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地处欧洲腹地的英法德意不同，也与自诩为西方文明棋手的美国不同，偏居一隅的瑞典人从未被期许过传承西方文明火种，更不曾像历史上的纳粹德国或法西斯意大利那样曾自命为古希腊罗马的正统后裔。这份缺席，让他们与西方经典的史诗叙事之间，始终横亘着心理与事实的双重距离。今天的瑞典人谈及去法国、意大利，乃至荷兰、比利时，仍称之为“去欧洲”，仿佛他们的Norden（北方五国）从来就不在欧洲版图之内，至少修辞上是如此。历史上，瑞典贵族和其它欧洲贵族一样也受过古典教育，但古典学从未进入现代国民教育的主流。古希腊在瑞典中学课堂上的存在，几乎只与“民主”这一抽象符号（同时也是瑞典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挂钩；只作为民主的起源地被提及，无关荷马，无关史诗。
史诗之为史诗，其核心使命必然不是播撒民主理念，而是锻造一种集体认同，即“民族性”。从散落的口传故事，到被编订为传世的史诗文本，再到将全部作品归于“荷马”这一作者之名，荷马史诗的成书过程是古希腊民族意识从朦胧走向自觉的镜像。当来自不同城邦的希腊人在这些诗篇中辨认出共同的祖先、共同的神明、共同的荣辱时，史诗便已超越了文学，成为身份建构的基石。正因为史诗承载着如此强大的社会与政治功能，这一模式从古至今被不断效仿。从罗马帝国时期维吉尔摹仿荷马而作的《埃涅阿斯纪》，到欧洲民族国家崛起之际层出不穷的现代史诗，无不如此。
而诺兰的《奥德赛》，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部“反史诗”：它披着史诗宏大的奇观外衣，却试图反过来追问史诗传统一贯歌颂的荣耀与伟大。《奥德赛》原文中有一个很有趣的情节：奥德修斯海上漂流到最后一站斯克里埃（Scheria）岛，被神秘的海洋民族费埃克斯人（Phaeacians）收留。当地举行盛大的竞技赛会时，原本无心参赛、一心只想返乡的奥德修斯却被成功激怒。只因为年轻的欧律阿洛斯（Euryalos）出言讥讽，说奥德修斯虽然从海上而来，却毫无竞技者的模样，反倒更像一个唯利是图的商人（第八卷，第163–164行，王焕生译）：
心里只想运货，保护船上的装载
和你向往的利益，与竞技家毫不相干。
骄傲的奥德修斯不堪羞辱，随即“迎战”，以自己的竞技能力彰显身份，捍卫尊严。
这一情节，连同整个斯克里埃岛，都被诺兰的改编跳过去了。这是一个极为关键、也极能揭示诺兰意图的删节。诺兰显然无意深究荷马笔下那场关于尚武、重商与男性荣誉的博弈。对他而言，“来自大海的人”（people from the sea）更像一个隐喻：他们是走失的人，是迷失方向的文明，是找不到归途的奥德修斯本人（电影中，当乔装成乞丐的奥德修斯终于出现在佩涅洛佩面前时，她惊愕地感叹道：“你就是那来自大海的人！”）。荷马的奥德修斯是为个人的尊严与荣耀而战的英雄；诺兰的奥德修斯，却是为一个迷失于帝国野心的自己反复忏悔的囚徒。
诺兰的电影虽改编自《奥德赛》，却着眼于重新诠释另一部荷马史诗《伊利亚特》所记载的特洛伊战争“原罪”。以往的解读多将战争的起因归罪于海伦的美貌，电影甚至借用了马洛《浮士德博士悲剧》中那句著名的判词：“那张使得千帆竞发的脸庞”（The face that launched a thousand ships）。但在诺兰的改编中，驱动战争的不是海伦，而是希腊“诸王之王”阿伽门农的帝国野心。电影开场不久，奥德修斯（马特·达蒙饰）便向佩涅洛佩（安妮·海瑟薇饰）倾诉：夺回出走的海伦不过是阿伽门农的政治托辞，出兵目的在于瓦解特洛伊对贸易路线的控制权。在诺兰的叙事中，特洛伊战争不再是一场由爱情、荣誉和命运驱动的英雄战争，而是一场围绕贸易路线和海上霸权展开的帝国争霸。诺兰的奥德修斯是这一霸权的参与者、见证者，最终却成为它的忏悔者。而他的忏悔指向的是银幕之外的今日美国。
