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个日夜后,
山城等回了“新华旗帜”
重庆寻访报道组:杨志辉 高萌钰 姬传涛 曹宇昂 实习生: 卜言庆 杨宇飞 王添懿
重庆寻访记者团
当年,新华日报因何撤离重庆?撤离后还有报人留守吗?几年后,这支党报队伍践诺回归,山城人民为何欢呼雀跃?
七月重庆,雾锁山城。新华报业全媒体寻访记者团带着这些疑问,穿行于一个个历史坐标:从化龙桥新华日报总馆到白市驿机场,20多公里,是当年新华报人诀别山城的撤离之路;渣滓洞与白公馆,相距1公里,是残害革命者的罪恶地狱;海棠溪渡口和储奇门,一江之隔的直线航道,是新华人阔别千日的归途……战斗、撤离、蛰伏、归来,回望那每一段征程,“新华方面军”的旗帜,都在巴山渝水,在民众心里,高高飘扬。
1947年2月28日《新华日报》
“重庆,我们一定要回来的!”
盛夏时节,重庆西南近郊的白市驿机场青山环伺、碧草翠拥。寻访团在西部战区空军某旅干部潘增亮陪同下登上塔台,一条南北走向、长2000多米的混凝土跑道尽收眼底。“这里原先是泥结碎石跑道,当年撤离时的飞机就在这里起飞。”潘增亮介绍。这座承载抗战记忆的重要军用空港,正是1947年新华报人挥别山城、战略撤离的历史发生地。
1984年以前白市驿机场的指挥塔台 重庆机场集团供图
1947年3月8日至9日,中共四川省委及新华日报在渝人员,在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等领导人的斡旋下,在此安全撤离;而9天前,这些同志还处在国民党当局以“保护”为名的武装监禁中。
1947年2月,莱芜战役大败,国民党当局恼羞成怒,将怨气对准了西南的红色舆论阵地——《新华日报》。
2月28日凌晨,天未破晓,大批军警特务倾巢出动,突袭曾家岩、化龙桥总馆、民生路营业部等地,以“保护性看管”为名实施武装围困。危急关头,报馆同志埋藏电台,烧毁秘密文件。
威逼、恐吓、利诱,轮番上演。特务们举着机枪嘶吼:不交代、不叛变,就送你们去集中营、活埋坑;转头又抛出安家费、路费,妄图瓦解革命者的意志。整整10天被武装围困,新华报人没有一个低头,没有一人泄密。
羊村(原名邓其祥)是在党的新闻战线成长起来的一名地下工作者,曾两度在新华日报工作。“我父亲当时被关押拘禁,后经我党领导人交涉营救,才撤回延安。”新华日报西南版记者站站长羊村后人羊小于说。
查封当日,防空洞内的印刷机仍在轰轰作响。在敌人的严密监视下,工人们抢印最后一期报纸。时任报馆经理于刚在回忆文章里写道:我取出一张当天报纸珍藏在身上。以后经过吴老的多次交涉,决定由王育平等同志负责把《新华日报》从创刊号到这最后一期全部装箱,带回延安,交给了党中央。
至此,一段辉煌的新闻传奇按下暂停键。1938年10月25日至1947年2月28日,3049个日夜,中共中央南方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在重庆总计出版2945期。
翻开这最后一期报纸,社论《剥开皮来看》等内容详细记录了国民党在各个战场连吃败仗、蒋介石独裁统治大势已去的情况。1959年6月,这张“终刊号”原版报纸被吴玉章捐赠给中国革命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成为国共谈判破裂的实物史料。
西部战区空军某旅干部向记者介绍白市驿机场的跑道方位 曹宇昂 摄
查封拘禁10天间,“如何撤离”成了董必武、吴玉章等领导人日思夜虑的问题。国民党当局借口“飞机不够”,只打算派2架美军运输机,于3月8日送吴玉章和省委相关同志回延安,报馆130余名同志则由国民党用军用卡车直送河南新乡前线。但川渝沿途关卡密布,陆路转移极易遭遇截捕,风险难以估量。
“必须至少再添4架,我一定要和大家一起回去,否则我绝不走!”吴玉章反复与国民党重庆当局、美国驻重庆副领事布德交涉。经过多轮拉锯谈判,最终敲定了5架运输机,实现全体工作人员及家属一起从白市驿机场撤离。1947年3月9日清晨,最后一批成员登上飞机,大家挥手作别并立下誓言:“重庆,我们一定要回来的!”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新华日报撤离后,还有报馆人员坚守重庆战斗吗?
