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子安当时已经六十多岁，他穿着黑色长外套，双手背在身后，表情很克制，脸上看不到太明显的笑意，胡其英站在儿子身旁，神情比丈夫轻松不少，宋伯熊穿着完整的毕业礼服。
让人感慨的是，这张合影拍下后，次年宋子安的人生便走到了终点。
1969年2月25日，62岁的宋子安到了香港，原本是去参加广东银行开幕活动，当天他因脑溢血离世，遗体后来运回旧金山，在恩典大教堂举行追思仪式。
这事放在宋家历史里看，很有点让人唏嘘，宋子安不像家里几位兄姐那样经常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他长期做的是盐务、银行、实业这些工作，离权力中心有一段距离。
在我看来，宋子安这个人有意思就有意思在这里，生在这样的家庭里，想低调其实不容易。
1906年，宋子安出生，是宋家六个孩子中的老幺，比宋庆龄小13岁，1913年，宋家赴日本生活，当时宋子安只有7岁。
一个比姐姐小13岁的弟弟，从小受到姐姐照顾并不难理解，这种年龄差，也让宋庆龄对宋子安多少带着一种长姐式的疼爱。
后来几十年里，两个人的生活越走越远，可这层亲情并没有那么容易被距离抹掉。
宋子安长大以后走的是读书路线，他早年就读上海圣约翰大学，1926年毕业，接着前往美国哈佛大学攻读经济学，1928年6月下旬，他拿到硕士学位。
按一般人的走法，书念完了，收拾行李回上海也就行了，宋子安没有这么走。
1928年夏天，他从美国返回中国前，特意绕到欧洲去看旅居德国的宋庆龄，姐弟二人在欧洲相伴一个多月，行程涉及巴黎、瑞士、奥地利、捷克等地。
这趟旅行看起来没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可我反而觉得它很能说明问题，宋子安刚从哈佛毕业，自己的生活也才起步。
他知道姐姐当时的生活并不宽裕，离开欧洲前，还把自己手头的余款留下，希望有人帮忙照应姐姐的日常生活，这些事不大，却比后来很多豪门传闻更能看出姐弟俩到底亲不亲。
到了1929年，孙中山奉安活动举行，宋庆龄回国，宋子安参与了迎接，并陪同宋庆龄参加相关活动。
在我看来，宋子安在家族里承担的角色慢慢就在这里显出来了，他不是那个站出来作决定的人，更像那个需要陪伴亲人时会出现的人。
1932年，宋家六兄妹又在上海万国公墓为父母修建合葬墓，立碑前，宋子安去看宋庆龄，姐弟二人又一同前往墓地祭扫，并在父亲墓前留下了一张合影。
从美国回来后，宋子安参与盐务工作，曾任松江盐务稽核所经理，后来又任松江盐运副使，参与盐税改革和缉私事务，再往后，他的工作逐渐转到金融与实业领域。
我觉得看宋子安，不能只拿“宋家老幺”四个字概括，家庭背景当然给了他普通人难以拥有的教育条件和社会资源，可资源摆在桌上，怎么用还是个人选择。
宋子安没有把大量精力用在塑造公众形象上，反倒在盐务、企业和银行这些具体工作里待了很久。
1941年，宋子安与胡其英在美国举行婚礼，婚后，两人育有两个儿子，长子宋伯熊，次子宋仲虎，由于生活地点分隔，宋庆龄后来没有机会与这位弟媳见面。
一家人到了这个阶段，已经不像小时候那样能围在一张饭桌边了，有人住在美国，有人生活在国内，见面越来越难。
宋子安1969年在香港病逝后，胡其英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她与华盛顿大学土木工程学教授穆罕默德·谢里夫走到了一起，他是大学土木工程学教授。
这件事我觉得挺有意思，一代人去了美国，下一代、再下一代仍会回到祖辈生活过的地方，看老房子、看家谱、看旧信。
在我看来，这件事给宋子安一家补上了一个很不错的结尾，父亲那一代没有留下多少公开自述，儿子这一代反倒开始翻档案、找信件、整理材料。
很多家族故事就是这样，当事人在的时候觉得都是日常，等人一个个离开了，后人才意识到，桌子里那几封旧信，也许就是历史。
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在北京逝世，按照她生前的意愿，骨灰后来安葬于上海万国公墓宋氏墓地，与父母长眠之处相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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