什么样的妈妈会这么做？”

“你们亲近过吗？”我说。

“她不容易亲近，”凯特说，“如果我不小心打翻了什么东西，或者绊倒、摔倒，她就会对我大喊大叫。爸爸过去常说她控制不了自己。”

“你觉得和你爸更亲近。”我说。

她沉默良久——在椅子上向后靠去，低头看地——久到我觉得她可能都不会回答了。

当她再次抬起头时，我看到她的眼里噙满泪水。过了一会儿，我问她：“你能告诉我你为什么哭吗？”

凯特摇了摇头。“我不想聊我爸。”

“对任何人都不？”我问。

凯特再次摇头确认。

“对你妈呢？”

“不，尤其不会和她聊。她总是冲他发火。我们甚至还没举行葬礼，她就把他所有的衣服，一件不剩，都送去了慈善商店。她没告诉我，我什么也没留下。”

“那你一定很难受。”我说。

凯特没有回答。我们就静静地坐着。其间，我听到走廊对面的门开了，接着是我同事在走廊里的脚步声。一两分钟后，我听到她回办公室的脚步声，然后是她咨询室的门咔嗒一声关上的声音。

“你有收音机吗？”凯特说。

“收音机？”

“这里太安静了。”她说。

我感到惊讶，但也没那么惊讶。我在波特曼诊所接待过的患者中，有好几个没有或几乎没有经历过身处静室、电话关机，只有另一个人等着听他自己诉说的情况。凯特的问题让我想到，或许是我的评论、倾听，或许是诊所里安静而专注的氛围——总之是面谈过程或环境中的某些因素——对她来说过于沉重，如果我们能听点别的东西，她会轻松些。

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她。

她笑了，说她不习惯聊她爸。而且她也不明白这怎么能帮到她。只是聊聊天怎么会有帮助？

我说，我们会一边聊天一边一起思考，试着理解她的某些遭遇。

“比如我为什么偷钱？”

“你对此有什么想法吗？”我说。

“你知道，我一分都没花。”

“你自己怎么理解这个情况？”我问。

她说，她不知道要拿这笔钱做什么，就把钱放在衣柜里的一个旧箱子里，那是她小时候的装扮箱。

“你可能不信我，但我把钱放进箱子后，就再也没想过它。”

她不知道这是怎么开始的，也不知自己为什么这么做——她并没有撒谎。只是每天都有很多现金进来，她觉得别人不会特别放在心上。确实没有。她基本上每天都拿走100镑左右。她的上司每天上下午各出去一次买咖啡。她会等他出去后“不小心”把一叠钞票碰到地上，然后弯下腰，让办公桌正好挡在她和办公室门中间，这样，就算上司突然回来，也看不到她，她可以继续捡钞票。捡的时候，她会数出五张20镑纸钞，把它们深深塞进靴筒，或者从牛仔裤的裤腰塞进内裤里。“我非常害怕被抓住，心怦怦直跳。”

凯特偷窃行为的隐秘性和身体性，让我想到她悄无声息地走向阿拉斯戴尔的房间。凯特还没向我提起过阿拉斯戴尔，我只在她的档案里读到过他的情况——我打算等她主动提起。我只是告诉她，我觉得她偷窃时的那种感觉——隐秘、兴奋——可能是她让自己不感到抑郁的一种方式。

凯特匆忙点头，我想，她不假思索的同意可能是为了回避和我一起思考这个想法。我又试了一次。

“拥有这些钱对你来说并不重要。兴奋、胆战心惊似乎才是重点——这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达到目的的手段。我在想，偷窃本身就是一种抗抑郁药。”

“对，”她说，“我能理解。”

我看了一眼手表，面谈时间快结束了。我觉得我们已经有了起色。我问她下周是否有空在同样的时间见面，她说有空。我告诉她如果她愿意，这将是我们每周固定的见面时间，我们会每周面谈50分钟。她同意了。然后我问她有没有问题，她说她想不出来。我们站起来，说了再见，她就离开了。

第二周，我将凯特从等候室接到咨询室。沉默了几分钟后，我问她：“你能告诉我你在想什么吗？”

她久久没有回答。我开始觉得她要么没有听到我的问题，要么就是不打算回答了。

“我在想，在这里真好。”她说。

我问她，我们上周的面谈里有没有什么让她印象深刻的。

她摇了摇头。“没有吧。”她答道。凯特在我对面的椅子上调整了一下身体。她把双腿收到身下，侧过头，让头发向前披散，遮住了大半张脸。

我们在沉默中坐了一会儿后，我告诉她，根据我的经验，我们要了解她，最好的办法就是她说出脑海里想到的一切，无论多么痛苦、荒谬或尴尬。“梦、白日梦、你不理解的感受、让你不舒服的想法——我知道这很难，但如果你能做到，这能帮助我，同时也帮助你自己了解你。”

凯特抬起头看着我。“我不做梦。”说完她陷入了沉默。

尽管是中午，天还是阴沉沉的。咨询室的灯光来自两盏落地灯和一盏老旧的黑色安格泡台灯，台灯就放在我椅子后面的灰色办公桌上。两扇提拉窗的底部都开了几寸，窗外传来附近学校里的孩子边叫边拥入游乐区的声音——午休时间到了。意识到自己走了神，我把注意力转回咨询室。我很想向凯特提问，我有很多想知道的——关于她与父母、与朋友的关系，她目前的日常生活——但我忍住了。我不想追问得太紧或影响她的想法。

这次面谈与上次有所不同。虽然我不觉得凯特在刻意隐瞒，但感觉她心事重重。我安慰自己，我们只是刚刚开始，假以时日，她会逐渐信任我，更坦率地与我聊她的生活。

面谈还剩大概五分钟时，我问凯特能否告诉我她在想什么。好一会儿，她没有回答，只是用指尖抚摸她围巾的流苏。最后，她看向我，摇了摇头。

在精神分析面谈中，沉默并不罕见，然而，随着时间渐渐流逝，我的无力感还是越来越强。我想到的是，凯特是在让我体验她的感受，于是我说：“我在想，你今天是在用沉默不语向我传达身为你的一些感受——你感到你生活在一个无声的、指望不上的世界里。”

她笑了，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我，但没有回答。大概过了一分钟，就在面谈的时间结束前，凯特说：“你知道我和阿拉斯戴尔的事吗？”

“我知道一点，就是你档案里的那些。”我说。

“我打算给他写信。他的律师不让我写，但我很想他，我肯定他还爱着我。”

“这很重要，但我们只剩一分钟了。”我说。

“你觉得我可以给他写信吗？”

“这件事对你来说是很急，但我们今天没时间好好讨论它了。”

“所以你是让我不要给他写信？”她问。

“我只是想弄明白，为什么你把这件事留到面谈最后。也许你有点想和我谈谈阿拉斯戴尔，或者想给他写信，也有点不想。”

“我不是有意拖到最后才提的。我只是正好想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