“当然有!”重庆红岩革命历史文化中心党委书记、重庆红岩干部学院院长徐光煦给出了明确答案。
早在1946年11月,党中央就发来应变指示。吴玉章筛选报社骨干留守山城,几经斟酌后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留下来的同志,都是很好的种子,留下来会开花结果的。这番论断,预判了白色恐怖下新华火种持续生长的力量。
歌乐山细雨绵绵,渣滓洞牢房狭小阴暗。记者在展板上仔细寻找,发现了多位新华报人的身影:胡其芬曾任报社英文翻译,转入地下妇委开展群众工作,遭叛徒出卖被捕,酷刑之下始终坚守党的秘密;发行员高明遵照报社部署秘密代销党报,后因“九二火灾”牵连入狱,牺牲于歌乐山松林坡;蓝蒂裕是《红岩》中“蓝胡子”的原型,常年奔走码头发行《新华日报》,秘密组织工人运动,33岁壮烈就义;曾在重庆新华日报当推销员的岳德明,创办“人间出版社”“前进书局”,宣传进步思想,牺牲时年仅28岁;艾文宣长期在报社从事新闻宣传,后转入华蓥山区组织武装起义,入狱后牵头成立铁窗诗社,以诗文鼓舞难友,在1949年11月27日国民党反动派对囚禁的革命者进行的大屠杀中壮烈牺牲。
白公馆内的《挺进报》 杨宇飞 摄
除此之外,1945年入职报社的何忠发、常年为党报撰文抨击反动统治的邵文徵、因向《新华日报》投书揭露黑暗被捕的狄文海,以及数名挺进报的工作人员也被囚禁于此。“《挺进报》延续着新华精神。”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南方局研究室一级调研员简奕说。
细雨漫洒白公馆青石台阶,展厅内的油印小报——《挺进报》静静陈列。1947年7月,《挺进报》应运而生,陈然、蒋一苇等一众长期受《新华日报》思想熏陶的进步青年,接过宣传火炬,依托从香港转运来的新华社电讯稿,手工刻印小报、秘密传递。《挺进报》以地下小报的形态,担起新华日报撤离后的舆论斗争重任。
“后续,挺进报组织因叛徒出卖而遭到破坏,参与办刊、联络的地下党员相继被捕。包括新华、挺进报人在内的被囚革命志士,在遭受残酷迫害与生死考验下深刻反思地下工作、组织建设、党员教育等方面的经验教训,结合多年对敌斗争所见所感,共同总结形成极具警示意义的‘狱中八条’。”重庆红岩革命历史文化中心协同研究部科长郭亮介绍。
《新华日报》西南版第一期
“《新华日报》和‘狱中八条’都是我们党性教育的珍贵教科书。《新华日报》在1941年至1943年间,大量报道了延安及各抗日根据地的整风运动经验,‘狱中八条’第七条也提出‘严格进行整党整风’,时至今天依然有着重要意义。” 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蔡斐说。
“《新华日报》回来了!”
重庆南岸区海棠溪码头,与对岸储奇门隔江相望,直线不过800米。77年前,新华报人就是通过这条车渡航线过江。
市民给记者指明海棠溪码头位置 卜严庆 摄
1949年12月4日,随解放军入川的新华先遣队抵达海棠溪渡口,其中包括原《新华日报》的办报人员邵子南、刘瞻、徐君曼、曾岛、羊村等同志。千个日夜前“一定要回来的”誓言,即将兑现。
“父亲一生两度投身《新华日报》事业。白色恐怖时期,他潜伏重庆、坚守舆论阵地,历经磨难却初心不改、信仰不变;新中国成立后,他听从党的召唤,随军南下,重返重庆复刊《新华日报》。”羊小于说。
当年,在等候渡江间隙,美术干部李少言、苏光想要制作一面《新华日报》旗帜。沿街群众听闻是重办《新华日报》,主动伸出援手:诊所店主摘下白色门帘赠作布料,裁缝放下活计帮忙裁剪,竹贩无偿送来长竹竿……不久,这面旗帜就在进城的车辆上高高扬起。
“我父亲当年就在车上。过江时,他们把《新华日报》的横幅展开。车队过储奇门时,老百姓欢呼起来:《新华日报》回来了!”新华日报西南版原编委殷白后人张小航说。
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胸章
重庆人民为何如此欢迎《新华日报》归来?
蔡斐解读为“以报识人”——一纸《新华日报》,就是人民心向真理、心向光明的无声宣言。《新华日报》最早提出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这份报纸深受欢迎,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始终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
1949年12月10日清晨,山城街头,报童开始重新叫卖《新华日报》。第一期大篇幅报道西南解放;第二期刊发《“中美合作”杀人所》,揭露白公馆、渣滓洞真相。
之后,从报道重庆剿灭匪患,到鼓舞百业恢复生产;从开辟《新华文艺》引领风尚,到宣传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作为中共中央西南局机关报,《新华日报》西南版继承此前重庆9年办报经验,延续开门办报传统,建立读者信箱、群众座谈机制,广泛吸纳各方供稿,打通舆论监督与政策宣传双向渠道,形成统筹川、滇、黔、康全域,兼顾建设宣传与群众动员的独有办报特色。
新华日报西南版记者采访通行证
“《新华日报》传承红色办报传统、扎根群众,不仅完成对广大群众的思想启蒙,更奠定了西南地区党报事业发展的基础。”郭亮表示。
“新华报人掌握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克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紧密联系群众,以新闻报道讲真话实话,将报纸办得很有特色。”新华日报西南版编辑彭雨后人彭华民告诉记者。
1954年,伴随西南大区建制调整,历经1726个日夜,出版1682期报纸,《新华日报》西南版完成了历史使命。全体采编、发行、后勤骨干分批调配至《重庆日报》《四川日报》《西康日报》等西南各地新闻阵地,将红色办报传统、优良采编作风传播四方。
与此同时,千里之外的南京,《新华日报》作为江苏省委机关报稳步发展,在社会主义建设浪潮中赓续初心使命,开启了“新华方面军”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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