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健斌
随着民意拐点悄然而至，高市早苗内阁短暂的执政“蜜月期”宣告落幕，日本政坛正式出现支持率与不支持率反向逆转的“死亡交叉点”。据日本《每日新闻》7月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从6月的51%大幅回落至41%，不支持率攀升至44%，其就任以来首次出现不支持率反超支持率的民意拐点，标志着其右翼激进执政路线正在失去民意溢价。
自去年10月上台以来，高市早苗依托保守基本盘和右翼舆论造势，一度维持较高政治热度，并借机力推修宪强军、挣脱战后约束、加速右倾议程。然而，政治热度不等于治理实力，舆论造势无法掩盖执政短板。纵观高市9个多月的成绩单，竞选承诺大面积落空、民生治理积弊难解、对外战略频频遇阻，多重困境足以说明：日本右翼妄图依托短期政治窗口推动军国主义借“市”还魂，注定难以得逞、终将徒劳无功。
高市执政“蜜月期”快速消退，首先暴露的是本届内阁内政失治、承诺失信的根本性治理缺陷。竞选阶段，高市早苗密集抛出下调消费税、提振居民收入、激活经济活力等系列民生承诺，以此争取普通选民、凝聚社会支持。然而，执政后，面对日本高负债、低增长、深度老龄化的结构性困局，其竞选承诺一直无法兑现。受巨额财政赤字刚性约束，减税政策一再搁置；叠加日元持续贬值、物价长期高位运行、实际薪资增长停滞，日本民众生活成本不断攀升、获得感持续走低，社会不满情绪累积叠加。
民生治理举步维艰同时，日本军备扩张却快马加鞭。2026财年日本防卫预算突破9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3866亿元），连续14年刷新战后最高纪录，国家财政资源持续向军事领域倾斜，“重军备、轻民生”“重对外扩张、轻对内治理”的施政取向愈发突出，导致财政资源结构性错配、执政公信力透支性消耗、传统保守选民基本盘侵蚀性松动。加之自民党内部派系权斗不止、执政联盟分歧加剧、政治资金争议缠身、公共治理效能偏弱等多重矛盾共振，彻底终结了内阁宽松执政环境，修宪扩军、安保松绑等右翼激进议程遭遇明显内部牵制。
内政治理无力破局，高市内阁转而采取对外示强、炒作危机、转嫁矛盾等策略，但其外交布局也破绽百出、难以为继。为制造安全焦虑、凝聚国内共识，日方持续渲染地区紧张局势，频繁在台海议题上发表危险言论，捆绑美日同盟、放大同盟威慑，不断拓宽武力介入周边事务的法理空间与操作边界。不过，这套刻意造势、蓄意对抗的投机外交，反噬效应持续凸显、代价日益沉重。对华对抗加剧经贸摩擦、推高产业运营成本，日本工商界多次发声呼吁理性对华、稳定双边经贸格局；持续军事松绑与安全炒作，引发周边国家高度警惕，地区互信持续弱化；过度依附美日同盟、深度捆绑美国全球战略，进一步丧失外交自主性，对外政策深度受制于大国博弈，难以形成独立稳定、自主可控的中长期国家战略。高调表态多、务实成果少、实际增量乏善可陈，高市早苗的激进外交正在持续损耗日本的地区信誉与外部发展空间。
内政梗阻、外交承压的双重困局之下，外界难免担忧：作为安倍右翼政治遗产的继承者，高市早苗是否会抢抓执政窗口期，加速复活军国主义？应当清醒认识，军国主义复辟从来不是单一政客、单届内阁能完成的政治重构。尽管日本右翼持续推动军费扩容、安保松绑、话语右转，民意、财政、秩序三道刚性屏障牢牢锁定其军事激进扩张的上行天花板。
其一，民意底线不可突破。军备挤压民生、扩张拖累发展的现实矛盾，让日本国内和平力量始终保持活跃，反修宪、反扩军、反战争的社会民意根基犹存。本次民调“死亡交叉”，正是普通民众对右翼激进路线最直接、最明确的否定。
其二，财政天花板难以突破。日本政府债务高企、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老龄化负担沉重，高强度、常态化、持续性的军备扩张缺乏稳固经济底盘支撑，扩张越激进，民生矛盾越尖锐，执政反噬越强烈。
其三，战后秩序红线不容突破。二战胜利成果与东亚战后国际秩序不可撼动，地区受害国家对日本军事动向保持高度警惕、全程戒备、有效制衡，任何突破底线的军事化冒险，必然遭遇地区国家集体反制与秩序约束。
政客热度总有周期，民意走向还有起落，国家财力终有边界，国际格局常有制衡。从现实逻辑来看，日本军国主义企图借本届右翼内阁执政窗口期“借市还魂”，可谓时机错位、所托非人。不过，也必须保持清醒：日本安保右倾化、话语体系军事化、外交取向扩张化已成势，军国主义沉渣涌动、借势抬头的风险客观存在，国际社会绝不能麻痹松懈、放松戒备。
高市内阁遭遇的执政拐点，印证了一条不变的历史铁律：依靠民粹造势、话术欺骗、军事冒险转移国内治理危机的执政模式，天生脆弱、终难持久。历史洪流滚滚向前，战后秩序坚如磐石。话术伪装掩盖不了扩张野心，舆论洗白颠覆不了历史定论，政客投机撼动不了时代大势。任何妄图借政治风浪复活军国主义、借制度蚕食颠覆战后格局的图谋，都是逆历史潮流、违人间正道的痴心妄想。日本军国主义借“市”还魂，终究是一场注定破碎、无法成真的幻梦。（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亚非发展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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