然而，与一些裹挟着身份焦虑（政治的、种族的、性别的、阶级的）涌入影院、出来后又义愤填膺、口诛笔伐的英美影评人和古典学者不同，大多数瑞典观众观看这部电影时，带入的是另一套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并非要诟病前者；人各有其来处）。荷马的《奥德赛》本就不是北欧人的史诗，诺兰的反史诗也不是拍给瑞典人看的。但瑞典作为一个海洋国家，对大海、航行与海上贸易并不陌生。一个颇有意思的细节：诺兰片中奥德修斯归途中驾驶的船只，正是向瑞典文化遗产组织“维京古道协会”（Föreningen Vikingaleden）租借的。后来协会还因船只在租用过程中受损，向电影方索要赔偿未果。瑞典媒体也屡次关注到了这个电影花边。这个看似无关紧要的插曲，反倒提醒了我：即便荷马史诗属于地中海文明，即便诺兰的《奥德赛》是针对美国现状的反思，海洋所承载的经验却并不专属于这些更“典型”的西方国家。
诺兰片中奥德修斯归途中驾驶的船只，正是向瑞典文化遗产组织“维京古道协会”（Föreningen Vikingaleden）租借的。
自中世纪以来，瑞典的波罗的海东南沿岸便深度嵌入以汉萨同盟为主导的东北欧海洋贸易体系；西岸的哥德堡则是瑞典通向大西洋乃至更广阔世界的重要门户。颇有意味的是，在《奥德赛》（尤其是诺兰版）中不断阻挠奥德修斯返乡的古希腊海神波塞冬，恰恰以青铜雕塑的形象矗立在哥德堡的城市中心广场Götaplatsen，成为这座海洋城市最著名的现代地标之一，象征哥德堡与海洋之间悠久而密切的联系。瑞典作为海洋贸易国的特质，与史诗和电影中所呈现的古希腊世界，并没有想象中那般遥远。
但比这更有意思的，或许不是现代瑞典人与古代希腊人在海洋经验上的相似，而是他们看待“荣耀”截然不同的态度。常常被贴上低调务实标签的瑞典人，并非不知荣耀为何物；恰恰相反，他们似乎早已习惯以一种更轻松、戏谑乃至反讽的眼光审视民族野心：属于瑞典帝国野心的高光时刻，并没有被永久铸造成可供后世膜拜的史诗；相反，它以一种近乎荒诞的方式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位于首都斯德哥尔摩的瓦萨沉船博物馆（Vasamuseet）便是最好的例证。
瓦萨号（Vasa）原本是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Gustav II Adolf）雄心勃勃的海军工程。1628年，它从斯德哥尔摩港出发，仅仅几分钟后便在港口附近倾覆沉没。它甚至没有真正驶出母港，便成为一场帝国野心的废墟。今天，游客来到瓦萨博物馆，面对的不是一艘承载胜利荣耀的战舰，而是一艘因设计失衡、工程失误和对王权荣耀的过度追求而倾覆的精致巨轮。它本应成为瑞典荣耀的象征，最终却成了一座奢华而讽刺的纪念碑，铭记着野心、自负与一场伟大的失败。
这或许正是瑞典人观看诺兰《奥德赛》时一个颇为有趣的潜在视角：他们深知海洋可以带来财富、机遇与交流（瑞典至今仍拥有众多知名的 “出海”企业），也可以成为帝国扩张的高速公路；船只可以承载文明远航，也可以将一个民族的野心送入海底。影片结尾，诺兰为驶向夕阳、流放与未知的奥德修斯和佩涅洛佩安排了一段出人意料的布道式二重唱：“文明将再度崛起。新的黎明终将划破黑暗，届时，我们的过错将又一次被遗忘。”诺兰的天主教情节昭然若揭：原罪与忏悔，被处理为人类历史循环往复的永恒命题。如此看来，诺兰的“反史诗”更像是一种带有传统宗教意味的现代回应。他的叙事语言与视听奇观固然高度现代，但追问的仍是那个古老的救赎命题：当人类一次次重蹈愚蠢的覆辙，我们还凭什么期待黎明会如约而至？
而世俗化程度更高的瑞典人（瑞典的宗教信仰率在西方国家中遥遥落后），似乎更愿意将荒诞的“伟大”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再退后几步，始终与它隔着一个难以消解的反讽式安全距离。他们的国民意识总在主动远离伟光正的宏大叙事：一方面，这与他们国民性中的Lagom特质（恬淡自守的小国寡民心态、不偏不倚的北欧式中庸）息息相关。但更根本的，或许是一种基于历史经验的自我保护：他们曾亲眼目睹同属日耳曼族群的纳粹德国，如何被帝国的野心吞噬于欧洲的烽火之中，而那种野心当年正是被具象化为一场对古典宏大叙事的复兴与再现。用“围观”来形容瑞典人观看诺兰新片的姿态，恰恰契合了他们一种颇为典型的文化心理。
王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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